正当一场因"华南虎照片"的真伪而引发的官方信誉危机冲击网民的神经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落下帷幕的时候，我的神经也遭遇了一次不小的冲击；那是因为我在网上读到了知名建筑艺术研究专家萧默的《〈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而瞠目结舌，而茫然不知所措。
事情须得从头说。去年夏天，我在兰州，某一日去广场逛书城，在书山学海中发现了高尔泰写的《寻找家园》。高尔泰先生是我久已仰慕的名人，因此即可拿起书，站着翻看了几章，感觉很不错。想买，却对那书价不大服气。于是决定还是在网上看吧。
高尔泰是著名画家、美学理论家，他的美学观点我很认同。我没有想到他的散文随笔竟也写得韵味十足，文笔才情都属顶级，更何况他的文章格外有生活内容。《寻找家园》可以说是高尔泰的回忆录，那里面关于反右、大饥荒、文革的纪实，字字血泪，行行悲情，当现如今整个民族在迅速失去集体记忆的时候，这本书"拒绝遗忘"， 足可以做历史的见证，因此弥足珍贵。《寻找家园》中有不少涉及兰州、酒泉、敦煌的纪事，我读起来如临其境，须知那些地方我很熟悉，因此我读得津津有味。
事情又得再从往昔回忆起。
记得是一九六九年秋天，我参加完县上的"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交流会"——我完全是滥竽充数。回公社途中到了敦煌，顺便去参观莫高窟。那时的门票是一角钱。
进了莫高窟的大门，首先却是一座临时搭建的"三反分子常书鸿罪行展览"棚，进去转了一圈，到底是美术人才荟萃之地，罪行展览图文并茂，有声有色。从那展览棚里出来，在林荫小道上，我看见一个人伛偻着身子，拖着大扫把一下一下地扫路，后背身上一块布上赫然书写着"三反分子常书鸿"三个大字。莫高窟后来我进去过不下十次，每次看洞窟都并没有给我留下印象，印象刻骨铭心的就是这第一次的常书鸿的背影。
听说知识分子麇集之处，内斗厮杀格外惨烈，非置对手于死地不可。莫高窟里的两派鏖战，因为我们是邻县，听到的不少。我第一次去那里所见的情景，也足以佐证。
第二年年我回到县中学任教。大概就是那时，县上请莫高窟的画家来画巨幅政治画，请的正是高尔泰。他特立独行，是出名的怪人，典型的魏晋名士作派。他在我们县上的那几天，经常是破棉袄往身上一裹，腰间用草绳一拦，就这形象，大大咧咧，进出县革委会大院，逛大马路。传达、厨师、服务员常因为他形迹可疑，而要多问他几句，他也不以为忤。我只是远远地见过他的身影，无缘接近他。
八十年代初，他到了兰大，很快又去了川大，他的美学论文正是这期间我拜读的。他的观点比吕荧还要主观些，当然被列为"精神污染"和"自由化"而遭受批判，但我却因此而确信美不是客观的，而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心灵里所唤起的主观情感。八十年代学术界很涌现了一批学术功力深厚的学者和极有深度的学术成果，高尔泰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九十年代后学术界的苍白、虚假、浮躁、干瘪，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我从兰州回到重庆后，赶快在网上查找《寻找家园》，但只找到该书的前半部分，我最想读的内容却竟告阙如。而且如我所料，《寻找家园》的出版大获成功，读书界好评如潮，一个被人们滥用的字眼"震撼"，用在读了此书的读者身上，才是恰如其分。从网上我也得知高先生最后去了美国，在那里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我深感欣慰，为这位从夹皮沟里逃出来的幸存者祝福。
近日浏览网上，看到高尔泰当年的同事兼朋友"萧默"有大作《〈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发表，我自然要拜读。没想到结果是我的精神几乎因此崩溃。萧默的文笔相当优美，态度也十分坦然，也很客观。他对高尔泰的才华横溢非常推崇，予以充分肯定。他只是指出高尔泰在他的回忆录里刻意回避的事情：高尔泰在文革中对朋友的出卖！
在我的认为，人最可恶最卑劣的行为就是出卖和欺骗，因为不仅污辱了受害人的人格，甚至也污辱受害人的智商。当然要对"出卖"给一个恰当的定义；我的定义就是：弱者为了利益而把同样的弱者朋友亦即无辜的人的私密言行偷偷摸摸地告发到强权者那里，使这无辜的朋友遭遇灭顶之灾。——检举腐败分子和扭送刑事罪犯不在此列。
我是相信萧默先生的叙述的，并非自己没有主见，听风就是雨；以自己的阅历，这点判断力还是有的。高尔泰的人格是分裂的，当然，大多数人都有人格分裂的现象，只是他的分裂太异乎寻常，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产物：一方面对权力者有居高临下的蔑视，"我向您低头，但我内心卑视您！"一方面却将朋友私下的"反动言论"揭发给权力者，作为保障自己安全的交换条件，求得权力者对自己高抬贵手。
高尔泰把同事朋友揭发给组织的不良记录，据萧默文章记述，并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个人，而似乎是老毛病了，甚至甘肃师大美术系青年教师陈克俭在文革中被迫自杀，也与高尔泰的添油加醋的揭发大有关系。而高尔泰在《寻找家园》里写到过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时，就吃够了被他人揭发的苦头。揭发、出卖、告密，这真是太可怕的行为！文人的无行，莫此为甚！
其实高尔泰的如此人品，即危机临头，赶快出卖他人以自保，在中国相当普遍，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鲁迅直斥为"文人无特操"，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这国民劣根性事出有因。中国历来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对民众视如草芥，极端蔑视老百姓的生命尊严，这在世界民族之林绝无仅有。两三千年里列朝历代的极权统治者用恐怖的刑法——灭族、凌迟、车裂、砍头、抽筋、剥皮等等，用血腥杀伐制服人民，老百姓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沉冤莫白，含冤难伸，只能服服帖帖，天长日久，也就将卑污的品性种植在国人心灵里，而谬种流传。人民被杀怕了，整怕了，于是就有叛卖，一有风吹草动，人人成了惊弓之鸟，怕被他人叛卖，自己抢先一步叛卖，遂成恶性循环。这也是中国人变为一盘散沙的主因。于是鲁迅就说："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因此我以为不可鄙视高尔泰这个人，但要鄙视此种卑污的品性。再说高尔泰的出卖朋友，适逢文革狂暴时代。他一个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人，神经必然是脆弱的。夹边沟里劳改的右派，领受着铁拳专政，更被饥饿逼得活活饿死，不死也疯狂，人性完全崩溃。高尔泰在这活地狱里九死一生，他的精神心灵，岂能没有阴影？文革的风声鹤唳，他做出卖人的勾当，合乎他的生活逻辑。
何况文革，以人人服膺的"最高原则"名义的为非作歹遍及全国，——只要宣布目的是革命，是捍卫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毛思想和毛路线，那么什么行为都是合理的，抄家、批斗、酷刑，很正常，"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场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何况高度化政治社会还有"深层语言"的指挥和主导——对领袖的话语，必须有特别的革命的悟性才能趋福避祸。当领袖号召采取"革命行动"时，那就是放手打、砸、抢；当领导号召群众"大胆提意见"时，那就是要人们放声歌功颂德。如果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没有揣摩领导心理的特异功能，就照字面意思理解，自以为奉献赤诚之心，提建设性意见、说心里话，结果却是遭遇重拳打击。整个社会是扭曲的，人格也被完全扭曲。出卖人，是革命；六亲不认，是高尚，除了少数坚持独立思考的优秀人物之外，芸芸大众，心智俱已混乱，指鹿为马，习非成是，谁没有被卷入那卑污的大酱缸？身在这样一个环境，夹边沟劫后余生的高尔泰的不齿行为，人们如何忍心斥责他呢？
这里我也说一件自己羞愧难当的事。文革时，我所在的城市有三大派造反派，为誓死保卫毛领袖的共同目的而相互斗得不可开交。最后大军区给毛的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称打砸抢很厉害的那一派（主要是中学生，特点是腰杆子硬、拳头也硬）是"革命左派组织"，我们大学生为主体的是"群众组织"（特点是笔杆子硬），另一派是"革命组织"（特点是拳头硬），报告要求以"革命左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毛在该报告上批示曰："所见似有理由"。于是一言定乾坤。贯彻下来，我们"群众组织"变为"老保"，即刻作鸟兽散，或者反戈一击，参加革命左派，咸与维新。因为在"深层语言"里，"似有理由"就是绝对正确，"群众组织"就是保皇派，"大联合"就是消灭其他两派。可还有很少数人书生气十足，还在咬文嚼字于字面意义，认为不该对"群众组织"采取赶尽杀绝的态度。我也跟着他们摇旗呐喊。某日在校园内举行集会，忽然一大群中学生手提皮带棍棒从天而降，集会者见势不妙，抱头鼠窜。混乱中，枪响了，一女中学生中弹当场毙命。"枪一响，性质就变了"，驻校军宣队的团长如是说，他当即宣布戒严，声称凶手绝对是集会的组织者蔡子白，必须捉拿抵命。真正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我们几个同学掩护蔡子白从校园墙头翻出去，送他上公交车跑了，蔡说他回老家。我自认是无名小卒，又愚蠢地返回学校看热闹。戒严后的校园恐怖异常。白天没有捉到凶手，当天晚上进行拉网式大搜查。夜幕下，一拨一拨的初中小屁孩挥舞着皮带，驱赶大个头的大学生到大饭厅接受盘查。虽然因为我班某同学的弟弟是搜查者，他放过了我们，我们免除了一顿皮肉之苦；但不知是何人告发了与蔡子白过从甚密的所有人，于是我和另一名物理系的学生王某被带到军人那里，在我们嘴里一无所获后，他们喝令我俩给搜查队带路，去城里市区的陈某和路某家捉拿蔡子白。我很害怕，心里慌乱，不敢反抗，乖乖地听命当带路人。虽然心想抓蔡会是扑空一场，可是无论如何把陈路二位朋友的家指给抓人者，也是可耻行为，形同叛徒。就这样，我和王某被一班如狼似虎的人押上坐吉普车，深更半夜闯入陈、路两家搜查，我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开枪真相很快传了出来，原来一中学生拿着他父亲（是驰名海内外的"筑路将军"）
的手枪冲上大楼，乘兴朝楼外放了一枪，不料却是同一派的女同学饮弹倒地。军宣队不作声了，捉拿凶手蔡子白不了了之。一时之间，本来就不服气的老保们把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出来，人人争相舞文弄墨，发泄一腔腌臜气，对造反派打死自己人、又嫁祸于人、又东窗事发的整个事件嬉笑怒骂，幸灾乐祸，插科打诨，大快人心，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以至于拿死者大开玩笑。
那时我们这些快意者没有人想到一个豆蔻年华的生命如此消失是多么可悲可叹，没有人去想失去女儿的父母的痛苦与哀伤，没有同情，没有恻隐。文革一年多的血雨腥风，人们已经变得残酷、麻木。这就是文革！
数十年来，我每每想起那天晚上带路抓人的事，心里就不是味道，很是苦恼。仅仅是我受了屈辱吗？不，给抓人者带路，是狗腿子，是背叛！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给自己设问：为什么不能像电影里的英雄那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唱《国际歌》、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自己也说不出答案，有时也想，我这与出卖人不同吧？然而要说是不同吧，却又总是于心不安。我只好承认，我是凡夫俗子，是卑微者。在乱糟糟的世道里，在淫威之下，我们能以极快的速度选择苟且偷生，逆来顺受，然而当应该忏悔、道歉、反思的时候，我却扭扭捏捏，磨磨唧唧。有时的所谓反思，也仅是安慰一下所谓良心而已。我也知道，很多在文革中做了错事的人，很是后悔，但却闷起头不作声，只在内心苦恼，只因为爱面子。
中国人爱面子。而面子，总是给别人看的，在很多情况下它意味着自欺和欺人，那是低级情愫。反之，勇敢地诚实地正视自己的灵魂，这也就是人性所要求的自我尊重，亦即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它是一种高尚精神境界。可见面子和尊严，有云泥之别。写过《中国人气质》的史密斯说，"中国人所缺少的不是智慧，也不是耐心，不是实际性，也不是乐观精神，这些品质，他们是非常突出的。他们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善哉！斯言。
亮出自己的丑陋对我们爱面子的中国人来说，太难。然而为了自己被玷污的尊严恢复过来，也只有把所有的丑陋亮出来，让它毫发毕露尽显，这也是拯救我们灵魂的唯一之策；而人人亮出丑陋，文革的丑陋也才能晾晒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令后人不寒而。这是避免悲剧在华夏大地重演的不可或缺的工作。
高尔泰先生应该有同样的苦恼，一个人不可能忘记他的对不起良心的事。我想他身到异国之后，时过境迁，受伤的心灵总会渐渐抚平。晚景怡然，于是著书回忆往事，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回忆录里把当年的不齿行为和盘托出，表示对受伤害者的道歉，也作为对文革的控诉，给自己一个精神轻松和良心的解放，然而他却选择了刻意的回避。这不能不使敬仰他的人感受到了智商的被嘲弄，我呢，也为此怅然若失。
我的确感到遗憾。因为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将因此而大打折扣；而且我相信，高尔泰先生的心里因此而将存在大苦恼，这苦恼将永远折磨他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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