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中，雨果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如果不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有意的歪曲，雨果作品本身呈现出的意义——它的强烈的倾向性和批判性，一定程度上而言它可以是当之无愧的。尽管作为诗人的雨果，其作品基本为一种浪漫特质。他是“浪漫主义”的大师，而不是“批判主义”的大师。这也应该是读者理解雨果的基本出发点。
雨果是以诗歌在法国文坛出道的。他基本上是一个诗人。我们认识和了解雨果也便只能从此开始。从他早期的抒情诗集，到后来给它奠定了世界文坛声誉的如他的主要作品如《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海上劳工》、《悲惨世界》等，莫不带有抒情和浪漫的成分，莫不带有他早年诗歌的迹痕。它不象巴尔扎克那样主要是一种对现实的剖析因而更具“真实性”，他的长篇小说，不管是《巴黎圣母院》还是《悲惨世界》等作品，其抒情和虚构的成分大于它的现实性。
雨果的浪漫主义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法国当时的社会基本现实之上。批判社会丑恶，同情弱者，关心“弱势群体”，对真善美的褒扬和对美好未来的期望，是贯穿雨果作品的红线。在广为人知的《巴黎圣母院》里，雨果便通过对中世纪巴黎社会生活的描述，特别是对神权和王权及由此所带来的假丑恶的揭露批判，透露出他的自由思想和初步的民主意识。
《巴黎圣母院》象一篇结构宏大的叙事诗，体现出雨果作品的基本特色。虽然就体裁而言它是小说。拿我们今天的对小说的标准来衡量，《巴黎圣母院》在结构上或许不尽成熟，这种高屋建瓴的视角和全景似的场景描述，是过去古典作家的的经典手法。雨果与一般古典的作家的区别在于他是诗人情怀来统领全局，呈现出浓重的抒情和浪漫成分，而使读者情绪张扬激动。了解中世纪的法国，一定程度上了解中世纪的教会和王权（乃至了解中世纪的宗教建筑），《巴黎圣母院》给人们提供了一定的文化意义上的参照。尽管《巴黎圣母院》在这方面不一定是最全面的，但却是形象而可触摸的。
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从诗人的极致情怀出发，不少古典作家在对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和描述中体现出的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对立和不可调和，也是雨果小说的基本立场和思想特色；爱憎分明而不妥协，截然对立的社会和“阶级立场”，使雨果的作品呈现出一种“革命性”。这种革命性在他后来的后来的作品里得不断得以从不同的角度的阐述。
“革命是人民的节日”。它经典的概括了法兰西革命的特质。雨果作品这种包含着自由民主意识的“革命性”一直是后来法兰西文学的不朽主题，也是法兰西精神的内核。从巴黎公社的革命到后来的无数次政治的和社会的“即兴运动”，人们都可以在雨果这里找到“同情”和基本出发点。当然这并不是说雨果是一个预言家，但至少作为作家，雨果对后世自由文学乃至自由文化的价值便体现出来了。
雨果对“革命”的认识同样带有古典作家的缺点或者肤浅— —这本来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文学命题。离开了对“革命”之所以发生的最基本层面的社会描述和分析，即使充满了“革命”激情，这个“革命”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是显得有些不着边际的苍白。不管是大革命还是后来的反对封建专制的历次革命，自有它政治的和经济的乃至文化的深层次原因。
“物质的繁荣我们需要，意识的崇高我们坚持。”格兰古瓦者流的诗人似的牢骚并不是革命的战斗的口号（《巴黎圣母院》）；穷人冉阿让历尽劫难，浴火重生，最后功成名就，做了好人，这在现实中并不是没有可能，然而作品中的诸如此类的描述并不是完全使人信服。这里多的是诗人的绝对，少的是小说家的冷静和客观，以及全面。
与巴尔扎克同时代，雨果的作品同样是我们理解当时法国的重要参照，然而主要的，我以为雨果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种人道主义和对“人的关怀”。“人道主义”这个二十世纪才得以真正发扬光大的文学主题，在十九世纪的雨果那里便开始了。这是雨果的作品至今仍具世界意义的价值所在。是至今仍会对我们感动以及有所震动的原因（如《九三年》等）。雨果的人道主义当然也带有十九世纪古典主义的特征，带有诸侯经济时期的地域偏狭，带有前工业社会的文化不确定，雨果作品的“人道”还没有形成“主义”。然而这也是我们不能苛求雨果的了。
然而矫枉过正，当“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世界开始勃兴的时候，雨果作品中的“革命性”却成为了后来20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滥觞，在苏联和中国，雨果作品中的这种“革命性”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已经不是雨果了，更不是“革命的”雨果。就象“社会主义文学”奸污了无数作家和作品那样，在中国，雨果也被奸污了。还雨果一个清白，现在正是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