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10 月 22 日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向“胡温”政府发表长篇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总计4万余字。该信前半部分历数中国经济政治弊端、强烈呼吁政治改革，另有台湾问题及其对策……后半部分是汪本人的简要经历和觉悟历程；由此引出其当前经营的项目（污水治理）仍然无法逃避“体制”、“制度”的制约，于是忍无可忍而不得不大声疾呼：“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必须走民主宪政之路！”（引自《公开信》）。并警告：如果“胡温”不主导中国的“政改”，那么“我们希望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出现中国的叶利辛！”（《公开信》）。《公开信》的末尾显然是一则广告：“我写这封公开信的个人目的十分明朗，我可以向全社会公开。即：把我自己推销出去！让有眼力的投资家了解我，认识我，因此与我联袂合作……”（《公开信》）
真不愧是企业家写的政论，最后又拐到“经营”上面了。试想现在的广告铺天盖地，“稻草变金条”！可是有多少人信其为真？遭人视而不见的文字垃圾究竟有多少？而汪先生的《公开信》如在沉闷、压抑的环境中爆响的惊雷，顿时吸引了海内外的目光而令人瞩目，而紧追其后的广告产生的效益当然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汪先生真是大聪明！不过民间有言：“聪明反被聪明误！”在此笔者并不是讽刺汪先生的诡计，如果他没有国家民族大义就不会“以卵击石”；但是此行为的弊端却不是“汪”轻易可见的，从《公开信》中笔者窥知其对自身行为的后果缺乏恰当的预见和必要的心理准备。
从汪先生发表《公开信》至今已两个多月了，中共并没有对其“采取措施”，“汪”的“自由”可以说明问题。行文至此，笔者想起2005年末高智晟律师向中共高层写出三封公开信，其被监视、骚扰终至被捕入狱历时二百多天，是高律师不断抗争的结果；而“高”的三封公开信要比汪先生的此篇《公开信》的措辞严厉得多！我不知汪先生的“下一步”如何打算，估计不会象高律师“走得那么远”；因此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麻烦。仅就汪先生目前的《公开信》而言事情绝不会以中共的装聋作哑而结束，否则就不可能有本文的缘起了。
在此引述《汪兆钧在北京遭遇莫名其妙的变数》（汪兆钧）一文的头一段。【人民报消息】我们原本定于12月21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商务中心会议室召开一个题目是：“汪兆钧：‘大规模创建污水处理、中水回用达标工程网站’开通新闻发布会”。一周前向饭店预定，并在开会前两天，收到饭店的文字确认函。就是说：这个会议是定的，开会地点的手续是完备的。可是在开会前一刻钟，当我走向会议室时，在走廊上我的助手和饭店经理就迎上前来，饭店经理：“很抱歉，你们开会有批件吗？没有批件不能在这里开记者会！”
如果说中共小肚鸡肠、寻机报复，那么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果汪先生愿意不断地把自己遇到的“倒霉事儿”公开，那么以后还会有令其莫名其妙的事情出现……总之汪先生与政府的接洽将更为困难，“汪”的合作伙伴也会越来越少；他终究会明白有人在暗中“搅和”而使其无所作为。道理很简单，当局不会漠视汪先生先盈利后成为“中国的叶利辛”或“汪”用其“利”资助“叶利辛”；“汪”的生意会较其《公开信》之前更难做，“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家”（《公开信》）只能在梦中实现了！
事实上“胡温”的心思根本就不在中国的“民主”，已有的和汪先生将面对的事实就该让人明白当局却在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中共已如惊弓之鸟，草木皆兵，畏民为大敌，把一切潜在的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是他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笔者确信这当然是“六.四事件”给当局的经验教训；再有重大的政治危机出现，“胡温”是否还能够坚决镇压并且行之有效，我想连他们自己都缺乏自信心。那么当局为何对“民主”谈虎色变？其实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政改”不同于“经改”而百害无一利（对中共而言）。“经改”是中共用手中的权力自己先富，牢固其统治基础，提高对人民反抗的压制能力；有此等“大利”再由邓小平主导，因此再难也能行得通……而“政改”是中共让权分利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搞不好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引发“反共”革命风潮，而被人“革命”的后果，当局当然明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因此中共高层不会出现叛徒；不过没有“政改”中国的现实弊端就无法消除，所以又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试图改善“党”的领导结果却意外地把中共搞垮。但是真正的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中国记者时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 不要搞什么‘民主化’, 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 改革时期, 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 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 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 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 就会出现混乱, 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引自《环球人物》2006年第五期《戈尔巴乔夫后悔了》一文）那么有此前车之鉴，中共高层还会出现类似的傻瓜吗？
中共“十七大”之前有人倡导民主、有消息灵通人士则提前泄露天机——“政改”。对“倡导”笔者理解并支持；对“政改”本人嗤之以鼻而从未当真，不过是“狼来了”的炒作而已，对有关的传言笔者曾撰文批驳。“十七大”前夕“政改”煞有介事，令我的自信开始动摇；不过笔者更愿意接受如此事实：“胡温”能够动真格的，给隐晦的中国政界带来一线光明。如今一切均已尘埃落定，事实胜于雄辩——我是正确的！就是说在未来的五年（“胡温”任职）内不出意外，当局在政治领域无意创新而维持在“踏步”的状态，一切“政改”的期盼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实已经而且将继续证明企盼中共施舍“政改”无异于与虎谋皮的痴人说梦！
那么中国民主的真正源动力究竟来自于何方？“铁律”告诉我们古今中外的专治统治者都不会主动退出政治舞台，是人民革命的洪流将其冲垮，“民主”是人民革命、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仅以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为例，其在“革命”的潜在压力之下拟定了“君主立宪”却不断拖延、无可奈何拿出来的还是自欺欺人的“宪政”；因此人民大众忍无可忍才爆发了“辛亥革命”和对之的积极响应，终将“大清”彻底埋藏！而在“戊戌变法”（1898年）失败之后，“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拒绝日本友人相助而流亡日本。谭嗣同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摘自《百度百科》谭嗣同）谭嗣同壮志未酬、英勇就义！同理，谭嗣同的“血”还应该让今人醒悟：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力是在与专治集团斗争中流血牺牲赢得的而没有其他的坦途……
据最近的《亚洲周刊》报道：“近十年来，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迅速增加，一九九三年中国共发生八千九百零九宗，此后始终保持快速上升趋势，一九九九年总数超过三万二千宗，二零零三年达六万宗，二零零四年七万四千宗，二零零五年八万七千宗，上升近十倍，其中农民维权占三成五，工人维权三成……”以上的事件大多还处于零散、小规模的经济维权的水准，这是一个民怨积累的过程；不断增加的事实会让更多的工农大众明白中共政权是以压制绝大多数中国人为基础而存在的，此基础必然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动力。但是仅此还不能形成有组织的、强大的政治势力而有能力向当局提出民主要求；因此就必须有高瞻远瞩、舍生取义和极具领导才能的民主革命家的加盟，这样才可能形成与中共抗衡的政治团体……受压迫的大众和民主革命家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大众”则群龙无首，唯有“革命家”则势单力孤；二者结盟必然是中共的掘墓人！
如今民怨已基本形成气势，只待领袖人物的振臂一呼；正所谓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因此当局惶恐不安，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控制住“将才”，将星星之火扑灭。从目前的“太平”看中共还算措施得力；不过毋庸置疑中国的民间反抗力量正在默不作声中心领神会，或许人民大众需要一个契机（导火索），中共将“于无声处听惊雷”！
2007-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