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中国网披露一则消息，称山东省临沂市中级法院27日对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受贿案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何闽旭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是短短两年间，继王怀忠、王昭耀之后安徽又一个因贪污受贿而受到惩处的省级高官。
近年来，中国因腐败而落马的官员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下面这组数据截取于中纪委两次工作报告，反映的是十年来中国党政官员腐败案件的总体情况：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特别是查处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等一批腐败分子。2002年12月至2007年6月，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677924件，结案679846件(包括十六大前未办结案件)，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查处陈良宇、杜世成、郑筱萸等极少数高级干部严重违纪案件，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据不完全统计，最近五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纠风办在纠风专项治理工作中共查处违纪违法问题75万多件，61812人受到处分……若再具体到每个官员千奇百怪光怪陆离的腐败案情，当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有人说，中国官场就像一个大染缸，凡进入其中者很难洁身自好；在中国做官是世界上风险最高的职业。当然，在中国做官风险高，随时都有身败名裂的可能，并不是说中国官员的素质和文明程度普遍低于世界水平，而是因为中国官员们缺乏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制度的保护。中国官员一生如履薄冰，于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浪中或身陷囹圄，或搭上身家性命，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制度的牺牲品。
人性有善与恶的双重特性，人类社会的制度设置就是要具备抵制人性之恶和弘扬人性之善的功能。西方国家的官员之所以很少因贪腐而受到制裁，出现一幕幕个体的人身悲剧，不是因为他们天性善良和文明，人性之中没有“恶”的一面，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具备了健全的民主制约机制，有效地约束了官员的不良行为，使绝大部分官员不能作恶，或者不敢作恶。美国总统布什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说过：“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是的，权力天然地具有强力、侵犯和野性，给权力一个笼子，就是给权力必要的限制，权力的野性会因为笼子的存在而驯服，这个笼子就是自由、民主、法制、舆论的强势监督。没有了这种监督，权力就会因放纵，而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表面上看，“笼子”的存在使官员们失去了行使特权的自由，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中缺少这样一个驯服官员的“笼子”，才使中国官员裸露于“染缸”之中，才使中国官员得不到刚性制度的有效保护。
就拿官员产生机制来说，西方国家奉行的是民主选举制度，而中国现在奉行的是“提拔任命”制度。正是这个“提拔任命”制度，使绝大部分官员在“买官卖官”的交易中身陷囹圄。《检察日报》今年2月27日披露了安徽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根据庭审陈述整理而成的“悔过书”。通观王昭耀“悔过书”全文，给人触动最深的是这样一段话：收了礼后，我便插手干部使用和人事安排工作，通过各种手段提拔亲信知己。人事安排，对当时的我来说，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举手之劳，打个电话或者开会时给有关人员打个招呼就完事了。而《山西晚报》12月29日也报道了类似的案情：山西临汾原宣传部长王月喜因涉嫌贪污受贿受审，审讯期间公诉人和王月喜有这样一段对话——公诉人：“他们为什么给你送钱?”王月喜：“为了得到提拔、重用。”公诉人：“送和不送有区别吗?”王月喜：“当然有,好单位和普通单位,区别大了。”
可见中国官场之所以贿赂成风，并非中国官员“定力”不高，经不起利欲考验，而是因为中国现有体制中存在权力寻租空间，存在制度“漏洞”。如果将人比做老虎，将完善的体制比做笼，那么惟有笼才能制约住老虎行恶的本性，而老虎一旦出了笼，或者放虎归山，老虎恶的本性便不受控制的显露出来。我们现在的问题出在“笼”，而不在“虎”。《中国法院网》有一篇文章介绍说，在过去的100年里，澳大利亚仅有昆士兰州的一名法官因腐败被撤职。反观一下我国的司法腐败“盛况”，我们该作何感想呢？我们总不至于说我国法官素质普遍不如澳大利亚吧？很显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具有比中国更为先进的司法体制，具有更为缜密可靠的“笼”，促使法官“这只虎”乖乖在笼中按规则行动。
王昭耀、王月喜等高级官员，没有经受住体制漏洞的考验，最终成了一只“笼外恶虎”，再一次向人们昭示：人的自律永远不可能代替和超越制度的制约。只要人事制度不透明不民主（推而广之），依然是“一个人说了算”，那么即使一些官员有“出污泥而不染”之心，但在强大的“体制效应”面前，最终也无法逃脱被同化的厄运。
综上所述，在中国做官之所以成为世界上风险最高的职业，根源在于非民主的专治（人治）制度——中国官员普遍地毫无保护的置身于制度的凶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