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彭水诗案、稷山诽谤案一样，“高唐网贴案”将当代中国县委书记的尊贵与威仪展现得淋漓尽致。三起案件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违法者”多为国家干部，属于底层体制中人；“违法”言论矛头所指，都是掌管一县大权的书记；而公、检、法几乎沦为县委书记的家丁，各种司法手段齐上，对“违法者”实施侦察、抓捕、审讯、拘留、判刑，欲擒欲纵全由书记掌握——稷山诽谤案中，县委书记李润山甚至通过向司法部门打招呼减轻对“违法者”的处罚以体现自己的“宽容大度”。
面对这样的县委书记，谈论法律似乎只是对谈论者自身的嘲弄，因为这种典型的因言获罪案，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然挑战，看来，无论在彭水、稷山，还是高唐，言论自由的正当公民权利都抵不上“官权为大”的习惯政治思维。不是县委书记不懂法，是他们根本上蔑视法律的权威。而在他们的官威之下，几乎所有的政府权力都被用来对付那些说风凉话的小民，这时候，行政、司法沆瀣一气，立法权力作壁上观，只要县委书记一声令下（甚至不需要亲自发令），胆敢对书记不敬的人立时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也就是说，一县之内，县委书记的形象和权力是高于一切的。由这种高于一切的权力作为后盾，“文字狱”随时随地可以生成，其广度甚至超过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封建统治下，对皇帝的不敬可能成为文字狱的肇因，但除了皇帝之外，一般官吏并不享有这种至高无上的待遇。可我们不得不悲哀地看到，在今天，不受限制的权力却呈现出妄自尊大的趋势，比如说，江苏邳州市（县）委书记李成玉在进京回县的隆重欢迎仪式上，就摆出俨然一副小国之君的架势。与李成玉一样，蓝庆华、李润山、孙兰雨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也都差不多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土皇帝，尽管他们的身份不过是一个党派的地方领导人，一个恬然自居的“人民公仆”。
由于类似案件一再发生，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们看不到遏止文字狱发生的制度保障，在彭水、稷山、高唐之外，仍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秦中飞、薛志敬、董伟成为公权滥用的牺牲品。
但是，透过这三起言论“罪责”案件，也应该看到积极因素。
我不能断言以上三起案件中，短信、网帖、小字报中涉及的“官员劣迹”是否全部属实，可即便是空穴来风，民众也有质疑和监督官员的权利，问题是，他们有什么合法和安全的渠道来实施对官员（尤其是一把手官员）的监督？
理论上，监督官员的途径是有的，现实通道却几乎全被堵死。于是，他们用最直接、最本能的方式——自由言论——表达他们对官权行为的不认可。
不要以为言论总是苍白无力的，如果言论苍白无力，彭水、稷山、高唐的司法部门也就没有必要滥用公权对“违法者”进行打压了。事实上，在官权高于一切的地方，在彭水、稷山、高唐······无论对一把手官员有什么不满，目前阶段，恰恰只有秦中飞、薛志敬、董伟们的“牢骚话”能够对权力施以有限的威慑和制约。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即使是纸质媒体，也不再容忍这种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恶性事件的发生，在彭水诗案和稷山之后，新闻媒体似乎已形成一种新的报道模式，这才使得发生在一年前的高唐网帖案又被翻了出来。尽管宣传部门迅速对各报纸和网站下达了报道的禁令，但高唐网帖案毕竟再也无法掩饰。
事实上，彭水诗案和稷山诽谤案的大量新闻报道可能已对高唐官方发出警告，所以，在尚未引起外界舆论关注的情况下，２００７年６月，高唐县人民检察院就已对董伟、王子峰、扈东臣进行了赔偿。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唐网帖案不是新闻，而只是旧闻。
在这几起案件中，无论是国家赔偿、取保候审、还是从轻处分，都已表明权力面对自由言论时的虚弱心态，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敢将打压言论的违法之举进行到底，因为打压言论一旦成为公众关注的事件，反而会强化人们对言论所涉及内容的关注，而这正是他们力图避免的，而这正是阳光对于黑暗的力量。也就是说，尽管自由言论尚无力摘除书记的官帽，却可以使他们不敢过于为所欲为。
２００７年底，就在高唐网帖案成为舆论关注热点的时候，厦门ＰＸ项目也出现峰回路转的迹象，更为自由言论的威力增添了事实证据。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高唐网帖案发后，当事人董伟仍然坚持上网，其网文之一《加强对县委书记的监管刻不容缓》，则显示言论自由是一种极具韧性的公民权利。
言论自由属于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出于本能和正常的交际需要，除了哑巴之外，只要是人，就会说话，为保护自身免于强制和干涉的自由，人总要首先通过语言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如果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人的一切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在这种个体的表达中，舆论会形成关注焦点，而现代传媒更有助于焦点话题的迅速形成，往往自由言论越遭打压越容易使事件升级，比如说，在高唐网帖案被揭露之后，百度高唐吧疯狂的删帖之举，就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反感，对这种删帖行为的抗议已成为高唐网帖事件的最新组成部分，再比如说，宣传部门的禁令并未能完全奏效，网站上有关高唐网帖案的讨论仍未绝迹。这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相当自觉的舆论组合，单纯的打压越来越无济于事，相反，它会促进民众更广泛深入的思考，于是，任何个案都可以被赋予典型意义，在对一个个侵权案件的关注中，启蒙的力量正润物细无声地向社会各阶层扩散，这就使启蒙获得了它最坚实的民众心理基础。
而当维权意识、启蒙力量与现代传播三者形成融合，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只会走向它的反面。在今天的中国，这是正在生成发育的公民社会迹象，它使道义和公正逐渐具备回归社会的能量。或许，这也是值得各级官员正视的新的“中国特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