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杨雨 引出话题：周钰樵
杨雨：最近，海外有识之士提出了“苦难文学”这个课题。我与书友讨论时，大家有一些说不出的苦涩、愤懑。为什么呢？大家先看看身边的现实：有没有苦难？或者说，近六十年的苦难是不是还在继续？然而，反映现实，反映生活，反映心灵的文学作品，有多少在描述，在展示，在引起我们的深思？
提到“苦难文学”这个话题，大家都感到有开专题讨论的必要。周老师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内地有苦难而无文学，或少文学的原因，是文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今天，有些书友首次来，其中有八十四岁的刘老先生——听说他是英语，俄语的双语翻译。我们热诚欢迎。（鼓掌）
先请周老师引出话题，然后大家敞开谈。
周钰樵：杨雨建议我们讨论一下“苦难文学”，我认为他的这个建议很好。四十年前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是自觉的“带着枷锁跳舞”，全然不知中国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一条靠谎言、欺骗粉饰现实的邪路。今天我的引出话题全当是引玉之砖，以提问为主，论述为辅，希望各位共同讨论，帮助大家展开思路。暂时把思索时间局限在１９４９年到今天。
什么叫“苦难文学，先定义一下。
我提一个简单的界定：凡是展示、揭示个体、群体、民族、国家苦难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都可以称之为“苦难文学”。它的外延有内在的、外在的、社会的等等。是否准确，大家可以再议。
我们先从文学现象谈起，或者说从文学归纳说起，从１９４９年到今天，各位听到过歌颂文学，反右文学，大跃进文学，反思文学，文革文学……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听到过“苦难文学”没有？
（有人答：没有听到过。）
确实，在大陆，居然没有“苦难文学”这个命题，实在奇怪！
请大家思考一下，有“苦难”没有？
（有人答：当然有。有人答：苦难深重。）
既然苦难深重，深重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为什么大陆少有甚至没有苦难文学作品出现呢？
（有人答：媒体被垄断了。）
说到这里，我重申过去谈过的一个事实：１９４９年以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四大阵地——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和文学界，经过无数次的洗闹诛心，早就被“党化”了。
当今社会现象中，在私下谈话时，清醒者众；公开表态时，油滑者群。作家群体中，有几个敢于直面血淋淋、惨凄凄的现实？刘宾雁、王若望、苏晓康、郑义、袁红冰、何清涟、高行健等作家，不是只好把直面中国现实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发表吗？南京大学教授高华的《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甚至老左邓力群的书，都只能在海外出版，个中是什么原因，谁都清楚。我的问题是，有苦难而无文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有人答：“制度”。有人答：“缺少普世价值”。有人答：“文学被‘党化’了”。）
我的结论是中国文学遇到了亘古未有的“苦难”。文学苦难是社会苦难的集中体现之一脉，也是“苦难文学”无法在中国大陆产生的原因。
我引出的话题暂时打住，请各位发言。
王建：那天我与杨雨谈到苦难文学。他说“苦难文学”在大陆难产是因为“文学苦难”。我延伸一下，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万恶之源，斗地主、斗资本家、斗反革命、斗一贯道、斗右派，最后斗到“内伙子”（杨雨注：“内伙子”为成都方言，指内部兄弟伙）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士头上。运动不断，斗争不断，社会遭灾，人类遭灾。文学不苦不难才怪呢。我们看到太多苦难，就算我们用文学形态表现出来，谁会发表呢？
周老师的朋友周永严，是相当有才气的作家，在日记里记下中国普通人的苦难，被人告密，“劳教三年”，竟在劳教单位呆了十几年，五十几岁就因病去世了。这是多可怕的“文学苦难”啊。
韦舟：听了周老师的引出话题，我有以下看法，中国文学的苦难意识没有在思想和艺术表现两方面同步推进，以至于经过漫长的历史变故之后，关于苦难文学的叙写并未开始它的历程。但却由此给当代文学提示出一种相当有深度和力度的创作方向，即在当下社会中去寻觅真正的苦难，并且思索如何铲除苦难，我认为，有了这样的创作基点，也就抓住了当代文学最有活力动向。
余成明：我的理解是，一党专政首先剥夺全国人民的思想自由，再不断制造恐惧事件，把一切纳入共产党的轨道，你稍有反抗，立刻镇压，比如杀害林昭，就是文学苦难的典型事件。文学苦难的反复出现，造成没有作家敢再写“苦难文学”了， 要写“苦难文学”，必须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准备，中国大陆的作家，从郭沫若、巴金到各级作家，多数害了软骨病。有大批犬儒，“苦难文学”怎么能出来。
郭先生：（新到）今天我是慕名来的。我想问个问题，小说刘文学是被杀害的，还有一些诗、报告文学是写中国人民苦难的，怎么说没有“苦难文学”呢？
杨雨：有两种描写或展示“中国人民苦难”的方法（就文学而言），一种是真实地反映生活，表达受害者的心声；一种是制造子虚乌有的所谓“苦难”来为政治服务，比如“白毛女”，“刘文学”，“半夜鸡叫”，这应该叫什么呢？
周钰樵：可以暂命名为“伪苦难文学”。
朱云：中国是一个制假贩假已成习惯的国家，假医，假药，假名牌，假食品……现在居然出现假的“苦难文学”，中国还有救吗？
杨雨：中国也有林昭，还有不少有识之士，虽然是少数，可即使只有几颗星，也能照亮夜空啊。这也是我们不能气馁的原因。现在，就有打工诗人群体的出现，他们的描摹就是展现中国真实苦难的例子，比如：
《老鼠家史》
（卢卫平）
因血统低下 出身卑微
我们这个家虽繁殖能力不错
男女均衡 人口众多
但从古到今都是贱民
只能在各种可能的乡下角落
偷偷摸摸活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
几个不肖子孙经不起诱惑
跑到城市
一年后回到家乡风光一阵
于是就一群一群来到城市
这时的情况开始糟起来
除了地下 没什么好落脚的地方
因为证件问题 我们
从没有在大街上放心大胆地溜达过
不小心断胳膊断腿
被人抓住尾巴 受了迫害
不敢呻吟 也不敢哭泣
高兴时磨磨牙 用方言打个电话
读一封有一半错别字的信
还得东张西望……
此类作品，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我想，任何有中国底层生存经验的人都相当明白。
吴琴南：周先生，杜甫的《三吏三别》算不算苦难文学？
周钰樵：我认为是。我这里要强调的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是否苦难不断而且日益深重，而“文学”反映几近缺失，这是什么原因？文学作者或创作者，抑或爱好者应该怎么办？
李晓鸿：请问周老师，你原来的小说、诗歌、杂文、报告文学之类，可以划进“苦难文学”的范畴吗？
周钰樵：不能。我年轻时名利思想重，为了发表，好用“曲笔”——比如，结尾时含蓄讴歌，既能发出，又可以用“这是文学手法”的托辞来掩盖自己潜于深层意识的怯懦。所以我现在不好意思提及早年的迎合类或间接迎合性作品。
杨雨：在四川独立作家群中，也有描摹社会苦难的文学作品，如《边缘人访谈录》。但是，有些作家的人品却不敢让人恭维，我们对于这类现象，应该如何看待？
陆大春：我曾经给廖亦武提供过一些材料，但后来写出来的文字，有些就和事实有一定的出入。
周钰樵：人品和文品，我们不能分开对待。一旦有些人的人品出现了问题，必然会影响到文品中去。
李德润：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一刀切”。如果是处于同一时代的作家或人物，我们可以用相同的价值标杆来要求，比如当下我们的价值标杆就是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但是，如果是太过久远的人物，我们就应该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比如，文天祥，平日里他最喜欢骄奢淫逸，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还是能表现出一种民族气节。所以，对于人品和文品的看法，我是持以上主张。
韦舟：请问杨雨，你才三十岁出头，你如何体会“苦难”与“文学”？
杨雨：苦难文学涵盖面很广，刚才周老师的观点我同意，它包括个体、群体、民族、国家的苦难，也包括内心的、精神的苦难。对我而言，追求自由、民主、人权而不得，面对大量苦难现实而无能为力，广义讲，这也是苦难的烛照，“文学”是指具体反映方式，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冲动，为什么不去做呢？
周健：（女）我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职工，因为反对单位的领导，被他们送到广元的精神病院。后来我父亲和家属不断地反映，并且要我写了检查以后，他们才把我放出来……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到读书会（泣不成声……）
（就周健的叙述展开了热烈讨论……）
何剑秋：现在有些所谓主流作家不仅不反映现实的苦难，而且还要迎合当局的意识形态，掩盖现实。比如，有四川某出版社就出了一本关于知青的文学书籍，居然叫《青春无悔》！我就是知青受害者之一，他们“无悔”，那回城干什么？！但是，我们这些民间的不同声音也只能在民间刊物中发出微弱的呼号。
谭作人：由于周健事件的打断，好象今天的讨论成了只有“苦难”而无“文学”了。我个人认为，面对当下如此严峻的社会现实，就算有了苦难文学的表达，但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铲除苦难，建立民主宪政的社会制度。在文化层面，如何深入底层，进行启蒙，唯此，人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观，才能深入神州大地的人心。
周钰樵：没有苦难，也就没有苦难文学，我们今天关注苦难文学，正是为了未来不再有苦难。
杨雨：时间已经过了，我们的对话暂时告一段落。今天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我希望，在以后读、思、行的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更加深入这个问题严重的土地，仅仅停留在书斋中的思想是无法全面了解这个社会的。所以，我们应该关注身边看似微小的事件。在充斥着伟光正虚妄的“崛起”声中，我们还能不能描摹、思索这个苦难深重的真实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