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同志”落马了。主要罪名是：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我相信这些罪名都不会冤枉他；水落石出之后，可能更有过之。9月19日下午，陈良宇还主持上海市委常委会听取中央督察组来沪督察情况；9月22日，上海《新民晚报》头版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21日在上海举行，陈良宇和韩正陪同罗干一同出席。陈良宇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在9月23日晚举行的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上。当天晚上大约7点30分左右，陈良宇、韩正等上海党政负责人一行，出现在八万人体育馆的 VIP嘉宾席上。陈良宇仔细观看了整场比赛，直至刘翔比赛结束后，当晚9点55分，一行人才离座而去。
对于上海多名官员涉贪事件，中纪委等部门早在6月就开始介入。6月中旬，中纪委开始进驻上海；7月中旬，增调30余人；8月上旬，又增调20多人；而在8月下旬，第三次增调40余人，中纪委先后进驻上海的成员达百余名。进驻上海后，召开了80余场座谈会，上海有10余位市级干部、40余位厅局级干部参加了座谈会或相关谈话。在此期间，以“双规”、协助调查等多种名义，先后拘捕了上海社保局长祝均一、上海市宝山区长秦裕(原陈良宇秘书)、上海社保局基金监管处长陆祺伟、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上海电气副总裁韩国璋、上海电气董事张荣坤、上海新黄浦董事长吴明烈等多人。目前，多个中央调查组正云集上海，展开各种调查工作，包括中纪委工作组、中办及国办调查组、监察部蹲点组、审计署工作组等。为了防止涉案官员外逃，相关部门还在机场、码头、火车站以及陆路严密防范，特警守卫。动劲之大，远远超过了中央当年对付“陈希同同志”。
中共政治局24日上午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纪检委提出的《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根据这项报告，由于陈良宇涉及前述上海社保基金案等多项腐败问题，中共政治局决定免去陈良宇的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24日下午陈良宇即遭拘捕，多名陈良宇亲友也在24日下午同遭拘捕。上海市委则在25日上午召开干部大会，通报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新华社于25日下午正式对外发布消息。26日在北京的中纪委政务公开发布会上，中纪委官员干以胜表示，上海弊案所有涉案人员都将会严惩不贷。
就在一周前的9月19日，陈良宇在上海市委举行的常委会上强调“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要追究党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而陈良宇前秘书秦裕则在两个月前刚调任宝山区区长，明显跟中央“八个不准”（其中包括“不准指令提拔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的精神有所抵触。近年中央出台多项宏观调控措施，但上海却一直强调上海房市没有泡沫，甚至有官方媒体直指中央政令在地方遭暗中抵制。中央指出陈良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民愤最大的是，他弟弟陈良军跟上海商人周正毅合伙做地产生意。2003年，因为周正毅发展上海“东八块”地皮，却没有按协议给予拆迁户足够赔偿而遭遇上访以及相关诉讼，结果上海市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吊销了上海市拆迁户代表律师郑恩宠的 执业资格，甚至将其判刑三年。直至最近，仍有上海市当局骚扰郑恩宠及其家人的消息。
虽然我不怀疑陈良宇的犯罪事实，但我对他的落马，却没有丝毫“大快人心”或者幸灾乐祸的感觉。相反，我觉得陈良宇也很可怜。他不仅是猎人，也是猎物；不仅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是政治对手的猎物，是不良体制的受害者。最近温家宝总理出访欧洲前夕，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英国路透社等五家欧洲媒体联合采访时，第一次以 “国家领导人”身份回答了中国政制、选举、民主与法制等以往没人能回答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中国问题。在问及中国社会制度时，温家宝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在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继续推进包括选拔干部和选举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现在还不清楚陈良宇腐败的历史有多长，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并非一进入政界就开始腐败。岂止陈良宇，包括已经被处决了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们，不仅有自己的贪污腐败史，也都有自己的廉洁奉公史。他们被不良的政治体制纵容坏了，惯坏了，宠坏了。而这正是温家宝总理说的“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是“可以”使好人走向反面，而是已经使大量好人走向反面。中央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进一步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考验”他们，无异于把他们送上犯罪的绝路。爱护干部，为什么要把他们送到火上烤呢？袁庚先生曾经说过：“基督山复仇的办法并不是最高明的。最高明的复仇办法就是使仇人享有不受监督的权力，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为什么总要以“关心爱护”之名，给党的干部和官员以仇人的待遇呢？
9月份发生的另一桩值得注意的案件，我称之谓“郴州市亡党案”。2006年9月19日下午4时许，中共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和他的妻子、司机，分别从两个地方被中共湖南省纪委派出的9个人、5辆车带走。在此之前，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一把手”李大伦被证实与妻子陈立华共同受贿，涉案金额1325万元，夫妇二人现金和存款高达5100多万元。原郴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大发“矿难新闻灭火队”腐败受贿财，总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副市长雷渊利受贿949.5万元、贪污18.74万元，总额近1000万元。与郴州市其它腐败高官不同的是：自9月19日傍晚，郴州市庆贺曾锦春倒台的鞭炮响了10余分钟，曾锦春被抓的消息使郴州“举城狂欢”。曾经向湖南省委书记状告曾锦春的郴州市宜章县农民黄元勋致电《南方周末》记者称：“县城里欢庆的人流、车流塞满街道，许多人‘要放通宵烟花庆贺’。在郴州街头，庆贺人流还像当年粉碎‘四人帮’那样，打出横幅：‘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郴州市在李大伦书记一手遮天的统治下，已经腐烂到地区亡党的严重地步。已查出原郴州市国土矿山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杨秀善等158名党、政官员和企业老板，都和李大伦案有关。郴州的“反贪风暴”，市委书记倒了，市委宣传部长倒了，“三玩市长”玩了8个女人、玩了当地8个多亿的公积金，最后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都没有掀起什么巨浪。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曾锦春被“带走”，却出现了“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 可以猜想，曾锦春的民愤已经到了何等地步！而曾锦春却不是凭他自己的力量打下了“纪委书记”的天下，霸占了“纪委书记”的肥缺，而是由“党中央领导下的地方党组织”任命的。一旦群众认识到这一个根本的事实，他们还会“感谢党中央”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于一个月前一次内部讲话指出，“要深挖腐败分子”、“让贪官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要拓宽从源头上防腐工作领域”。“从源头上防腐”,就是使权力受到有效的限制和监督，使人民群众的监督不受限制。否定这一点，就是先制造一个问题，然后再去花大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样做可不是“脱裤子放屁”，而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使人民利益受损，使官员坐牢送命，最后会导致“亡党”。
“亡党”的警钟早已长鸣，但没有人认真研究它将如何发生。毛泽东关于歼灭战的思想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中国特色的“亡党”，已经初现端倪，是局部的量变导致整体的质变：一个人一个人地“亡”掉，一个班子一个班子地“亡”掉，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亡”掉。既然在一个郴州市可以“亡党”，在其他地方也就可能发生。毛泽东当年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杞人忧天的问题。但是，“中央蜕化成了腐败集团怎么办？”却是一个具有最大可能性的问题。陈良宇出事前，离政治局常委不过一步之遥，离党中央总书记也不过两步之遥。上面我们引用了陈良宇关于“反腐败”的讲话，那是假的。如今的中国，什么都可能有假。但萝卜白菜不会有假。广大老百姓就是反腐败的萝卜白菜，惟他们的反腐败没有一丝水份。“党的监督”总是失效，最多只能查处既成的腐败，而不能防腐败于未然。惟人民群众的民主选举和不受限制的监督，才是克贪制腐的不二法宝。拒绝政体改革的“反腐败”，不过是保留并坚持原因，而与结果作徒劳的斗争，并不比吉诃德先生战风车高明。我们的态度相反，主张与原因而不是与结果作斗争，要求毫不迟延地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至于这次对上海问题的处理是真反腐败，还是假反腐败，如一些人担心的，不过是借反腐败以清除政敌，其试金石就是中央对郑恩宠律师冤案的态度。
2006-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