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五官:耳、眼、鼻、口、眉；它们有的功能单一，有的则功能多样。其中以嘴巴的功能为最多：一、吃饭；二、说话；三、接吻示爱；四、格斗撕咬；五、紧急情况下可以代替鼻子呼吸；六、审美——樱桃小嘴和歪嘴豁唇，形象效果就大不一样。
不过嘴巴最基本的功能当数吃饭和说话，其他器官无法替代。这两大基本功就生发出人的两大基本人权：生存权和言论权。细想起来，很难说二者之中哪一种优先，哪一种其次。共产党以前是不承认人权的，斥之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到了九十年代，才羞羞答答开始讲起人权。但是他们说，人权主要是生存权，中国发展经济，就解决了生存权，因此中国的人权已经得到保障。官方御用学者奉旨诠释人权，炮制主权高于人权、生存权高于言论权、人权是国家内政不容外国干涉的特色理论，喋喋不休，振振有词，自以为是。
不错，生存权至关重要，"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活着是硬道理，否则一切无从谈起。然而只要活着就行，则人很难称其为人！毕竟人是比动物高一层次的存在。婴儿是不说话的，只要吃奶、饭，可以说吃饭高于说话；不过此时他还没有学会说话，并不是因为觉得吃饭比说话重要才闭嘴不言。这不过说明人的婴儿时期还处于动物阶段。要等到他开口说话，他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所以说话实在是作为"人"的主要标志。
由此看来，那种认为人可以先吃饭，不必急于说话，即认为生存权优先于言论权的特色理论，是多么似是而非、荒谬绝伦！其实质是把人降格为动物。而人与动物所不同者，就因为人的生命意义在于有思想、有观念、有情感。也就是说，人不仅有"肉"，而且有"灵"。灵者，独立人格之灵魂也；肉者，个体生存之肉体也。文为心语，言为心声，语言是人的心灵的表露。是以对人而言，不仅要吃饭，而且要说话，两者同等重要，二者不可或缺、实在是难分难解、相辅相成的权利和本能，不能区分先后主次。甚至可以说，对人而言，说话比吃饭更重要。否则哪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如此的诗句传世？哪有"舍生求义"的价值观？哪有"无自由，毋宁死"的铮铮言词？哪有"人生最痛苦的是有话没地方说"如此深刻的肺腑之言？遍观历史，古今中外为要求自由表达个人思想和意见，而付出生命代价的仁人志士何止千百！
珍视性命，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然而以自由换生存，即使不沦为奴隶地位，也坠入家畜或是圈养动物行列。一旦坠入，只求吃得饱，吃得好，而自愿放弃精神的自由表达，那人整个就是钱钟书先生在《论快乐》里说的"快乐的猪"。虽看似与动物不同，实则比动物还要等而下之：没有了一点野性，只有驯顺、服从。
可见嘴巴的两大基本功能，不能偏重于一面；如果对于吃饭，讲究"食不厌精，脍炙人口"，把美食当作头等学问大加研究，当作博大精深的国粹大加炫耀，而对于说话，则千方百计设计禁忌，不惜焚书坑儒，厉行文化专制主义，那么不管他讲得多么头头是道，也是歪理邪说。炮制所谓"生存权高于言论权"等等特色理论的官方豢养的理论家，在他们冠冕堂皇的言辞之下，其实掩藏的是利益集团特权者们垄断权力的自私目的。
安布罗斯（米兰主教，公元三四〇年——三九七年）说得好：没有比腐蚀心灵、束缚意识更可恶的事了。不许人民说话，控制人民的思想，小而言之，是违反人性，抑制人的本能，大而言之，是对民族的精神、民族的心理性格的戕害和荼毒，甚至造成严重的生理健康问题。不让人说话情理难容；不让人说话对国家兴旺、社会发展有弊无利，不让人说话对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百害而无一益。
何以言不让人说话情理难容？马斯洛认为人有五层次需要。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尊、尊他、被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大凡每个心理健全的人，都以自己的独立性为荣，渴望社会接受其独立性；都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寻求自己的偶像和崇敬对象的精神心理需要；都愿意把自己的强项和潜能表现和发挥出来，展示个人的价值，得到公众的喝彩；都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尤其是参与对国家管理发表意见或者担当角色的强烈要求或欲望，从而使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公认，受到尊重。这一切能够满足他的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都是人的高层次的需求，是人的本性。人性不该受到压抑。然而专制极权社会的统治者为了垄断权力，防止利益集团之外的人置喙他们的"黑箱作业"，它深知"人言可畏"，为防微杜渐，专制制度无不从管制言论开始，竭尽全力封锁信息，取缔自由，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和说话权。连说话都不准，遑论自我实现？仅此一端，足见专制制度违反人性、蔑视人类的本质。
吃饭与说话两项基本人权既有别，又须臾不可相离。中国人说话难，吃饭也不易；或许二者还互有因果关系。
须知中国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是靠天吃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才能"国泰民安"；而中国自然灾害之频繁为世界所罕见。因连年的水灾、旱灾或蝗灾及灾后瘟疫，造成惨绝人寰的饥荒景象在中国历史上触目皆是。翻开史书查查，关于饥荒年间"人相食"的记载连篇累牍。世界历史上，有几个民族承受过如此可怕的悲惨？
"吃饭"始终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头等大问题，吃饭难对民族文化产生的深刻烙印无处不见。国人见面互相问候的话是"你吃了没有？"求人办事，最稳妥的办法是请客吃饭。婚礼和丧事，大摆宴席是不可或缺的节目。礼尚往来，最大众化的习俗是以宴请相待。中国人把工作叫"混饭"，把职业叫"饭碗"，中国人过年过节，更是以吃饭大快朵颐为标志：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春节的饺子馅饼长寿面、大鱼大肉，否则就没有节日气氛。官方使用的统计单位，有"马匹"、"羊只"、"人口"，人是以"口"计量。中国的中草药其源于灾荒时用万物充饥的惨痛经验。中国人的"什么都敢吃"以及活烤鹅掌、活吃猴脑等等残忍"美食"，简直是因为饱受饥饿虐待而下意识地对吃饭难的发泄、对食物进行报复，有病态心理因素在。中国语言形容女人的美貌，是说"秀色可餐"
赞美精彩的讲话或文章，用"脍炙人口"。甚至中国人漂洋过海到外国谋生，也以开餐馆为首选。凡此种种，无不证明中国人吃饭难已经深深嵌入民族的潜意识，形成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我们实在不能回避吃饭难对民族素质注入的深厚的消极元素，不能低估吃饭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
中国人的说话难与吃饭难的因果关系，三言两语恐怕难以道明。大概小农社会的"家长制"，就是在闭塞的自然经济小生产条件下，生产力落后，整个社会时时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下，为了保证家长吃饭的特权，于是"一言堂"顺理成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演变成父权和夫权是皇权的延伸，皇权是父权和夫权的扩大，从此形成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吃饭难导致说话难，初始原因就是如此罢。一旦皇权演变为绝对专制极权制度，说话难就顺理成章了。原因很简单：专制极权社会，都以剥夺平民百姓自由（包括说话自由）、压制异己思想为存在条件。禁止人民说话乃是它的本性使然。
中国人的说话难由来已久，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周厉王有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先秦老子如是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其意为：从来善于统治的人，不是教百姓聪明，而是让他们变得愚昧，百姓之所以难统治，由于他们知识太多。所以他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身为后世圣人的孔子更有"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高论，历代圣君贤臣把他抬高到吓人的地步，恐怕看中他的，除了"礼"、"忠孝"之外，就是这些东西了；而对于"礼"，核心就是不得乱讲话，不许掌握信息，即"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行"。孟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孔子所见如出一辙。还有"不知不识，顺帝之则"的警告，是何人的金口玉言，笔者无暇稽考。先秦诸子如此异口同声地主张不能允许老百姓自由说话，这给帝王们推行"愚民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李斯向皇帝提出了所谓"安宁之术"，即用焚毁图书，控制教育等手段，"使天下无异意"，秦始皇欣然接受；焚书坑儒是他的下马威。秦始皇依赖"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以言论定罪的恐怖法令维系他的极权统治。汉武帝不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且制定"腹诽罪"以震慑百姓；"腹诽罪"即虽没有说出嘴，但有"二心"、有"异意"，"心怀不满"等等，即是犯罪。可见"腹诽罪"就是思想罪。秦汉以后，列朝法典屡有修订，历代法网也有疏密，但以言治罪、论心定罪的相应律令名例，则从来没有受到忽视或舍弃。宋代虽有有政治较为宽松之名，但"诽谤弃市"明确载之法律，苏东坡就因不同政见而被扣上"诽谤"的帽子，差点丢了性命。明朝的永乐法典则有"妖言罪"一项，凡是统治者看不顺眼的人，抓他的话把子，定为"妖言"，就是死罪。到清朝，康雍乾实行残酷的"文字狱"，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戴震斥之为"以意见杀人"。龚自珍称之为"戮心"（扼杀灵魂）；而乾隆皇帝却居然表白"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到晚请民国，"莫谈国事"的警示遍贴于公共场所。
在专制社会里，特权者才有话语权，权力越大，说话越自由，皇帝说话最自由。皇帝的屁话被尊为圣旨，谁敢说不香？自他以下，说话权逐级缩小，到了小奴才一流，就是人微言轻了，"思不出其位"，这有"潜规则"在制约。大凡中国人，都驾轻就熟，无师自通。
至于老百姓，倒也并非是完全不准说话,否则人真的与动物无异了。话还是可以说的，只是有钦定的说话范围，如称颂"皇恩浩荡，帝泽汪洋"，高呼"万岁"之类,要不离口地说，不说还不行。总之说白了，说话关键是要"顺帝之则"。要顺从帝王和家长的意志，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有悖于此，是以必须禁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可能破坏"顺帝之则"，因此上老百姓还是免开尊口。"顺帝之则"，亦即前面所说当奴隶，当家畜而已。
至于老百姓在一起说说谁家的女人偷了汉子，什么地方雷公劈了蜈蚣精之类，大体并无妨碍。倘要万无一失，也只有"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许能免除口舌之灾。但也不见得。因为专制制度所实行的逆向人才淘汰机制（即打击正直诚实，奖励告密叛卖），使社会各个角落都有不择手段陷害无辜以爬进特权阶层的人：对方说话他不用耳朵听，却专用鼻子嗅；如果他疑心对方是敌对分子，随便对方说什么话他都可以分析出问题来；不管任何话都会被他们指控为"影射"，罗织出吓人的罪名。想陷害一个人，要置他于死地，莫过于捕风捉影地抓住他的一两句话，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出弥天大罪，来得快捷简便。为了莫名其妙的几句话，被定为"大逆不道"，蒙受千刀万剐、满门抄斩之刑的人，中国历史上还少么？中国流传一句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人们的无可奈何情状，于此毕现尽见。
就这样，整治得小百姓"好死不如赖活"，要当良民就须谨防祸从口出，所以老百姓总结的生存格言：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行事不可以任心，说话不可以任口"、"无多言，多言多祸；无多事，多事多败"、"是非皆因多开口，烦恼只为强出头"、"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临前用三思"、"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等等，举不胜举。世界上鲜有民族如此把少说话不说话总结为重要的生存格言的。常有人讥笑中国人胆小怕事，殊不知胆小怕事是血流成河的无数酷刑、冤案吓成的。
禁止言论扼杀社会生机，毁灭人民的心灵。哲人深谙其中利害，故无不主张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中国开明的帝王们有时也如此主张，例如唐太宗曾主张"兼听则明"，不过他也只实行了几天。中国历史上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的文景盛世，汉文帝主张宽松言论，颖阴侯贾山上书文帝称，"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意思是，皇帝公开征求意见，高高兴兴接受意见，提意见者可以由此升官，但文人们还是提心吊胆不敢畅所欲言。或许汉文帝有开放言禁的至诚，然而以言定罪的传统已经积重难反，他能反潮流么？只怕他保不准一转念，来个"秋后算帐"，谁又能把他怎样？文景时代，皇帝有喜事，百姓方可获准欢宴，这样的盛世，只能说明不是盛世的时代里，中国老百姓吃饭何其难、说话何其难！苟活得多么艰难！纵观世界民族之林，可有哪个民族承受过如此深重的灾难？
中华民族有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史，不过，这文明史的文化核心价值却是专制、等级、特权。不准百姓说话，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要点。中国有世界上罕见的漫长达三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为此，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是，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古代经济文化科技，在近代和现代却远远落后于世界；被动挨打，丧权辱国，中华民族成了"东亚病夫"。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