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影子，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是一个正直善良、富有才华、有点虚荣心的人。
1988年，高考落榜回到农村后，他便到建筑工地提灰桶、抬预制板，四处打工为生。为了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1990年，他通过考试，也通过巴结领导成为县委的工作人员。可是，在县委机关除了能帮父老乡亲买点紧俏的种子、农药，能把节省下来的工资接济贫穷的亲人以外，他多次向领导反映农民负担、乡村干部欺压百姓的问题都没能解决。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在机关里，从上午八点坐到中午十二点，从下午两点坐到下午六点，除了文山会海便是一杯茶，一杆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在人人都很现实的社会，他偏偏还心存理想，感到青春和光阴正在愚蠢而可怕地浪费。
尽管已在县城安家，尽管亲人、朋友难以理解，1998年春天，他怀着痛苦、悲壮，又有几分自豪的心情离开了县委，到省城一家报纸作了记者。到处采访，东奔西走，开阔了他的视野。聊以自慰的是，他的一些报道为下岗工人、交不起学费的孩子、被拖欠工资的民工解决了燃眉之急。可是，时间深入，他历经艰辛采写的不少报道常常被压下不发。2000年，他到省报报业集团所属的一家子报任文学编辑。不到一年，他的办报理念和政工出生的头头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升级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环境，却一样的沉闷、无聊甚至荒谬。这时，他才发现，在本质上，报社和他原来工作的县委机关竟然是那么惊人一致。
2002年春天，怀着做一个自由撰稿人的愿望，他从省报辞职回到了县城。星期一至星期五，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写稿、看书。每到周末，他便和我，他最好的朋友到郊外河边、田野山间徜徉漫步。在对人生世事的感叹中，双眼湿润的他常常对着烟波浩淼的沱江，对着渐渐被夜雾笼罩的城市和乡村，大声朗诵普希金写给恰达耶夫的诗：“朋友，你要相信，迷人的幸福会像朝霞一般升起，俄国会从酣睡中醒来，而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人们会把我们的名字写上。”清贫、清醒而又自信，这便我的是朋友。不久，一个老乡求助。朋友的生活又起了波澜。
老乡的儿子偷盗县城窨井盖被抓。当朋友和老乡找到派出所值班警察时，面熟的警察忙为他让座，尊称他记者老师。他刚想解释，警察主动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老乡的儿子可以不罚款，教育释放，作为“记者”的他应该帮派出所发一篇“一心为民”之类的新闻报道。情势逼人，他答应了。老乡的儿子当场释放，表扬派出所的新闻报道他通过关系不久也发表了。于是，县城的熟人圈里，有人相信他还在省报工作，有人知道他隐居在家。有人找他帮忙伸张正义，有人暗中讽刺他。
生活中，他这种模糊的，似有却无的“记者身份”，帮了不少熟人朋友的忙，使亲人乡亲免于更多的伤害，保护了他因过分自尊而存在的那点可怜的虚荣。他不得不用两套话语，应酬着关心他，有求于他或有好奇心的人。为了避免尴尬，也为了埋头读书、写稿，他尽量少出门，少与熟人接触。家中电话铃响，他也不敢轻易接听。他多次拒绝在县城发了财、在故乡当了官的同学、老乡之间的聚会。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离开了故乡，却又没能融入县城生活的人，一个逐渐边缘化的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走投无路、碰得头破血流的失败者。
在压力、诱惑甚至幻影面前，朋友也曾想变得实用、市侩甚至凶恶一点，事到临头，他不仅不会市侩、凶恶，良心反而陷入更大更深的自责、反省之中。他常常独自一人在黄昏河边、月夜小路上独行。深刻的忧虑、痛苦的思想。巨大的，来自物质，特别是精神的双重压力，常常使他在睡梦中大声呼喊。喊声惊动了妻子和邻居。大家都认为他的神经出了问题。善良、本分的人们，如同那些只会顺应潮流、盲从时尚、享受生活、只会投靠权力，向金钱献媚的人一样，无法理解我的朋友，理解他那那庞杂、深邃的精神世界。
一个周末的“老乡会”，朋友无法拒绝。老乡会中有他初恋的姑娘。尽管他们彼此早已成家立业。可是，掩饰不住内心那份隐藏多年的情感，他第一次参加了以弹冠相庆、互相巴结吹捧为主的老乡会。他默默地坐在笑语欢闹的人群之外，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同十多年前在故乡、在校园一样，作为校花的初恋姑娘正被一群老板、官员，一群当今时代的幸运儿簇拥着。一种人生的匆忙、无常甚至荒谬的感觉，充满着朋友的内心。当他准备悄悄离开之时，老乡会突然引起了争论。一部份人认为他还是省报记者，另一部分人说他欺骗大家。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城作记者的年轻老乡象警察一样对他连声发问：你在哪个部门？你有没有记者证？
那天，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老乡会的。他的身后是一片尖锐、刺耳的笑声。好象为了证明自己的诚实清白，参加老乡会的人们，包括初恋的姑娘都或多或少声讨、嘲笑了我的朋友。不久，“他是一个骗子”的声音传遍了县城和故乡。一张无形的大网又开始撒向这个孤独、痛苦、遍体伤口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