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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是这样一种东西， 它由诸如下列的几种或者一种事实构成：
饥荒、乱世、暴政、病痛、亲人的离去、感情破裂、事业失败……
因为这些事实能给人的身心造成巨大的痛苦。所以，它是人在人生的路途上所极力避免的。
但，人却又苦于不能避免。对于人而言，从根本上来说，苦难是不得不遭遇的一个极其无奈的现象。因为一切人，不管他是暂时幸福的人，或者暂时苦难的人，都无法回避一个最大的苦难——死亡。
不可回避，就只好勇敢面对。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在对苦难的苦苦探究中，人逐渐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彼岸。
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围绕在生命哲理的外部运行的， 因而通常的思维也就奔忙于世俗设定的条框之内，很少有时间能静下来思考真实的人生。
而苦难则是一个机会，这个突如其来的机会，打断了当事人日常的生活，迫使他们和生活的周边拉开了一个相当的距离，于是当事人终于有时间静下来思考没有思考过的真实人生。
苦难的思考深化了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
苦难是人生的终极同时也是宗教的起点。如果我们注意观察，我们会发现人类的哲学宗教和类似这种对于苦难的思考是密切相关的。就拿宗教来说，它是一种试图阐述生命意义的说教，而生命的意义只能在苦难中找到近似正确的答案。
比如佛教之祖先悉加牟尼，就是在成佛之前目睹了生、老、病、死等他人的苦难，进而联想到自己也摆脱不了同样的命运，为了从精神上寻求解脱之道，终于舍弃王位，出家修行，最终成了佛。
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这便是佛教对于寻求生命意义答案的途径。
而为苦难的遭遇寻求答案和为行将僵死的灵魂寻找复活的动力，则是人们皈依宗教的真正动机——这是世界上几大宗教都是不能轻视的现象。
于是比如基督教就反复强调了其主耶酥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个本身就能动摇人类灵魂故事。从而引发源自人们灵魂深处的道德的升华——-通过受苦以救赎原罪，升上天堂。
于宗教而言，震撼灵魂，抓住人心，才可以赢得信徒；于艺术而言，震撼灵魂，抓住人心，才可以赢得观众； 于文学而言，震撼灵魂，抓住人心，才可以赢得读者。
文学的魅力来源和音乐大致相同——都在于起伏跌宕的旋律。而苦难，这种人生中最积极和最消极的东西，正好作为伏跌宕的旋律，构成旋律的高低不同的音符。
于是正如中外的宏片大剧，都不约而同地以苦难时代做为演绎的背景。古今的宏篇大著，也多以苦难时代作为写作的背景的。
在饥饿、贫困、疾病、失去亲人的痛苦已经成为人类实际上不可绕开的一种情感黑洞的情况下，当作家将自身生命的记忆投射到整个创作轨迹中并呈现在读者面前时， 读者便能清楚地看到了自我经历的影子。于是，便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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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提升生活体验的一种艺术，与来源于生活体验哲学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哲学的思维和宗教的情怀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于文学创作之中)，于是也与苦难——这种生活体验中无可规避的本质属性，结下了不解之缘。
苦难造出了瑰丽的文学；苦难的本身隐藏着惊人的价值。一个人通过承受或感受苦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是一笔轻易为流失的财富。这种财富的创造，于文学而言，则在于深广的挖掘。
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在苦水浸泡中成长的人民，中国是一个最适合作深广的挖掘的大矿场。
然而，从历史上看，中国却很缺少苦难文学。 在一个不善于情感的演绎，缺乏音乐审美的儒教国度里，文学即使有苦难的记载也是寡有情感渲染的。
凄凉之音——动摇军心，苦难文学在中国的历代，往往都是要被禁止的。
有苦不可以说出来是最苦的，在中共统治下的50—70年代中国， 就是苦不可以说出来的这样一个苦难文学最受制约的年代。
到了这个年代的末端，也就是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由于政治突变的缘故，苦难文学因苦难者的暂时解放而暂时解放了。
伤痕小说——这种苦难文学的粗胚，就是这种暂时解放的产物。伤痕小说多以文革、上山下乡的事件为背景，而形式多以短篇小说为主。典型的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等。
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往往洋溢着对蹉跎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的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对丑恶、欺骗、愚弄的否定和批判；对社会、人性、真情和未来的严重伤感和迷惘情绪。然而作者往往因为叙述过于急切，情绪过于激动，说教味过于浓重，而淹没了文学在艺术上应有的娴熟和自然，艺术价值多为不高
这些作品在立场上，多以批判四人帮为主，把悲剧简单归咎于一个时代。而对社会、政治、人性和苦难缺乏深层的透。他们未能透释苦难并不是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政党、那一个领导人在那一段时间或在那一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它是一切专制人性所具有的原罪。因而思想度也多欠深远。
思想需要深化，文学需要进化，而伤痕小说毕竟是粗糙的。
于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不少新锐作家已经不满意这种粗糙的表达方式，开始了重新定义历史、加强文字修润的工作。他们摆脱了就事论事的把描述停留于表层的平庸，而致全力于向人性的更深层发掘的工作。他们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于是，进入了真正的苦难文学。
高行健，就是这种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小说代表作《一个人的圣经》，不仅把作者所经历的中国当代史上最巨大的苦难场面描写得极为真实，而且也把人的脆弱性质描写得极其真切，可以说是能动摇了读众的灵魂，于是可以算是上乘之作了。
虽然如此，由于作者对人生和政治的态度，其作品对于读众，却未免稍欠积极意义的成份量。
生活的内涵是苦难，苦难的内涵是高贵，苦难是一座通达高贵的桥梁。即使处在最悲惨的境遇中，人应该仍然要拥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人性的高贵和尊严。
苦难最能够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深浅，最能够透视生命的本来面目，而从生命哲学的意义上来看，痛苦是人的一种情感体验，只有强者能感受并还原感受。而只有强者才能从苦难和鲜血中提炼出灿烂的金子来，使得受难者的鲜血不再白流。
从苦难的人生中提取人生积极的意义，唤起人们投入社会革命的洪流，当代中国卓越的文学革命家袁红冰先生使得中国的苦难文学更前进了一步。
他以他诗一般的特别的文字，造成了一种动人心弦而又引人入胜的有声画卷。
在他的四部小说中，通过描述西藏人之苦难，内蒙人之苦难，所有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之苦难——对当代中国野蛮的制度，堕落人性，荒谬的历史，作出了全景式的展现和公开式的审判。
由于其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认真读过袁红冰先生的作品的所有人无不经历一场头脑风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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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往往是是肤浅的，只有历经苦难的生命才能读懂生命。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天才起源于大悲悯，大苦闷。天才的大文学家起于大悲悯，苦闷。
苦难是直接和灵魂有关的东西，并且都牵涉到对生命意义的评价。一个人在无知中受苦是可怕的，为了解苦难的本质，把它彻底地消除而自愿去受苦或通过别的方式去体验苦难就是另一回事了----源自苦难的思考是异常强壮的。所以苦难文学往往也因此含有更深重的生命哲理，含有人类更真更善更美的伟大的情感，这便是苦难文学的真实力量。
再现苦难是为了避免苦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磨灭了苦难的记忆，那就意味着重蹈覆辙。
苦难文学就是苦难时代的文字记载;苦难作家就是把曾经苦难的感受还原回来，为整个民族提供记忆、保留历史的人。
也正是由于了这个原因，伟大的苦难作家和伟大的受难者最终总是得到人们高度的尊敬和感谢。——从90年代俄罗斯苦难文学家，《格拉古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回国受到的英雄般的欢迎，便可见一斑。
归根到底，人的最基本的需要还是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当这种需要找不到明确的指向时，人就会感到精神空乏。
而只有苦难文学能有力地震撼世俗浅薄生命意义在人们心目中的统治地位。 指出寻找生命意义的道路，给人以振奋和充实。也因而获得了应得的地位。
苦难因为文学而得到了开脱和升华，文学也因为苦难才显得更深沉和伟大。
历经苦海冲刷的沙滩，才有捡拾不尽的贝壳;历经苦难侵袭的大地才有采摘不完的写作素材。
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苦难大地——别了阶级异类的苦难，又迎了异议人士的苦难。别了下岗工的苦难又迎了农民工的苦难、别了知识份子的苦难又迎了苦难等等——即便是远离了极左的政治时期，苦难也远没有在当代中国大地停息。
长久苦难的中国大地在很大程度上为作家在挖掘人类、人性、透视苦难，阐述幸福的工作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正因为如此，文学的盛世正从欧美转向亚非，从外国转向中国。
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苦难文学的不断拓展，中国文化也将会得到彻底复兴。
(烈雷)
2007年12月13日第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