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富锦市10个镇的4万多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起了“土地革命”，他们向全国发布了公告，对当局强行低价征用他们的150万亩土地表示强烈反对，并直言收回被政府强行侵占的土地，重新分给那些失地的农民。这是中国民众维权斗争，尤其是中国农村兴起的维权斗争的新一波浪潮，它所蕴含的意义不可小视。
想当年中共在中国掀起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时，他们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农民。处于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深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在毛泽东与中共的虚伪宣传下，他们像封建时代的农民揭竿而起一样，跟着共产党干起了“革命”。而在中共在全国夺取了政权后，农民兴高采烈地迎来了新的生活，分得了对他们来说最为宝贵的土地，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于是，他们出于农民的善良本性而对共产党感恩戴德。而且，按照共产党的说法，他们不仅成了国家的“主人”，还与工人阶级一起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他们的喜悦是不言自明的。
农民的奢望不高，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够种植粮食，也就能够他们有饭吃、有衣穿，他们也就知足了。但共产党掌权后陆续采取的各种政策、方针以及各种运动不仅使城市人遭殃，更使农民尝尽了苦头。如果说19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还没有使农民彻底失望的话，那么，毛泽东在1958年搞的向共产主义超速迈进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却把农民害惨了。老毛不顾任何经济规律的胡搞，坚持所谓的“三面红旗”的胡作非为，不仅没有让全国农民看到他们所吹嘘的“共产主义的天堂”，反而是由胡搞而引发的三年极为严重的人祸。三年中全国死亡的三千多万人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安徽、四川等省可谓饿殍遍野，我自己的故乡――皖北的那个小村庄70%人祖辈、父辈没有捱过1960年的那个春天。农民兄弟都知道这是共产党、毛泽东的恶政所造成的后果，但他们仍然忍气吞声地默默承受着这一切，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在实在无法忍受饥饿的情况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以写血书的形式互相隐瞒着官员搞起了分田到户的单干，也只是救了一些人的命，但他们仍然没有像他们的先人朱元璋那样起来造反。后来老共虽然肯定了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创举”，但他们并没有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去追究老毛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中国三千多万人的死亡。
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彻底被农民抛弃了，农民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土地，又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了。但好日子并不长，以美其名曰的加快经济发展为由头，政府大力扩充城市规模、建立各种各样所谓的科技开发区、经济开发区，搞什么“新农村建设”等等名目，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建豪华办公楼、官员住宅、别墅，都是借着这种名义屡屡以极低的价格强行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失去了最后的赖以生存的基础。
其实，按照中国政府的现行规定，农民耕种的土地是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因此，如果政府要征用农民的土地，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必须征得农民的同意，且要履行相关的法律程序。但若干年来，政府完全以恶霸的做派以极低的价格强行征收农民的土地。虽然因为农村征地已经造成多次恶性事件，包括浙江、河北、四川、广东、湖南、江西等多数省份因征地而发生流血冲突，甚至有农民跑到北京天安门前自焚，但恶性的征地事件并无收敛的迹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在征地过程中存在着权钱勾结、官员贪污受贿的普遍现象。农民土地被政府强征了，而开发商为了拿到地块，就纷纷向官员行贿。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也是这其间的潜规则。
虽然被强征了土地的农民从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但中国的农民一方面是过于善良，他们很少想到通过自己的抗争去夺回自己的土地。另一方面中共的专政机构对待民众，尤其是对农民过于残忍，也使农民感到恐惧，诸多地方农民的维权斗争都遭到残酷的镇压。
现在，黑龙江的农民起来了，他们团结起来了，他们采取具体的行动了，向全国发出了维权的公告，他们大胆喊出了自己的口号：“不要奥运，要人权，要土地！”近年来中国民众的维权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虽然此前也爆发了多起农民维权的斗争，但比较起来，这次的“土地革命”更具有了鲜明的色彩。如果说在中共执掌权柄时他们得到了自己的土地，那时似乎感恩意识尚在他们的头脑中久久存留，那么，现在他们自己主动发起的“第二次土地革命”就是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以及权利而斗争，他们再也没有什么感恩的思想在脑中存留了。这是一种正义的斗争，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而且，从全国范围看，维权斗争的态势远远不是昔日可比的，已经具备了燎原的势头。这次农民的“土地革命”与全国民众的维权斗争结合起来就使中共当局受到更大的压力，逼迫他们正视老百姓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百姓自己的维权斗争取得积极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