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是一个集权体制下的社会，这是全国上下都心知肚明的事实。
当下中国正处于一场历史大变局中，这也是官方民间都明白的事实。
当下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正经历着大转轨时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下中国出现了经济高速发展、腐败高速发展，政改却严重滞后的局面。其根本原因是因为集权体制的存在，这也是体制内外大多数人都明白的事实。
形成这种集权体制，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面对这样一些历史性事实和大量棘手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已经形成了全体中国人都被绑架在一个集权体制上的局面。对于这样一个局面，思想理论界不是三缄其口就是顾此而言它，对于这一切事实的来龙去脉，更是少有人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作全面的解读。而今日之时势，这种解读实在是太有必要了。本人一介山野草民，愿意不避浅陋，当仁不让地挑起这个话题，充当一个抛砖引玉的角色。
中国二千年一贯的皇权体制，就是一种大一统的集权体制，这种体制已经形成了积淀深厚的集权文化，这个集权文化是建立在文化性的威权政治迷信基础上的。这个集权文化的最大历史机制就是危机积累机制、全面向逆效应社会发展的潜规则机制、灾难循环往复的周期律机制。
毛时代曾经通过输入外来的意识形态信仰，通过全面的泛政治化的体制操作，实际上也就是用一种东方国家主义的模式，使中国变成了一个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是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极权形态。
当极端的政治强人退出历史舞台后，通过改革开放，国家高度控制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渐次完成（当然这还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极权模式也渐次退出历史舞台，这时传统的衙门化集权形式以新的面目悄然回归，形成一种官家社会，其新旧涵摄的特点非常明显。它继承着通过国家主义整合的一切资源，在思想政治资源方面未有大的改变，经济资源的多元化、制度资源与政治思想资源的一元化矛盾是造成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的重要原因。
不管这个集权体制带有多少全新的时代面貌，因为其产生于中国传统的集权文化，蜕变于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社会形态。其社会机制的设计必然继承着原有的危机积累机制、全面向逆效应社会发展的潜规则机制、灾难循环往复的周期律机制。正因为三个机制未有改变，找不到权力制衡机制，于是按照集权体制的惯性在快速走向腐败。
当前，由于整个社会的利益博弈，利益分配机制缺乏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短时期内给政府各部门增加了大量的新权力。官僚体制不但没有产生有利于这种态势的新机制设计，反而让逆效应机制沉渣泛起、愈演愈烈，快速向颟顸、渎职、腐败的官僚主义方向发展。政府权力的部门化，部门权力的利益化，由此而产生的执法产业化、行政产业化、公共领域的泛市场化过程，使行政管理全面变味。行政执法部门产生了大量的执法冲动和制造执法理由的冲动，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一场人为制造的管制危机之中。
原来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当政治强人渐次退出历史舞台后，在不知不觉发生着体制内的无序分权，这基本上是一种分肥式的利益格局分权。在这种分权格局下，广泛有序的社会分权难以发生。
分肥式分权、体制内的集权机制不但未能消解，反而造成了“权力向一把手集中”的机制。“三五里有王者兴”现象已全面在神州大地上发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王者”不但表现为地域的 ，也表现为领域的。例如各公共领域、各大型行政性垄断国企的王者。
这种分肥式分权形式是高度中央集权向各层级、各领域高度集权格局演变的过程。这种分权形式完全与广泛有序的社会分权不搭界，它不但不会产生“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反而会大大地增加行政成本，使“大政府”变得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大。社会公众的权利被政府权力侵夺，生存空间被压缩变成无止境。这样的集权体制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沉重包袱。
当下的大陆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转轨利益集团”已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是“一些希望中国永远停留在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中间状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是既拥有相当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又能运用各种资源直接或间接影响政策乃至法律出台”的人群。这样的人群出于利益考虑，顽固地阻碍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
当下的大陆中国由于腐朽的权力文化的全面沉渣泛起，以权力阶层为主体的主流社会几乎全面奉行着潜规则原则。其实这种潜规则的流行是以“潜规则政治”为主导的。一个根本的事实是：这个社会“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始终并未改变，潜规则政治的流行使整个社会仍是由暴力和谎言所支撑着。
潜规则政治最主要的表象是主流媒体“主旋律”所体现的，公共场合台面上官员所说的话语仍然基本上是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狠话。这些假、大、空、套、狠的话语是以打造已久的国家主义话语系统来支撑的，这就构成了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仍由假、大、空、套、狠的价值观所支撑。在面对确实已经来临的经济发展大潮与全球化的过程，其与普世价值严重背离，因此会产生一系列社会危机就不奇怪了。
长时间以来，“稳定压倒一切”是各级政府打出的主要口号。而这个口号却包含一个巨大的玄机，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一切“威协稳定”的政治性改革都被禁止，实际上也就是坚守不进行政治改革的立场。在历史大变局的转轨时期，坚守这样的立场反映了掌权者极其脆弱的心态。在这种历史关头抱着这种脆弱心态恰恰是最危险的，其直接后果是危机得不到渲泄化解，而且高速积累，从而导致了社会的最大不稳定。当前社会结构的断裂已到了相当的程度，事实上这是完全置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于不顾。通过这种维持状态，获取“转轨利益集团”的最大利益。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已发展到用近乎黑社会的手段来对民众的群体性维权进行镇压。在封建皇权时代，地方官因此激发民变者是要冒被皇帝杀头风险的。为什么当下的一些地方官却敢于为了小集团的利益动用国家暴力？这种事实上的纵容其背后是怎样的背景？怎样阴暗的心理所支配？
对于上访民众，尤其是群体上访民众，各级政府历来的态度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这种政策带来的恶果是问题基本上得不到解决，反而纵容了违法贪腐侵权的官员。从而使产生的社会压力在各个层级的推诿中相互传递，不断放大。时至今日，本来是所谓“清水衙门”的信访部门，也因为拒绝接待登记，或协助“销帐”、“销号”而变成“浑水衙门”（下面层级的政府为此而向他们行贿）。
中国的官场文化，历来存在一种对危机信息予以屏蔽的机制。当前，由于集权程度的加强和对舆论高度控制的能力，这种机制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从而也使危机积累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这样的集权体制，权力得不到有效制衡，反而使贪腐官员在大多数时候是被置于体制的保护之下，被惩处者多是因争权等因素而落马。怪不得会有民谣唱出：“倒掉的是单帮的”。
由于制度设计的原因，目前司法权力地方化已相当严重，行政权、司法权同时掌握在地方行政长官之手，加上社会上“潜规则”的流行，使法律法规形同虚设。执法产业化使执法者与被持法者同时处于非法生存状态，加上司法腐败，使掌权者已成为最主要的违法群体，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法律已严重失守。
当下大陆中国，一心维持这种集权体制，存心与贪腐势力沆瀣一气，坚持以贪腐势力作为自己执政基础的政治寡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在这场历史大变局中寻求破局的最大障碍。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贪腐势力虽然以社会精英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完全蜕变成人格低下、品质恶劣的一群。一切人格独立、坚守社会良知的政府官员，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都会不屑于腐败公关，因为买官卖官需要大量金钱已是不争的事实，大量金钱的获得必然通过腐败途径，这在官场已形成了恶性循环机制。当政者、掌权者的人格异化现象已相当严重，从而也形成了人事上的 “劣币驱逐良币“机制。
以贪腐势力为执政基础的政治寡头，在这一轮世界性的虚拟经济增长的大潮中，通过对经济的有效控制，让大量像银行、金融、能源等行政性垄断的大型国企在国内外上市，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从而在大陆掀起了一轮轮股疯、房疯、钱疯的大潮。2006年，国际上的权威经济学家已经警告，中国的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造成当前这种局面，实际上是将整个国家的经济绑架在一场权力与财富争夺交织的大赌博之中。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赌博，是在全球虚拟经济博弈的大环境中发生的。由于大陆中国的集权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有足够的能力制造一场虚拟经济大跃进的局面，所以其虚拟经济增长幅度已大大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对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综合国力仍很脆弱的中国，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谁也不能给予准确的预期，但是这轮股疯、房疯、钱疯之后，广大民众与民营企业将遭受巨大的伤害，却是可以预期的。
泡沫飞扬，泡泡辉煌！全体中国人都被绑架在一个集权体制上，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这轮虚拟经济大膨胀背景下权力与财富大赌博的游戏增加了这个事实的危险性！
世界上最高的行政成本已使政府成为整个社会巨大的负担，这个沉重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的趋势，反而由于腐败的不可遏制而更趋沉重。
这是一个全面将几乎所有社会资源透支变现的过程，不但透支着有形的资源，而且也透支着无形资源。这样的转轨时期维持得越长久，对国家、对民族造成的自然生态灾难、社会生态灾难、现实危机和精神危机就越深重。
当前中国社会的不和谐程度，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在广度、深度上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诸多的社会现象都在证明深层次的危机。无所不在的腐败大潮已经使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昭示着价值观结构、信仰系统的全面崩溃，稍有理性的人都能看到这个社会危机深重的程度。“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最危险的时候！”决不是危言耸听！
对人类现代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极权主义狂潮发生在纳粹统治德国时期，那时的极权是希特勒通过“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义实现的。国家主义是一种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号召的政治理想，其结果是通过宣传蛊惑，实现了将全体国民绑架在一个极权机器上，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军事大冒险，从而把世界带入一场巨大的灾难。
东方的国家主义的最大特点是不打“国家主义”的旗号，同样是全面的以国家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制造了一个更高程度集权的体制，同样实现了“人民的头上是国家”的巨大现实。时至今日，腐败大潮的来临，权力阶层一切以人民的名义、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欺骗已变得露骨的虚假。此时广泛而深刻的国家认同危机就产生了。
在广泛的国家认同危机的背景下，权力英雄们实施一轮权力与财富争夺的大赌博，实施一轮将全体国民绑架在政治经济大赌博的游戏中，其疯狂程度也就达到了极致！实施这一轮绑架的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体制，同样被绑架在这场大赌博的中心，这也是毋容置疑的事实！
“天欲其灭亡，必令其疯狂！”试问谁能逃脱？
在这样的历史当口，中国需要伟大的政治家，现实状态也在呼唤和催生这样的政治家，伟大的政治家应该出自平民，也能归于平民，这是他们区别于集权体制政治寡头的最大特点。
伟大的政治家首先属于他的民族，其次才属于他的政党，任何政党的利益都是暂时的，只有民族的利益才是永恒的。
伟大的政治家是平实的，决不装神弄鬼，也不矫揉造作，他们不会炮制“政治有真理”的神话。从而把本应有尊严的公民贬抑为“亚人”甚至“非人”。
伟大的政治家首先是普通人，其次才是普通人的领袖。他们承认“人所拥有的我都拥有”，优先考虑的是全体公民具体的个人利益，而不是抽象的“人民利益”或“国家利益”。
伟大的政治家是有远见的，他们既务实又有超越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理想。他们不会逆自然而动，以空想为理想，他们决不会蝇营苟苟，以抱残守缺充当“维持会长”为伟业。
伟大的政治家有智慧更有勇气，有政治智慧才能看清各种改革建议的深层次和长远涵义。
伟大的政治家必然能看到集权体制已成为国家最大的历史包袱。顺应时势最大的胆略就是改变体制的集权性质，体制不改变性质，体制就必然崩溃，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自然的规律，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改工程，舍此没有其它出路。
在这样的历史当口，体制不选择改变性质，人民就会选择改变体制，这也是历史的逻辑。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作出给体制陪葬选择的人 ，必然微乎其微，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