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是场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往往会表现出它的希望和追求的目标。我将这种希望和追求的目标称之为社会意志，之所以用“社会”一词来修饰“意志”，是因为社会运动如果只是表现个人意志的话是无法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之所以不用“政治”一词来修饰，这不仅因为社会运动它的表现性质即可能是政治的，也可能是与政治没有直接关联的。另外的一层意思是，就是这种社会意志直接是政治性的，但也只是部分人内心的希望、要求，是种信念的东西，它与政治那种直接可行性并不一致，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制下，任何底层自主发生的社会或者政治的事件都与其相冲突的，更不用说是社会运动了。如果说它容忍这种自主的社会运动，而又不是它已经衰落的话，则更多的可能是它内部发生了权力之争，无暇顾及或者是这种社会运动有着他们争斗的价值。一旦腾出手来或者这种社会运动没有利用价值了，遭到镇压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最起码也要将它的自主性阉割【注】，不然的话，这种政制就有崩溃之虞。现在有许多人反倒将这类重要的问题，看得非常淡薄，甚至认为所谓的自由、民主等等，只是最高统治者愿意不愿意的事情而已。我在此无意夸大政制的作用，但我绝对想提请众人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虽说政制由人而建，但毕竟是一群人的意志。所以仅从政制角度出发，它有它的要求，而且时时提醒甚至要求统治者按其要求行事；第二个是权力愈集中的政制，它的作用往往比权力相对分散的政制要大。所以，当许多人在轻易地谈论什么戈尔巴乔夫、什么胡耀邦、赵紫阳等共产党过去的领袖们，好像只要他们愿意向往民主的话，就会给社会带来或多或少的民主。这种认识浅薄之至，因为如果他们向往民主的话——哪怕是一丁点——首先就得与政制发生冲突，不是他们破坏这种政制，就是他们成为这种政制的敌人。前者由于不能真正地理解这一点，结果他为葬送这种政制掘了几尺泥土，而后两位几乎只是表示了温和的态度，就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连这些手握最高权力的共产党领袖们对于民主的诉求都不能用向往来成功，底层的社会运动参加者们凭什么认为自己的热情、对自由的向往获得民主事业的成功呢？
而事情确实是这样，民运的参与者们他们一开始就公开自己的向往，并对整个社会提出要求，对统治者提出应该。在权力高度集中状况下的执政们，不仅认为他们是可笑的，也是无法容忍的。不要说这种要求与应该的内容，就是这种表达的本身都是对这种政制的挑战，对执政者们尊严的冒犯。民运的参与者们公开自己的向往，提出要求与应该，在社会运动期间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与社会运动的特性相一致的。尽管如此，我需指出的是，这也给民运带来致命的危害。对绝大多数民运参与者来说，这种认识问题的方式，不是被他们在红尘中抛弃了，就是停滞不前，像未能长大的孩子。
民运所具有的社会意志尽管开初起于参与者的向往和自认为正确的要求，但一旦它受到严厉的阻拦，而它又表示出非要达到的特性时，事情起了根本的变化。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此时它才进入真正的政治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它要求通过政治的实践来实现。政治实践的起步，就是要求参与者放弃他们在社会运动期间所持有的那种自我的向往。这是政治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不理解这一点，我可以断言，民运没有任何发展的希望。至于发展的希望都不存在的话，成功就不用谈了。
我知道，要理解和具有这种认识对许多民运参与者来说，无疑是个困难的过程。特别是那些从民运初期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参与者来说，不仅是困难的，也是痛苦的。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养成社会的变动必须迎合他们头脑里的要求与应该，而不是恰恰相反。这种用头脑走路行事的状况，他们不仅认为理所当然，习以为常，而且从来没有质疑过，动摇过，你现在告诉他，这是一个错误的状况，并请他颠倒过来，用自己的双足走路行事，他能不感到困难与痛苦吗？
宋晓萍写于2007年3月19日
【注】这种阉割的事例，最典型的要数是对于1976年4月5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流血事件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