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萧山教案——中国最大的家庭教会教堂被强拆与重建
据说在中国出现了鞍山教案、华南教案等基督徒受逼迫的事情后，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等有关部门决定帮助建立基督教的“对华援助协会”，帮助中国的基督徒维护宗教信仰权益，傅希秋牧师出任了第一任会长。傅希秋牧师曾是我们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弟兄，曾与华惠棋弟兄、蔡卓华弟兄一起同工，曾组建过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神学院。1996年在受到逼迫后，经香港流亡到了美国。
2003年6月26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政府，以“违章建筑”的名义，将凸渡沙教堂强拆了。在外界知道了这一消息后，是主感动了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7月25日，在美国的傅希秋牧师，特意委派北京的刘凤钢弟兄赶到了浙江省杭州市的萧山，看了被强拆后的教堂。刘凤钢回到北京后，写了《来自祖国的报道》，并且由张胜棋弟兄在8月5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
据说，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在接到张胜棋弟兄发来的《来自祖国的报道》这篇文章后，通过“对华援助协会”，尽自己的能力为此呼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映。据说，中国的有关部门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一定要打击“对华援助协会”在国内的作用，决不允许境外的敌对势力进入中国，更不允许境外的敌对势力与国内的不稳定因素相互联系，坚决不允许美国的傅希秋与国内的刘凤钢一起帮助萧山教会。（我入狱后，警察在审讯我时，多次说过这类的话）。
凸渡沙教堂建于1972年，以前曾是原生产队的仓库，1982年凸渡沙教会从生产队那里租下了这个仓库用于聚会，1999年时凸渡沙教会又从生产队那里买下了这个仓库，翻建成了教堂。租、买、建都是有正当手续的，凸渡沙教堂是一个合法建筑物，不是违章建筑。2003年6月26日教堂被强拆后，凸渡沙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很不理解，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出钱，在9月11日又将教堂重新建造了起来。据说政府的有关部门认为：“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直接帮助了凸渡沙教堂的这次重建”，他们不允许境外的敌对势力进入中国。在9月18日，政府再次强拆了刚刚重建的教堂。9月26日，当地镇政府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横蓬凸渡沙聚会点违章建筑再次被强制拆除》，并且还特意登在当地镇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可见：http://www.hzxsny.gov.cn/newsshow.asp?newsid=115），全文如下：
“横蓬凸渡沙聚会点经反复思想工作仍不肯登记，同时又属于违法建筑，在6月26日曾被区人民法院、镇政府联合执法，强制拆除，对其他非法的基督教活动场所产生了敲山震虎的效果。但是，由于少数顽固的信教骨干分子的煽动，该聚会点人员于9月11日深夜突击建房，在原址上又重新建起了活动场所，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同时也阻碍了“红十五线”连接道路工程的进度。9月18日，在区公安分局、宗教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镇政府组织人员，再次对该违法聚会点进行强制拆除。
为确保拆除顺利，镇党委政府成员成立临时领导小组，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整个活动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做到拆除现场井然有序，安全保卫滴水不漏，应急工作及时到位。拆除过程中党委书记俞成良坐镇现场，现场执行人员发扬雷厉风行、密切协作的精神，坚持依法行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的放矢地做好现场群众的疏散、劝导工作。正是由于计划周详、组织严密、责任落实、人员尽职，此违法聚会点被迅速拆除，并填上了煤渣与石块，扩大此次拆除成果，有效防止反弹与回潮现象的产生。
对于此类违法搭建行为，镇党委政府表示要以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手腕，坚决将非法宗教活动的嚣张气焰遏止下去，彻底清除非法宗教活动这个毒瘤，以保证正常的宗教信仰和维护社会的稳定。
2003-9-26”
2003年9月份的一天我去刘凤钢家，通过刘凤钢的介绍，我第一次具体地知道了萧山教案一些的事情，我才知道7月份刘凤钢去萧山是美国的傅希秋牧师委派的。刘凤钢还对我说，他去萧山的整个费用，都是他自己出的，没有用傅希秋的钱。刘凤钢还让我看了他写的《来自祖国的报道》，他还让我做了修改，并将题目改为《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情况》。
10月2日，刘凤钢到我工作的医院来看我，我母亲当时病危也在这里住院抢救（10天后去世）。同来的还有一个萧山教会的弟兄，我从这个弟兄那里了解到凸渡沙教堂是有合法手续的，不是违章建筑。当时我的建议是，应该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来维护我们的权利，如果萧山的弟兄来北京上访，我可以帮助，我家也是被强拆的，我们可以一起去上访。在上访时，如果有国际媒体来问我们，我们可以说说我们的事情。上访维权是受法律保护的，那时单单上访还没有太多的危险，被劳动教养、被判刑的还不多。国际媒体都是中国政府请来的“客人”，向这些媒体述说自己的事情，为此被抓的还很少。
萧山的主内弟兄姊妹没有来北京上访，但是他们到了杭州市、浙江省等各级政府机关去上访，去反映情况。萧山教会的主内弟兄姊妹们，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权利。在多次上访、反映情况后，2005年萧山凸渡沙教会的弟兄姊妹，搬走了教堂被强拆时填上的煤渣与石块，第二次地又将教堂重新建造起来，这个新建的教堂很大，可以同时容纳五千人聚会，是当今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中最大的教堂。几年过去了，第二次重新建造起来的教堂一直到现在没有再被强拆，看来当地政府说的“违章建筑、影响交通”都是不实之词。
五、因萧山教案我们被抓
强拆教堂不是一件小事，它会引起国际社会极大的反响，事实上2003年6月萧山凸渡沙教堂第一次被强拆后，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反响。第2次强拆教堂就更不是一件小事，会加重国际社会的反响。强拆教堂后，又去发表这样的文章“要以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手腕，坚决将非法宗教活动的嚣张气焰遏止下去，彻底清除非法宗教活动这个毒瘤”，会极大地加重国际社会的反响。因此说，再次强拆萧山凸渡沙教堂，发表这样的文章，都不应该是当地镇政府、区政府决定的，据说是来自高一些的有关部门。
当地政府已经在网上公开发表了文章，承认了2次强拆教堂，也说了理由“横蓬凸渡沙聚会点经反复思想工作仍不肯登记”。根据这篇文章，尤其是根据这个理由，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完全可以去行使他们“对华援助协会”的工作了。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可能是一直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对这篇文章发表过评论。“不登记就强拆教堂”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在中国也是违反有关法规和政策的，对这篇文章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向国家的有关部门去反映这件事情。
2003年9月再次强拆了教堂，又公开发表了这样的文章，这时北京的刘凤钢弟兄也就处于危险之中。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可能是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也没有注意到刘凤钢所处的危险。如果注意到了这些篇文章，傅希秋牧师一定会让刘凤钢去躲一躲，到边远的山区里面去为主传福音。在这方面，美国的傅希秋牧师、北京的华惠棋弟兄都是比较有经验的。1996年华惠棋、蔡卓华、傅希秋三人因组建神学院面临被抓时，华惠棋就带着蔡卓华去了边远的山区，而傅希秋弟兄逃到了香港。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借着香港，后来傅希秋弟兄流亡去了美国。
由于刘凤钢一直受到警察的监视，刘凤钢与“对华援助协会”联系，接受委派，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刘凤钢弟兄是一个很有大无畏牺牲精神的人，他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已经将他心脏病的住院病历发给了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和“中国人权”，希望在他入狱后为他呼吁，呼吁他保外就医，刘凤钢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曾住院治疗。刘凤钢弟兄也是一个有一定智慧的人，他已经作好了面对危险的准备，为了防止警察监听，那几个月他把自己家的电话都停了，他与傅希秋的联系都是通过公用电话。后来他家的电话还是在他被抓后，我出钱帮助给安装的。
2003年10月，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再次委派了刘凤钢再次去了杭州，10月12日晚在杭州，刘凤钢被抓。一个月后，2003年11月9日我也被抓了。警察对我说：“你是名人，如果没有铁的证据，我们绝对不会抓你。如果没有铁的证据，我们的上级也不会批准抓你，抓你是经过很高层次批准的，我们是有铁的证据的。”
警察对我说：“刘凤钢已经做证了，是你把《来自祖国的报道》这篇文章发给傅希秋的”。这篇文章不是我发给傅希秋的，而且我也不知道是谁发给傅希秋的。警察对我话：“不是你发的，那是谁发的？”，当时我还真不知道是谁发给傅希秋的，当然我就是知道，打死我，我也不会说。为了要我的口供，警察使用了各种手段，尤其是警察认为刘凤钢都说了，你徐永海还死扛，真是往死了整治我，他们使用了能用的各种手段，拳打脚踢、上背拷、冬天里向棉衣里浇凉水、连续十来天不让睡觉等等、等等，由于不让睡觉我都出现过幻觉，但是我没有被屈打成招。
不是我发的，刘凤钢不应该编出是我发的，刘凤钢应该知道我当时的处境，我母亲病危，我借住在朋友家，我正在解决住房问题，我不能有任何麻烦，不能让警察来找我，更不能让警察来抓我。警察对我说：“刘凤钢是你的好朋友，刘凤钢说是你发的，刘凤钢能胡编害你吗”？开始警察说这些，我认为这是警察在诈我，在我与刘凤钢之间制造矛盾，我与警察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虽然没少吃苦头，但是斗志昂扬。后来知道刘凤钢真地说了这些，我想，一定是刘凤钢受了酷刑，被打糊涂了，被威逼利诱了，我是斗志更加昂扬。是的，我被抓时，刘凤钢已经被抓快一个月，他一个病人，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如何经受得住这样的审讯。
我被抓半个月后，警察去问了刘凤钢，刘凤钢承认对警察说了假话，承认做了伪证，承认确实不是徐永海发的。11月17日张胜棋和他的女朋友小菲在吉林被抓。为了彼此保护对方，张胜棋和小菲当时就都承认是自己发给傅希秋的。小菲身体很不好，面对各种审讯，小菲晕到过几次，3天后小菲不得不被释放，张胜棋被抓到了浙江杭州。
张胜棋被抓后，由于当时他就承认了是他把文章发给傅希秋的，警察为此事没有过多地整治他，但是为了从张胜棋的口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警察更是狠狠地整治了张胜棋弟兄，张胜棋弟兄受了很多的苦。在警察的暗示下，牢头狱霸时常毒打张胜棋，还时常让身受伤痛的张胜棋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地上泼着冰冷的凉水，那时已是冬天，天气已经很冷，晚上监室里的水都结冰。但是张胜棋弟兄没有出卖、牺牲其他的主内弟兄姊妹。
由于《来自祖国的报道》这篇文章不是我发给傅希秋的，不能以这件事情判我有期徒刑了，但是警察已经把我抓了半个多月了，警察又不能放我，警察已经对他们的上级说了，有铁的证据，是个铁案。如果无罪释放我，我一定会向他们索要国家赔偿，警察们也会为此受处分。这样在半个月后，萧山区的警察、杭州市的警察特意请了浙江省公安厅的警察来审讯我们，问东北辽宁鞍山教会的事情。开始半个多月浙江的警察一直说，东北辽宁的事情由东北辽宁的警察管，他们不管。2004年8月，因辽宁鞍山这件事情我被判有期徒刑2年，因浙江萧山这件事情张胜棋被判1年，因这2件事情刘凤钢被判3年。
在判决书上写到：“ 经审理查明：2001年10月中旬，被告人徐永海得知辽宁省鞍山市妇女李宝芝因对被决定劳动教养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及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即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的消息后，指使被告人刘凤钢前往辽宁省鞍山市收集该案情况，并出资人民币1000元作差旅费。事后，刘凤钢将前往当地收集的情况写成《我所了解的辽宁鞍山市刘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一文，由徐永海提供给境外杂志《生命季刊》的发行机构。该刊物在第20期上全文刊登。”“被告人徐永海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六、在坐牢期间我们与家人所经历的苦难
我被抓后，警察严重警告了借我们房子住的那个朋友，我妻子不能再住在这个朋友家了。我妻子无家可归，白天上班，晚上流落街头。她常常在街上无目标地走，那时是11月份，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饿了，只能买点滩上的包子、馅饼，也没有钱到饭馆、餐厅去吃饭。到了要睡觉的时候，无处可去，又住不起旅馆，不得不到浴池去睡一宿。这样的日子过了半个多月，后来才用强拆后的补偿款买了房子，有了栖身之地。
因为我入狱，妻子为我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常人不能想象的苦。在我坐牢期间，妻子为我呼吁，写文章、见记者、见联合国官员等，为此妻子时常受到警察的监视跟踪，仅仅在2005年一年里就有90多天是在警察的贴身陪伴下，上下班警察要护送，买菜警察也要护送。妻子为了到远离北京的监狱去看我，被迫辞职，失去了工作，后来才找了一个半日的、临时性的护士工作，每月工资还不到1000元。我入狱后没有了收入，妻子的收入也明显减少，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是她还要帮助狱中的我，每月还要给我寄钱，因此妻子的生活非常地艰难。
在我坐牢的2年中，2次开庭，1次探监，我妻子曾3次从北京到杭州，前后花去了近一万元。怕我在监狱里吃不饱，妻子每月还要给我寄去几百元，还要寄些药品、衣物、书籍等，2年之内也花去了近一万元。妻子的收入很少，家里的积蓄也不多，为了给我寄钱，妻子是省吃简用，吃不好睡不好。
我被抓后，为了给我请律师，没有钱，我妻子曾非常着急。后来“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借着祷告的力量，借着主的大能，使国内的一个弟兄帮助请了律师，我妻子才不再为请律师着急了。但是二审上诉的律师费还欠着，由于请律师时是我妻子签的字，妻子时常处于不安之中，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欠人家的钱不还。因为经济困难，妻子只到监狱里看望过我一次。探监时妻子对我说：“律师在索要二审上诉的律师费了，也没有钱给人家，也不敢到律师那里去取《上诉裁定书》。家里再没有钱让你请律师来申诉了”。
在牢里我们被打、被折磨、被侮辱，但是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对家人的牵挂。在我被抓后的头一段时间，我被关在看守所里，没有家里的一点消息。牵挂妻子，妻子肯定不能住在朋友家了，那么她住那里呢？在寒冷的冬天里流落街头吗？牵挂父亲，在刘凤钢被抓后的第二天，我母亲去世了，还不到一个月我又被抓了，80多岁的老父亲如何受得了这些，他是否病到了，他是否还能活到我出狱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不用牵挂母亲了，否则病危的母亲，一定会让我这个儿子，牵挂得不得了。牵挂借我房住的那个朋友，在抓我那天，警察押着我抄了这个朋友的家，给人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人家的工作、生活一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太亏欠人家了。
一想到这些事情，我就如同万箭穿心，心烦的不得了。有时恨不得打自己的脑袋，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但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必须去想，真是痛苦。这种痛苦比被打、被折磨、被侮辱要痛苦得多。后来由看守所被押送到监狱，能写信了，能探监了，妻子看过我一次，可以知道一些家里的事情了，但是更是为家里的事情着急。面对这些，我只能祷告，求主来怜悯我，来帮助我，更求主帮助我的妻子、父亲、朋友。借助祷告，我才能平静下来，我真是感谢主，如果没有主，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些。
警察对我说：“刘凤钢已经做证了，是你把《来自祖国的报道》这篇文章发给傅希秋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刘凤钢充满了埋怨，很是痛苦。因为一些维权的事情，警察一直想抓我，只是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刘凤钢编出假话来对警察说是我发的，这不是给警察送抓我的理由吗？即使真的是我发的，刘凤钢也应该是“打死也不说”，或者自己承担下来。
警察还对我说：“傅希秋给了刘凤钢很多钱，傅希秋、刘凤钢、张胜棋、三哥、张明选、华惠棋他们一起管萧山的事”，警察让我说出这些，并让我作证。对这些事情，我还真不知道，当然就是知道，打死我，我也不会说，更不会编出伪证来去牺牲别的主内弟兄姊妹。
曾有一天，北京的警察还特意来到杭州，特意来问华惠棋的事情。他们还对我说，只要我肯合作，我肯作证，我肯‘立功赎罪’，就可以放我，或者以后可以判缓刑。我没有给他们更多问话的机会，我说：“你们还是赶快回北京去吧，如果回北京不急就到杭州的西湖去玩玩，我不会诬陷自己的主内弟兄。”
警察说“美国的傅希秋给过刘凤钢很多钱，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工作”，对这些，我是真不知道。警察问我时，我说的都是“他们的事情我不知道，刘凤钢说他去萧山的钱都是他自己出的”。我的回答确实能保护刘凤钢弟兄，也许还能保护张胜棋弟兄和对华援助协会在国内的工作。在牢里，我常常心里在想，因为我说的一定是这些，刘凤钢弟兄就编出伪证来使警察来找我吗？一种“被牺牲掉”的感觉，时常涌向心头，不能消失。这种“被牺牲掉”的感觉非常得痛苦。
面对自己的埋怨、委屈、痛苦，这时我必须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痛苦、屈辱、牺牲，才能减轻自己的这些痛苦。与主相比，我这点痛苦、牺牲算不了什么，我要效法主耶稣，向主耶稣学习。后来，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借着主的大能，我对主耶稣充满了信心，相信一切都在主的掌管之中，所发生的这一切，一定都有主的美意，我战胜了痛苦，一直充满了喜乐。
刘凤钢被抓后，刘凤钢的妻子毕玉霞姊妹也受了很多的苦。丈夫被抓时，他们的儿子只有4岁。为了一家人能生存，为了不失去政府的“最低保障金”，毕玉霞姊妹不敢为刘凤钢呼吁，还不得不写信让刘凤钢去“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毕玉霞姊妹内心的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狱中的刘凤钢，担心孩子，误解妻子，心情十分不好，致使心脏病严重。因为心脏病，刘凤钢很长时间不能下床活动，夜间因呼吸困难都不能平卧。有时由于心绞痛，刘凤钢疼的实在受不了，不得不半夜求医。我多次在半夜听到过其他犯人抬着刘凤钢去医务室的声音，只是当时我不知道是他。刘凤钢病的如此严重，但是监狱里也没有更好的药物、设备为他治疗。这样的心脏病小医院都不敢治疗，只能去大医院，监狱里的医务室又不是医院，不可能治疗这样的心脏病。
刘凤钢的这些情况，监狱外边的人不知道，在同一监狱坐牢的我也不知道，监狱不允许我们之间有任何联系。如果毕玉霞姊妹能得到应有的帮助，不必依靠政府的“最低保障金”生活，并能定期去看望狱中的刘凤钢，外边的人就能知道刘凤钢弟兄的病情，就会为刘凤钢弟兄呼吁，也许刘凤钢就能保外就医，甚至可以象魏京生、王丹、徐文立、刘念春、王有才那样到国外去就医，刘凤钢弟兄就不会受到如此的折磨。刘凤钢弟兄的病情真的很重，他心脏上的一根主要血管已经堵塞了95%，时常是憋气、上不来气，很是痛苦，那时他是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
刘凤钢身患重病，在牢里他为主受了很多的苦。虽然他因为有病，没有受到酷刑，警察对他还客气，但是身体疾病、担心孩子、误解妻子却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刘凤钢坐牢时，儿子才4岁，他四十多岁才有了这唯一的孩子，也算是中年得子，平时爱得不得了，坐牢时更是揪心。虽说刘凤钢早已有了坐牢的准备，但是面对儿子，他还是希望尽量避免坐牢，为此对警察编出了“给傅希秋的信是徐永海发出的”这样话，对于这一点，我一直能够理解。
不论是出于一时的软弱，还是出于保护教会、弟兄，他做了伪证使我被抓，我都应该原谅了他。我出狱后，刘凤钢还有一年的刑期，他还在牢里，还在为主受苦，并且身患重病。我写信给他，寄钱给他，寄衣服给他，来安慰他。我多次为他写文章，请求弟兄姊妹们为他祷告。
我出狱后，我经济上一直很困难，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困难主动向别人伸过手。刘凤钢还在狱中时，他的儿子有病住院，我主动向朋友求助，找来帮助解决了他儿子几千元的住院费问题。刘凤钢出狱后，他因病危需要急诊住院做心脏手术，我及时找了一个外企驻京的朋友，向这个朋友求助，及时解决了刘凤钢住院费的问题，使刘凤钢及时由急诊室转进了病房，后来做了心脏手术。主爱我们，主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主给我们的命令是“彼此相爱”。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