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致全国人大何鲁丽副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
北京基督徒徐永海
2007年11月
前言与摘要
在辽宁的“鞍山教案”中弟兄姊妹被打、被罚款、被劳动教养，其中李宝芝的上诉是中国宗教上诉案中公开开庭的第一案。在浙江的“萧山教案”中“凸渡沙教堂”两次被强拆、两次被重建，重建后的教堂是中国最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教堂，可以同时容纳五千人聚会。因帮助鞍山教案、萧山教案中的主内肢体，刘凤钢、徐永海、张胜棋三位基督徒被判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此案可称为“两山后教案”。
教案基本上也就这三大类：一是因传福音弟兄姊妹被打、被关、被罚款，这类教案相对较多；二是因聚会教堂被拆、被炸、被关闭，这类教案相对少些：三是因帮助受逼迫的肢体而被判有期徒刑、被劳动教养，这类教案相对很少。“鞍山教案、萧山教案、两山后教案”这三个教案是一个有前后联系的教案群，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教案。
这三个教案都是明显的冤假错案。“鞍山教案”当年在法院内部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为此李宝芝上诉案是公开开庭审理，上诉案大多只是书面审理，很少开庭。“萧山教案”当年在政府内部就存在着不同意见，为此凸渡沙教堂在第二重建后没有再被强拆。“两山后教案”在审理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大争议，为此我们曾被释放出看守所改为监视居住一段时期。
一、致全国人大一封信的部分内容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们，以下是我在2001年曾写给全国人大一封信的部分内容，信是写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社会职位最高的基督徒、我大学期间的儿科学老师何鲁丽。信中所反映的是中国东北辽宁鞍山一些主内肢体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事情，主要是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在2001年10月鞍山中级法院法庭上的一些证言证词：
审判长对一个基督徒说：“你的言辞，要负法律责任。”之后，由律师问话：“请你把被抓当天的情况讲一下？”
答：“我们被抓后，都分别关在公安局八楼宗教科不同的房间内，他们对我们进行拷打，房间里时常传出叫喊声。”
问：“是哭声？是喊声？”
答：“是被打发出的喊叫声？”
问：“继续说。”
答：“我看到马毅（宗教科长）用手抓着女信徒的头发在通道里走，他们还扇我的脸，让我在他们写好的供词上签字。”
问：“你签了吗？”
答：“我不签，他们就打，全是他们逼的。”
再看辽宁钢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郝庆华、刘雪芹从基督徒孙德荣那里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
问：我们是律师，作为李宝芝的代理人想向你了解有些情况，希望你能如实介绍情况，如果讲假话，将承担法律责任。
答：我会如实介绍情况，如讲假话，我愿承担法律责任。
问：请介绍一下2000年11月发生的事情？
答：……将我两手分别用手铐拷在两侧暖气管子上，把腿用绳子捆上，用脏布将嘴堵上，然后一个人骑在我身上，另一位蹲在我脚上，用电棍过脚，这种滋味令我难以忍受，后来不得不按公安人员马毅的要求做了虚假的口供。在此之后，公安人员马毅等人曾在第一看守所对我外提，也让我按他的要求完善案情细节，由于是假的事情，我说的与他们的要求不符，也受到马毅的打骂，马毅曾用手打嘴巴子，公安人员这种做法令人难以理解。
律师从基督徒侯荣山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
答：……马毅曾让他手下的人将我两手用拷子拷上，然后用绳子强行向上拉，用脚踩我两肩，还有一次，马毅将我两手分别拷在两侧的管子上，两腿捆在一起，马毅坐在我身上，用电棍电我上半身，用电棍在身上走了好几次，记得当时我押在鞍山第一看守所时，马毅两次外提往回送时，看守所那都有记录，马毅为了防止验伤暴露了他的残暴一面，还用脚踢我的下身，……用电炉子烤我的双膝，现在还留下很深的伤痕，记得给我上绳时，我没有按马毅的意思去交待，当时被绳子吊的我两次休克，昏死过去，现在想起来还有后怕，
律师从基督徒钮中芳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
答：……用绳子将我反捆，打我嘴巴，用拳头打我腹部，上绳，这样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到了晚上约7、8点钟的时候，当时马毅穿着毛衣、毛裤，由于马毅打累了，热了，将外衣、毛衣、毛裤都脱了，只穿运动服，马毅打人打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这时我吐了两口血，见此状马毅就停了下来不再打我，到了半夜马毅又给我安排在另一间，用手铐分别拷在两侧的暖气管子上，扒掉袜子，一个高个子的警察坐在我身上，然后马毅用电棍不断地击我，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个小时……
再看我们一个基督徒所写的材料：
有一个姊妹叫钮中芳……从11日下午2点开始审讯、毒打、电棍、小绳等各种方法折磨直至午夜2点（长达12个小时），12日下午5时半放人（已超过24小时，钮被放出时，脑袋肿得象个大窝瓜，电棍所致），11日下午，马毅当着百余信徒的面抓着钮的头发来回走，并下令手下买四条绳子捆绑他们（李、孙、侯、钮），钮的嘴巴子被马毅打的无数，直至口吐鲜血为止，“上小绳”是人最受不了的，疼痛难忍，马毅乘人之危，揪着头发打钮的嘴巴子，更残忍的是在双臂后绑的情况下，马毅用拳头击打钮的小肚子，钮疼的死去活来，叫喊时，马毅关上门不许喊叫，至今仍然有隐痛。当天晚上，马毅和刘警官酒后将钮置于床上，双手分别绑在床头的两侧，刘警官坐在钮的大腿上，马毅手拿电棍烫钮的脸、手。甚至将钮的袜子脱下，要电脚心，两人一同折磨着……打人累得大汗淋漓，外衣、毛衣都脱下，午夜2点多钟，马毅、刘某累了，喷着酒气睡着了，可怜小钮在床上有尿也不敢喊，怕再遭毒打，直憋到天亮，真是惨无人道。打到这种程度，仍然罚款4千元，不给收据。
有一弟兄侯荣山，51岁。遭到更加残酷的刑罚，从11月11日下午2点开始审讯，也就是受刑的开始，马毅等人用一米多长的竹竿，粗细3厘米左右，抽打侯的背部，运用的力度和频率无法计算，两根竹竿都打劈了好几半，人的背部怎能承受的住呢？侯一连半月不能仰卧，打人累了，就让侯蹲在地上，不许坐，四面又无靠，在侯面前放一电烤灯，侯的眼睛烤的受不了，就要挺起脖子仰起脸，马毅等人在电烤灯的后面用竹竿打脑袋，随时纠正姿势，双侧膝盖部位烤起了四、五个大水泡，超过2个厘米左右，（已经留下疤痕），直至休克为止。从11月11日下午2点开始到午夜2点，一直没有停止审问和受刑……上小绳更可怕，将侯的双手用手铐锁在背后，用脚蹬住侯的肩膀，再用绳子绑在双手上，拽绳子向上提……，太残酷了。午夜两点以后，将受了重伤的侯双手背后烤在暖气管子上站到天明……
11月12日马毅他们吃完午饭后，又开始审问。马毅用棒子再次毒打一夜未睡，水米未粘，而且已经被打了12小时之多的侯荣山。有一警官，高个子，姓麻，脚穿皮鞋，狠踢侯的小便，当时侯疼的上不来气……更惨的是动用电棍将侯置于床上，两手分别用手铐锁在床头两侧的铁管子上，双脚用绳子绑在一起，绳子另一端在一警官手里向后拉，将人拉直固定，刘警官坐在侯的小腹上，再有一警官手持电棍，从侯的嘴开始向下行刑，电棍触到气管部位时，人真象断了气一样难受。然后触胸部到腹部，电棍触到肚脐时，人的全身都无法忍受那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痛苦。电棍仍然向下作恶，要触到小便时，马毅用人挡了一下；行刑人员算是手下留情了，但并没有停止，从大腿一直电到脚趾、脚心、全身用电棍触一遍，当时被电的浑身战栗，电后的烫伤糊印更是疼痛难忍。
11月28日，再次提审侯荣山，前次被打的伤还没有痊愈，却又经历了比上次更惨的酷刑，马毅用木棒子专打侯大腿的两侧（疼痛敏感区）站立不住就会摔到，马毅又将侯揣到在地，脚踏在侯的胸部，用电棍电侯的嘴和气管，呼吸就更困难，当时在场的杜文学和一名姓金的女警官看到这种场面，都开门出去了。没有一点反抗能力的侯再次被马毅等人绑在床上，又重新体验一次叫人不寒而栗的电棍电全身的经历，姿势、方法和11月12日那次一样，只是狠度有过之无不及。
遍体鳞伤的侯被送回月明山看守所，朱所长和陈管教验伤后，将伤情全部记录下来，当时还有被拘留的20来个犯人都看见了。以后再一次提审“侯”时是马毅将侯送回月明山拘留所，到门口时，马毅威胁说不准验伤，否则扒了你的皮，又凶狠地踹了侯一脚，才回去。
孙德祥弟兄也遭到了摧残，将孙的双手用手铐拷在暖气管上，双脚分别锁在床的两侧，嘴用毛巾堵上，用电棍从上电到下边，痛苦也无法喊出声来。
李宝芝一次提外审时，三天二夜不许休息睡觉，马毅他们轮流审讯，轮流休息，惟独不许李休息，致使精神恍惚在别人的口供上签字画押。
李宝芝姊妹双手上下交叉反拷着，一只手从肩膀上背过去，另一只手从肩胛骨下背过去，可是李宝芝的胳膊短，双手拷不上，他们就用力扣，当时听到骨头拉动的响声，总算拷上了，可是李的体位变了形，他们想取下手铐却取不下来了，又喊了许多人来帮忙取手铐，两个人将李的双肩用力后背才取下，李的双肩怎能不受伤呢？在回答审讯时，若不按马毅的意思回答就劈头盖脸的打嘴巴子、打脑袋。
二、鞍山教案——宗教上诉案中公开开庭的第一案
以上是鞍山主内肢体在法庭上的证言证词，这些主内肢体以前曾在辽宁省鞍山市绿化街教堂里聚会，后来离开了这个教堂。在这个教堂曾有一位爱主的牧师——刘牧师——在这个教堂里为主做工，因为爱主，他与“三自”不能和谐相处，后来被赶出了教堂。据说那一天，面对着强大的外界压力，刘牧师和很多主内弟兄姊妹，含着眼泪离开了他们的教堂。刘牧师和离开教堂的弟兄姊妹们，以后就在自己的家中聚会，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又多了一些新的聚会处。
北京缸瓦市教堂，也就是2005年美国布什总统访问北京时曾去过的那个教堂，也曾发生过把牧师赶出教堂的事情。那是在1994年12月4日，被迫离开教堂的牧师是缸瓦市教堂的主任牧师——杨毓东牧师。后来杨毓东牧师和很多离开教堂的主内弟兄姊妹们，都在自己的家里聚会了。杨毓东牧师被赶出教堂，在当时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而鞍山刘牧师被赶出教堂，一直不被外界所知道。
鞍山的主内弟兄姊妹们离开教堂后，他们分成几个聚会点，分别在自己家中聚会，学习《圣经》，为主传福音。2000年当地公安人员说他们是邪教，对他们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警察马毅对弟兄姊妹采取了打嘴巴、拳打脚踢、“上小绳”、木棍打、竹竿抽、电棍、烤电炉等（见《生命季刊》第20期）。李宝芝姊妹还被劳动教养2年，孙德祥弟兄、侯荣山弟兄被劳动教养1年，很多弟兄姊妹被罚款。
警察马毅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是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就是对待杀人犯也不能这样。为此，李宝芝姊妹坚持真理，行政上诉，并公开开庭。据说李宝芝一案是中国宗教上诉案中公开开庭的第一案，以前与宗教有关的上诉案就没有公开开庭过，（各种上诉案大多是书面审理，很少开庭）。鞍山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托人来到北京找了我们，向我们述说了鞍山教会弟兄姊妹的事情，希望我们去参加李宝芝一案的旁听。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12：26）。“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么。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2：14-17）。
在我们听到鞍山的主内弟兄姊妹为主受苦的事情后，我们的心在疼痛。面对主内弟兄姊妹的请求，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而不能提供具体的帮助”，我们决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鞍山的主内弟兄姊妹。为了参加李宝芝一案的旁听，我出了路费，刘凤钢弟兄去了鞍山。刘凤钢参加完旁听后还到劳教所看望了正在为主坐牢的李宝芝姊妹，牢里的李宝芝姊妹还特意委托我们帮助她申诉，帮助她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事情，为此李宝芝姊妹还特意签下了她的名字。
刘凤钢回京后，我写了《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向国家的最高权利机关反映警察马毅的违法犯罪行为。此信是寄给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社会职位最高的基督徒、我大学期间的儿科学老师何鲁丽。为了能让更多的基督徒为鞍山的弟兄姊妹祷告，受刘凤钢的委托，我将刘凤钢写的《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通过电子邮件寄给了一些主内弟兄姊妹。
是主感动了王峙军牧师和其他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将这些见证刊登在《生命季刊》上，他们帮助了鞍山的主内肢体，他们也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见：《生命季刊》第五卷，第四期，2001-12，总第二十期《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http://www.stemi.org/htdocs/cclife.nsf/c7f6e7f740b615c7852568060007ef89/ea722d25c452e1a085256b3e00739971?OpenDocument）。这篇文章被发表后，很多海内外的弟兄姊妹打电话给那些打人的警察，指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且向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
三、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耶稣
在鞍山教案中，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被罚款，其中：邹玉芝2000元，王素霞2000元，刘素兰2000元，马秀芳2000元，沈素丽2000元，许凤兰1000元，崔敏2000元，马利1000元，张雅茹2000元，于会玲1000元，马艳2000元，刘贺1000元，钮中文1000元，钮中芳4000元，谢敬东2000元，李庆东3000元，吴素珍1000元，张义满1000元，路素芝2000元，王会艳1000元，共35000元。在2000年的时候，鞍山的很多工厂不景气，普通工人工资还不到500元，很多职工下岗失业，收入就更少，罚款这些多，又没有收据，钱到了哪里？这些警察是在严重侵害我们主内肢体的权益。
近些年来，在中国的城市拆迁中、农村占地中、企业转型中，一些贪官、奸商肆无忌惮地侵害着老百姓的权益，如一些市民的家被强拆，不得不流落街头；一些农民的土地被强占，成了失地农民等等。面对自己的冤屈，面对生活陷入绝境，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权益，一些老百姓不得不走上了上访维权的道路，到北京来上访。因为上访，很多人被抓回当地，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有的抓回去被办了学习班，甚至被劳动教养，被判有期徒刑。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太19：24，可10：25，路18：25）。我们要传福音给那些贪官、奸商、黑社会们，给那些强势群体们，告诉他们，不要学习这个财主，而要学习撒该。“撒该站着对主说：‘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19：8-10）
在任何社会中，财富都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对财富的欲望与追求。为了更多地占有财富，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就会欺压那些无钱、无权、无势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欺压，不会随着某些暴力革命的成功而改变，无非是一些弱势群体的成员进入了强势群体。一个社会要想公平、公正、合理，只能是强势群体的成员普遍地接受基督信仰，接受主耶稣，像撒该那样，心甘情愿地不再欺压弱势群体，心甘情愿地愿意与弱势群体分享权利，实行民主。
要想让强势群体的成员相信存在上帝，接受基督信仰，不能通过暴力的方式，只能通过爱的方式、和平的方式。社会的进步，可以通过暴力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但是最终起重要决定作用的还是和平的方式。我们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史，更是一部思想进步史，耶稣、保罗、孔子、老子等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对人类历史起着巨大的历史作用。因此我们更加主张慈爱、和平、对话，在具体事情上更加主张合情、合理、合法。
国民党推翻了满清，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一些人由弱势群体进入了强势群体，但是社会中还是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一些强势群体的成员同样没有战胜贪污、腐败这个强大的敌人。有人说是因为缺乏自由，说的很对，但是如果单单高举自由，可能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就会更加严重。有人说是因为缺乏民主，说的也很对，但是如果单单高举民主，可能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也不能根除。
人们相信存在上帝、天堂、地狱、审判，人们就不敢肆无忌惮地去干坏事，人们就会尽心尽力地去干好事。人们具有基督信仰，人们就会具有公义慈爱的心，就会心甘情愿地去行公义慈爱的事。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上帝，最需要的是耶稣，只有上帝、只有耶稣才能救我们中国。我们是应该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但是同时我们更应该多多地为主传福音。
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上帝，最需要的是耶稣，只有上帝、只有耶稣才能救我们中国，才会给我们中国带来更多的民主、自由、人权。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为主传福音，尤其是向那些民间积极分子（包括民运人士、维权人士、自由知识分子）传福音。由于我们积极向民间积极分子传福音，我们被一些民运人士取笑，说我们丧失了斗志；我们被一些宗教人士排斥，说我们关心政治；我们被一些官方人士污蔑，说我们要颠覆政府。我们不为之所动，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坚持为主传福音。
在杨毓东牧师被赶出缸瓦市教堂这个事件中，我们帮助了杨毓东牧师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受到“三自”的记恨。1995年至1997年我和刘凤钢、高峰被劳动教养，罪名是书写《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一文。释放后，我们时常受到警察的监视、有时还被软禁，但是我们没有停止聚会，没有停止为主传福音。由于我们曾为主坐过牢，很多弟兄姊妹、朋友关心我们，不少的弟兄姊妹、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虽然在一些敏感日子里，我们的聚会曾受到警察的拦阻，但是警察不会说“不许办基督教家庭聚会”这样话，不会让我们抓住这样的“话柄”，我们的家庭聚会一般都能坚持下来。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4：18-19）。作为基督徒，我们理应效法耶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关心穷人，帮助穷人。我们要向贫穷的老百姓传福音，使贫穷的老百姓认识到，只有人们普遍地接受了耶稣基督，才能真正地解救我们这些贫穷的老百姓。多年来，我们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时常是尽自己的能力关心、帮助这些在苦难的老百姓，同时我们也是尽自己的能力向他们传福音。事实上我们也是贫穷的老百姓，我们也时常处于苦难之中。
2003年4月10日，在城市拆迁中，我家也被强拆了，我和妻子曾无家可归、流落街头。为了维护自己权益，为了维护广大老百姓的权益，我曾写过一些文章，曾到过各级政府机关去上访，还曾到过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在上访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很多上访维权者，其中一些人还为此坐牢，如叶国柱、叶国强、刘安军后来因上访维权被判刑，华惠棋、双淑英是我多年的主内肢体后来也因上访维权而被判刑，王玲近来也被劳动教养了。上访维权者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在默默地维护着自己的权益，为此我曾写过《默默的百姓维权运动》。这些上访维权者，他们需要上帝的爱，需要教会的爱，需要弟兄姊妹的爱。
面对拆迁中的野蛮想象，我母亲病倒了，一直处于病危之中。作为儿子，同时又是医生，我必须照顾自己的母亲。那一段时间，我真得很累，我的母亲住院治疗，白天我是医生，要诊治各种病人；晚上我是陪住家属，睡在母亲的床边。那一段时间，我也是真得很难，我的母亲没有公费医疗，医疗费用又很贵，家里的积蓄又不多，有时不得不为药费犯难，有一次因为没有钱买药，妻子坐的马路边上直哭。面对艰难，我们只有单单地求靠我们的主耶稣。
为了母亲的疾病，我们不得不省吃简用，减少各种花消。我家被强拆后，没有钱在外边租房子，不得不借住我的一个朋友家中，朋友的家住在一个新闻单位的家属院里，这个朋友也在这个新闻单位工作。我住在这里，我真怕警察来找我，到这里跟踪我、监视我，这样会给这个朋友带来极大的麻烦。人家不关心政治，更不参与政治，只是看到我的艰难，才来帮助我，我不能给人家带来麻烦。
为了母亲的疾病，为了不给借我房子住的这个朋友带来麻烦，为了解决强拆后的房子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帮助那些上访维权者，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和上访者的权益，我必须回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在那一段时间，我对一些敏感事情都是尽可能地回避，如我的好朋友何德普在2002年11月4日因政治原因被抓了，我仅在2003年1月6日写过一篇文章《请帮助何德普和他的家人》，那段时间就没有再为他写文章呼吁了，很是亏欠。在那段时间，很多朋友、主内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地理解我，我的事情，他们是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的某些事情，即使是教会中的事情，他们都尽可能地不来麻烦我，如萧山教案发生后，弟兄姊妹就没有为此事来找我，刘凤钢两次去萧山，我在事前一点都不知道。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