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
今天上午起床吃早餐时，孙文广教授简单扼要地对我说：“陈西，今天是竞选最后冲刺的一天，明天上午八点半钟就开始正式投票了。按《选举法》上的规定：投票当天禁止一切宣传竞选的活动。我们可要遵守游戏规则呀！
早餐后，咱们就开始行动，先去印刷所复印些资料，你拿回来做成新的展板，准备10块展板的。今天我准备在晚上就餐时间增加一次对选民的现场演讲会。我再去印刷所印制‘明片’式的广告话语，让选民们可随身携带，投选票时，他们就容易记住我的名字了。我们再多带一个桌子和一个椅子，我便于站在上面演讲。你看看，那个桌子还要修理一下。另外，你给车宏年打个电话，看他有没有时间过来帮助”。
这就算是孙教授临战前，对全体竞选班子成员进行战前动员大会上的演说词吧。不过，聆听未来“议员”讲话的只有我一个人。
随后，我与孙教授各自忙开了起来。
我找出要修理的桌子椅子，检查一下。给车宏年打了电话。然后，骑单车去印刷所复印展件。车宏年先生来后，咱们俩忙了一上午，总算把孙教授交待的工作完成了。
11：30分，我去叫来一辆三轮货车，拉上我们的竞选资料和工具，与车宏年先生一道，先到了山大新校食堂前（孙教授还在印刷所赶制资料，半小时后才能到）。开始了我们拉选票的宣传。
我把六七名来助选的同学叫在一起，给他（她）们说：“分发一份资料时，都要用文明礼貌话语。‘请’！‘您好’！‘谢谢’，每发一个选民都要说。”然后，我把她（他）们分为两组，一组与车宏年先生在一起，仍然在老的地方；我带着三名同学去食堂的另一个进出口，与老地方隔着一栋房子，算是开辟一个新的竞选站。这也是我熟习了地点后才能做到的。
同学们积极性很高，我们这个新点才工作了半小时，一千多份资料就发得没有了。我赶紧跑到老站，看孙教授印的新资料送来没有。稍等了一会，印制的宣传品拿来了。我把资料带回给同学以后，车宏年来找我说：“陈西，你看见没有，我们周围，还有路边有许多便衣”。
忙了一阵的我这时才注意到眼前的风景。我看到，除了前几天都到场的那几位便衣外，大路边上、绿化代处、以及紧靠我们展区的地方都有便衣在活动。有些在侦察，有些在抽烟，有些拿着照相机，或者摄影机在照相和摄像。其中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胖子，脸色白白的，他的下身还穿着警裤。他刚才一阵子还盘问我呢，说什么“不要强迫别人投你们的票”。
我则这样回答他说：“我在重复一次刚才我说的话，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您投孙文广老师一票。”“我们有民主信念的人从来不强迫别人，反之亦然。你愿意投孙老师一票吗”？
他无语的回避了。
现在，他正坐在我搬来给孙老师准备用来演讲的座椅上。悠闲自在的，翘着二郎腿在抽烟。
我突然有个念头，给这位工具，自认为是“人民太上皇”的公安照张相。我找了一个不太挑逗的位置，从侧面，给他留了一张影。
很快，中午的一个小时就餐时间就过去了。我新开辟的那个点位子比较偏，基本上已经没有进出的人。我决定过去，叫同学们把桌子和剩余的资料搬迁到孙老师这边来。
当我过去时，看不到一个来做义工的学生。我心里暗自嘀咕着：“这些自愿来做义工的学生，怎么没有一点善始善终的责任心，先撤退了也不讲一声（后来的事实是，我错怪他们了。原来 ，他们是被公安吓唬走的）”。
我一个人开始收拾和搬动剩余的资料、展板和桌子。当我正在收展板时，猛然，七八条汉子窜在我身旁，互相之间没有发话，更不打照面，动手动脚地就推拥着我往路边去。七八个人全是便衣，像黑社会的举止一样，我开始本能的挣扎反抗，但是，他们人太多，我手中又拿着一块展板，无法阻止他们对我的强暴。
我大声的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样非法破坏基层民主选举”？
有一个胖子拿出他的警官证，在我面前晃了一晃。似乎要证明他们这一伙人不是黑社会的，而是有“执照的团伙”。他接着吼着：“不许吭声，我们是公安，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说：“我得跟孙教授讲一声，再跟你们走”。
“不行！”又是那个胖子在发话。
这时大概下午1点过钟，食堂这里已经没有人，路边有一些学生准备去教学楼上课。我见到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门已经打开，等着我上车。
我被推抬着来到车门前，我拚搏着，不愿上车。并且，坚持要给孙教授说一声再走。他们连这一小小的要求都不准。胖子又发话了：“少啰嗦，再不走，我们可要动粗了”。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没处说”。我安下心来，坦然的说：“有礼貌一点，不就是跟你们走吧！”
坐进车里，我才发现，那胖子就是与我问话的那一位。看来，他是这次别动队的队长。
我身边前后左右都是别动队的队员，车子一溜烟，把我带到了一个我不知晓的地方。
叫我下车时，我发现有警用的车辆。我肯定的认为，这是别动队的据点了。
我被押进值班室，这里有3-4名穿工作服的警员。他们要求我坐在墙角的硬椅子上，不许乱动。
不一会，一群别动队的便衣走了进来，领头的年纪要比刚才出场的那帮人长一些，屋子里其他所有警员对他都比较尊重。我猜想，这可能是别动队更大一级的大队长出场。他到我面前发话道：“把你身上所有东西都搜出来”。
我回答道：“到现在，我还不明白。究竟我犯了什么罪？我被你们强行抓捕到这里来，这是什么地方？我是一个公民，我希望你们要出示法律依据。你们要收我的私人财产，你们得有手续给我”。
“我姓‘王’，你的事情就找我，我会给你答复的。你现在先把你身上的东西搜出来我要查看”。
我把我的身份证、相机、笔记本、名片、钱等等东西拿出来。他叫一名队员拿去查实去了。
我坚持要他给我一个手续，他理也不理就跟出去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有便衣来带我去提审。在一处阴森森的房间里，连那位“王”姓的还有另外两个便衣。
他们官家的提审我已经经历过多少次。在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任何一个普通人都随时随地面临着警方的拘留提审。公民平白无故的被政府强制，说是你应当尽的义务；官方可任意强奸每一个公民，说是官方应有的伤害权。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公民多享福啊！人人都能享受到强大政府随时随地送来的温暖和无微不至的合法伤害权。
个人简历、家庭情况、哪里人、从哪里来、到济南来干什么等等的审问，我不在意。我一直要追问的是：官府绑架我到这里来，我犯了何罪？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一位年青的便衣回答说：“我们是接到报警，据山东大学的群众举报：‘有人在山大校园散发传单，扰乱山大的民主选举活动’”。
我说：“群众是谁？”
“无法奉告。这是机密。”
“群众，可能是居心叵测者呢！你们怎么不调查清楚。我散发的是什么？是独立候选人，孙文广教授的参选资料和选举法知识。这些是扰乱选举活动吗！我们的活动都是公开的，你们怎么与执法者的身份来破坏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活动呢？”
年青便衣无语，只能横扯。说什么，他在我身旁来回走了多少趟，我都未发给他一份资料，未向他宣讲我们正在搞竞选的事。
那个姓“王”的队长在听了我讲述我“89学潮”坐了三年牢，95年冲击“党禁、报禁”，组织“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坐了十年大牢的经历后，冒出了一句：“你和孙文广一样的执著啊！你们认为民主在我们中国能实践吗？”
我说：“能！你没有看到你们共产党也在变化吗？如果共产党仍然静止不变，像具千年不变的僵尸，民主的确不能在中国实践。我看到共产党在国际国内民主潮流的影响下，从一个只讲阶级斗争的党，变成了讲社会和谐的党。这中间反差太大。难道你没有看到吗？至于，17大在民主法治，社会政治改革的一些新提法 ，你比我学习体会得更清楚”。
审问到下午六点钟，我又被押回值班室，交由穿警服的公安看管。
我一直在问：“你们是哪个部门的公安？请不要侵犯我公民的自由权。”
我只能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是济南市历城公安分局的，将怎样处置你。你耐心等待，我们会告诉你”。
这时，值班室的公安要交接班了。我才听到他们相互交待指着我时说：“这是市国保办的案子”。
噢！多么神秘的地下党特务机关的工作方法啊！暗箱作业，从不知天下有光明正大的世界。
这让我多么想往那阳光下的执法制度。那里的“公示制度”，那里的“告知制度”，那里的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
晚上八点钟，我还没能进餐，换过班的警员们已经在家里吃过饭，他们刚上班，精神饱满，肚子也不会饥饿。我这个强权政府下的奴隶，就只能任由权威者们宰割了。
大约八点钟过后，无法无天的权力机关发话了：“你可以走了”。
我说：“你们关押我这么长时间，总得有个说法呀”。
“放你走，你还不快走。有什么说法？我们就是法”。发话的警员粗野的说。
我只得赶快离开这无公义、黑暗、非法性、不讲法律正当性的是非之地。
出了大门，天色已经一片漆黑，借着微弱的路灯，我终于看清楚了我被关押的这个见不得阳光之地。“济南市历城区山大路派出所”。
我该怎么走？我要到那里去？这对一个被次到济南的外乡人，东西南北都分不清的我来说，又是一个问题。公安只负责强制性地弄你来，可不负责礼貌地送你回你熟习的地方。
寻问路人，摸着黑找到大的目标——“山东大学新校区”。我去寻回骑来的自行车，与同是寻自行车的孙教授相遇，我们一起回到了教授家。从下午一点过钟被济南公安劫持，到回到孙教授家，我被济南公安强行拘押了总共七个多小时。
11月10日
今天是星期六，上午属于投票时间。当孙教授去投票时，我决定把孙教授要发在“动态网”上的稿件整理一下，然后发出。
孙教授发稿有一个选择。他说：“中国大陆的自由思想异议者生存很困难，‘动态网’上有稿费的媒体也是杯水车薪。但是，能够扶持一下，帮助大陆思想异议者解决基本生活问题也是不错。我有教授的退休金，与你们相比，算是富农，我就不用往有稿费的地方投稿了。你给我投给张伟国的《新世纪》、《大纪元》、《博讯》处。”
“今天你不是要走吗？我约了李昌玉、车宏年来给你饯行。中午找个地方聚一聚。这几天你真是帮了我大忙”。
我答道：“是我的主 耶稣基督叫我来的，我也愿意做这样的事，能与您在一起工作是我的福分”。
孙教授接着说：“陈西呀！你别出去，早上我到外面，觉得有些不对劲。我是长期被他们监控的人，现在他们又盯上了”。
我说：“孙老师，你放心去投票。我对他们这一套已经是很熟习了。他们是庸人自扰，拿着纳税人的钱不用在正点事情上”。
大约十一点钟，孙老师、车宏年、李昌玉老师都到了。李昌玉老师进来时对孙老师说：“怎么，选举都完了，外面院子里还有三四个人老盯住你这里呀，这个共产党怎么吃撑着了没事干”。
孙老师说：“别理他们！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这是贵州来的陈西”。
我们彼此寒暄以后，就一块出门来到山大附近的一家餐厅。
共进午餐时，我们一块谈到了这次基层换届民主选举的虚伪性。孙老师的实践参与充分暴露了共产党虚构多年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工程的“假大空”。
李昌玉老师说：“为了支持老孙，我还特制做了那20几块展板呢。”
“不好意思”，我对李昌玉老师说，“你做的展板有一块成了公安的战利品，他们绑架我时，带去留在山大派出所的”。
接着，孙教授继续讲了他重“行道”的精神。他说：他每年“6、4”都要争取去天安门广场，至于能否成行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不仅是一个心愿，更重要的是行动，以行动来反抗不公义的行动。浦志强律师也是这样行的。孙教授说：“陈西呀！明年‘六四’我邀请你一同去天安门，行吗？”
我不假思索的答应了。我在这里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有此意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能成行的，明年‘6、4’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见！
在最后将结束午餐时，我介绍了我们贵州在拓展人权、宪政、民主实践方面积累的《贵州模式》经验。说了我们将在今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时要举办“第三届贵州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 ”的事。
下午一点钟刚过，我们从餐厅里走出来，才走出餐厅50公尺远，又是那辆黑色的小轿车，突然开到我们行走的人行道前方，停下车，有三名着装整齐的公安出现在我面前，说道：“陈西，我们找你有几句话要问”。
正是昨天绑架我的那几位便衣，今天穿上了工具服。说话的是那个胖子，别动队的小队长。
我回答道：“可以，”我把我手中的旅行袋交给了车宏年先生。
进前几步，我说：“有什么事，谈吧。谈完以后，我要离开你们济南了”。
胖子说：“这儿不方便，进车再谈”。
我说：“行！”
进入车里，一前一后的警察把我夹在中间。胖子说：“开到前边再谈”。
就这样，以谈话的方式，把我一溜烟带到了山东大学新校大门里。
被叫下车来，胖子带着我来到一辆更高级的黑色小轿车前，车里出来一位官员，着深色西式服装。我一眼看出，是自称姓“王”的济南国保。
“队长，陈西带到了”。
“好”。“陈西，上车，我给你说：‘你们贵州的公安已经乘飞机来接你回去，他们马上要到机场，现在我们送你到机场”。
我说：“好啊！我正要回去，原是要坐火车的，还意想不到有一架免费的专机来接。不过，你们能否送我去拿我的旅行袋？”
“王”队长说：“不用了，你可以给车宏年打个电话，叫他邮寄回去”。
我只好把我随身携带的行旅丢在了济南，由他们押送我到济南机场。
车开到济南机场公安分局所在处。飞机晚点，等到下午5点钟，有人帮我拿身份证去登记，有人带我进入候车室，有人领我径直先于乘客们登上飞机。让我情不自愿的享受了一回特殊规格待遇。
在警方正式交接我的仪式上，我又发现地下党警官的最后一个秘密。“王”姓队长并非姓“王”，而是姓“邢”。只有做了见不得阳光事情的帮派势力，才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
相对我们贵州的公安就要好得多。当前来押解我的三名年青干警一见面时，他们说：“老朋友又见面了。马上，有他们的贾支队长打来电话问候：陈西，我们对你不错啊！你出去玩，我们还要派人给你买免费的机票，去那么远接你回来”。
从“89学潮”开始，打了19年的交道，彼此已经是老朋友了。我笑着说：“谢谢贾支队长的关怀。不过因我而花了纳税人上万元钱，我痛心啊！（从贵阳到济南的机票，单边，一人近1700元。当然，他们申辩着说：‘我们派去接你的人连机场都没有出，济南都不知舍样，你认为我们可以随意花纳税人的钱。’）”
坐着从贵阳开往济南往返的客机，我与三名“遣送”我的警察于当晚10：00飞抵贵阳。
接着接受两个多小时的盘问，12日早又被叫到贵阳公安局国保支队继续盘问。
在济南，我给孙文广教授当义工，帮助他参选基层“议员”的事算是有了了结。中共每5年举行一次的人大代表换届民主选举的表演又让我看了一回荒诞剧。
绿色文化者：陈西
2007、11、29 于贵州贵阳大西门市西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