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为发端的新文化运动今年已是90年。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在一次学者发起的建设新文化的讨论中，作了题为“我们的民族需要建设宽容的精神文化”的发言（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虽然，此一新文化与彼一新文化是两回事——国人骛新成癖，动辄自命唯新；但，朱先生的论要不仅是对今日新文化的希望，亦可视为对昔日新文化的批评。当年由陈、胡等人发动的那场新文化，如果阙失甚多，其中最缺乏的未必就不是“宽容”了。
宽容不妨是对不同于己的信仰、思想和文化的一种承认。变通一下中国古老的语言，宽容是一种“不同而和”的精神品质。在思想文化上，“不同”如果是多元，“和”便是多元的和平共处。因为差异本身就是冲突，只有彼此奉持宽容，才能形成“和而不同”的多元格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年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如果不能容忍，那就是你有存在的自由，却不允许别人有，而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思想、文化、信仰上的彼此自由和人人自由。然而，20世纪以来，我们信奉的却是鲁迅的“一个都不饶恕”。在认识论和伦理学上，只有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对，并且不同于自己的对象毫无例外是错、恶、邪，才能说出这样冷铁的话。把这样的话付诸铁与血的行动，就是20世纪的中国历史。然而，它所导致的文化格局，便是剪灭了所有文化他元的文化一元，当然是以对和进步的名头。
“却顾所来径”。检讨20世纪的历史形状，目光很难不回望那场新文化运动。某种意义上，它是后来历史变形的发端。白话文的文学改良自然引起文化保守主义的非难，不同的双方可以也应该展开讨论。胡适的态度就是如此：“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然而，胡适的宽容遭到了陈独秀的反对，他的回答是：“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是文化独断论的口吻。持此态度者，在新青年中显然占多数，尽管胡适除外。比如北大教授钱玄同接过陈独秀的话：“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和自己文化取向不同，就是“谬种”和“妖孽”，这是本世纪新文化中人以骂为文化论战之开端，对后来影响极坏。更递进的是鲁迅，1926年白话文已经取代文言文，但鲁迅意犹未尽：“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诅咒过的鲁迅依然不饶恕：“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这里不但由骂而咒，鲁迅还要把主张文言的人拉出去枪毙两次。
从胡适的“不敢不容”到陈独秀绝决的“不容”复而到钱玄同的“骂”和鲁迅的“咒”，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走势。它一直走到文化之外，并从纸上的不宽容变成行动上的不宽容。1925年11月的北京，发生了火烧晨报馆的恶性刑事事件。晨报作为一个言论自由的机关，不过发表了煽动者不能接受的主张，结果就被付之一炬。反讽的是，集会者是在高呼“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中纵火的。然而，在纵火者纵火自由的面前，晨报的出版自由又在哪里？一把不宽容的火就这样烧毁了一个世纪。从那个世纪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的火焰中，并不难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子。胡适说过：“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不妨问问“新不容旧”的新文化播下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90个年头过去，今天在纪念它的历史成绩的同时，亦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检讨它给20世纪社会、文化、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