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是民国领袖孙中山诞辰141周年纪念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有专文纪念。该文提及鲁迅对孙中山的评价，正好让我们看看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纪念孙中山的。鲁迅这样夸赞孙氏其人：“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鲁迅眼里，孙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鲁迅之后，毛泽东推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可见，毛泽东和鲁迅“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不约而同都从革命的角度评价和纪念孙中山。
如果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辛亥暴动推翻满清是革命，国民党推翻北洋是革命，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也是革命——因而从革命角度纪念这个当年不断进行武装起义、以暴动诉求政权的革命先行者，自是其逻辑上的必然；那么，今天显然不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再想自残的话）；纪念孙中山，应该或可取的角度是什么呢？我以为，角度很多，但，反思不妨也是一种角度，而且未必不是更好角度的纪念。这里反思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革命以后。
孙中山的政治目标是“三民主义”，这是他的治国理念。如果审视其中作为制度诉求的“民权”，并审视孙中山和国民党在革命后如何兑现民权，或许可以看出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为实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孙中山制定了这样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军政、训政、宪政；其中军政三年，训政六年，然后进入宪政即完成民权。问题是，革命成功即军政完成，为何不立即兑现共和民主，却多出了一个延宕民权的一党训政呢？所谓训政，即国民党对民众进行政治训练，教导人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等）。孙中山说：“‘训政’二字，我须解释。本来政治主权是在人民，我们怎么好包揽去作呢？”孙中山提供的解释是：“须知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来被压迫做奴隶的人民，一旦抬他作起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
既然民众连民主都不会，要由国民党来教；那么民权理所当然让位于党权；所以国民党力主“党权高于一切”（当然也高于民权）。可以看到，直到国民党溃退大陆之前，民权一天也没有实行过。然而，在国民党刚刚推行训政之时，胡适等人就开始批评。因为在他们看来，训政不是走向欧美性质的“法治国”，而是转向苏俄性质的“党治国”。党治，作为二十世纪最新兴起的一种“现代性症候”，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以苏俄政制为其始，中国国民党则继其二，以后威权党治又变成极权党治，民主一再被拖延。胡适反对训政，坚持认为“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不需要用党治来训。罗隆基和胡适配套，指出：“孙中山先生有政府是付汽车，执政是汽车夫，人民是坐汽车的主人一个比喻。果然如此，车夫是要严格训练，坐汽车的主人，是用不着训练的。”罗的观点是，政治和人世间其他事一样，是“学到老，学不了”的，“人对于政治的知识，是天天求经验，天天求进步……一定要国民到了某种理想的境地，始可以加入政治活动，那么，英美人现在亦应仍在训政时期。从错误中寻经验，从经验里得进步，这就是英美人做政治的方法，这也是我们反对训政的理由。”
国民党耽搁民治，反思来看，和孙中山晚年的政治转型有关。1923年的他认为：“俄国革命6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12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不久在国民党一大上又指出：“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这就不难理解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为什么在民权问题上迟难兑现。今日是孙中山的纪念日，值此之际，我不妨以“民权”的追诉，纪念这个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