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06 年的一天，天气晴和，我照常去上班。路上，被修自行车的人（他与我很熟）叫住。他告诉我了一件新鲜事。说这附近来了个流浪老头，在外头已经流浪很多年了。我说："这算什么新鲜事"？他说，这个流浪汉与普通流浪汉绝对不同。他说他不是流浪，而是"重走长征路"。
我一听，觉得有意思，便随修自行车的去看。
在路口那个巨大的印有"认真学习三个代表、努力实现四川跨越式发展"字样的广告牌后面的空地上，果然有一辆平板车，车上载满了杂物，被又破又脏的塑料布盖着。平板车的旁边，一个衣着弊旧的老头正在地上搭砖头生火做饭。我上前和他答起话来。
他说话的口音不太听得明白。他说他是浙江人。原来家在某县农村，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几年前他抛弃了家里的一切，只身出走，决定要看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并且，他还决定重走当年红军走过的路。
"那你有没有收入？吃饭住宿的问题又怎么解决呢"？我问。他说他没有钱。吃饭靠好心人施舍，至于住宿，他说用塑料布支个棚子，就可以睡觉了。"你不怕遇上打劫的吗？"我又问。他说，打劫的一般不抢劫他这样的人。但也遇上过一次，抢不到钱，就把他给揍了一顿。
对于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家，他没有多说。我想，一定有什么不便说的理由。对于他的"重走长征路"，他拿出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日记。他说，每走到一个地方，对遇到的人和事，他都要作详细的记录。并且，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先找到当地的县、乡一级的政府，请求当地领导给他盖上一个公章。他翻开他的本子的另外几页，果然盖着许多公章，大率皆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县乡政府的公章，稍微大一点的城市的公章，则还没有。他说，一般小地方的政府领导，对他还是很客气的。但稍微大一点的衙门，则一般见不到那里的领导。他说，这次经过成都，打算去市政府试试，看能不能得到支持。
我问他这些年来是否有媒体对他进行过采访，他说有，旋即拿出一个册子，里面收集了这些年来许多省份的报纸对他的报导。我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本地媒体的报导，他表示愿意。我于是清他先呆上几天，我去找媒体来报导。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在四川电视台工作的朋友，把这件事告诉了对方。对方表示有兴趣，决定明天来采访。
我离开了这里，回头望去，一缕淡淡的炊烟从"三个代表"广告牌的后面冉冉升起。
第二天，电视台的朋友带着摄像人员开车来了。我带他们去到那广告牌的后面，却发现除了平板车静静停在那里，老头已经没了踪影。问修自行车的人，说看见他进城去了，大概是找政府盖章去了。电视台的朋友只好拍了几个镜头，打算明天再来。然后去到我家，要我对这位老头的壮举谈点看法。
说实话，我此时还没想好对此事的看法，但在镜头前我又不能不说些什么，于是，我的舌头就象跑马般地的溜溜转了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选择，人人都要作出某种选择。有人选择了思考，有人选择了行动。这位大爷恰好选择了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他是个行为艺术家······"
为了确保老头明天在场，我晚上又赶往老头落脚的那个地方，请他务必配合。但当我赶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里来了许多警察，正在以一种十分严厉的口气命令他离开。我忙上前，解释说他是位"重走长征路"的老人，明天记者要来采访他。警察见我为他说话，立即对我投来一种审视犯罪份子般的目光，厉声问我；"你是谁，你认识他？"我说我就是附近的居民，不认识他。
"你不晓得上级领导马上要经过这里？这个人在这里成什么样子？还要采访？简直是···不行，马上叫他给我离开这里！越远越好！要是影响了政府的形象，那还了得？"警察对我厉声训斥道。
"三个代表"广告牌下的气氛，顿时充满了火药味。
我感到和警察争执无益，便用和缓的口气说："好吧，我劝他换个地方，到两里路以外的村子后面行不行？"
"不行"！警察的口气十分坚决和严厉，"领导到路过的地方，这种人绝对不可以存在"！边说，警察边命令城管人员将这老头遣送到十公里外的郫县地界去。城管只好照办。
城管是当地农民，对这位农村来的老头生起了些许同情心，在遣送老头的途中对我说："照理说，这位大爷又不挡哪个的事，何必对人家那么凶？但我干到这个，也没有办法。我送你们到附近僻静点的一个地方去吧"。
就这样，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安顿下来。我请求老头务必不要离开，明天电视台的记者要来采访。
第二天，电视台的朋友又来了。这位朋友不愧在电视台工作多年，想得十分周到，为了要做一个"好心人支助老头"的镜头，事先买好了一袋米。我带领他们来到老头藏身的地方，他们对老头进行了采访。
过了些日子后，电视节目做出来了。我得承认，节目做得十分地诗意———名山大川的虚影中，重叠着一个"革命的朝圣者"拉车行进的孤独身影。节目主持人那娴熟的解说，令人对这个独行者的高尚情怀，产生出无限的遐想。我的评说，自然也被采用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他是个行为艺术家"。电视画面此时出现的是一幅水墨山水画，镜头在慢慢地移动着，真是浪漫极了。我看着电视，心里真是五味杂呈。
当我又来到那面"三个代表"的广告牌下时，老头早已不见了踪影，风吹着"三个代表"几个大字起伏不定。我忽然想起过去老人们告诉我的故事：就在这块广告牌的后面，原来是一片田野。
58 年，中央曾在这附近召开"成都会议"。会议期间，朱德曾经一个人带了个口罩去到这片田野里，和当地农民"摆龙门阵"、拉家常。由于"大跃进"之风，是从这里吹起来的，这里于是有了个新的地名："跃进村"。
抚今追昔，真是不胜物是人非之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