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访谈录)
党治国 唐卡
(上)
唐卡（作家,编辑,记者）：党老师，您好。早都听说您在潜心选评《资治通鉴》，这是个艰巨的大工程，很令人钦佩。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请问您怎么想到要做《资治通鉴》的研究？
党治国（学者）：我们要了解一个人，一定离不开他的历史。同样，了解中国社会，也离不开中国的历史。我们从哪里来，又是如何走过来的？今天的中国是过去中国的发展和变迁。不知道中国的过去，就不可能正确深刻地知道中国的现在。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出现了一波关心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的热潮。这种热潮的出现，与其说是人们对过去的兴趣增加了，不如说是对当前一些问题的困惑增加了。人们难于从孤立的现实中找到答案，就把眼光投向过去，企图从历史文化的基因中探索中国问题之根。
1999年，我准备王通思想的研究和写作。“文中子”王通先生是中国隋朝的大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开放体系，是儒家思想的强变音，是中国历史上被埋没了1400年的伟大思想家。要真正了解王通先生的思想，就必须先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了解中国历史，因为王通的思想既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历史本身的产物。为了这个目的，我开始阅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宋朝司马光主编的一部中国编年体的历史巨著，起于战国，止于五代，历时1400年；和浩繁的断代史相比，算是最简洁的。但就是这样，它也有十大卷。
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但光辉在哪里，又都说不清楚。不只一般人说不清楚，许多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也未必能说得令人心服口服。再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近几百年来我们落后了，陷入重重灾难的深渊？
在阅读《资治通鉴》的过程中，我曾有许多困惑，也有许多震撼，当然更得到不少启示，受到不少教益。我发现，现实中有些问题，或者根源于历史中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因为丢失了历史上某些优良的传统，当然也有一些是时代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但就是那些新产生的问题，能得到顺利解决还是变得更复杂，也都与中国传统的正面或反面的因素有关。
唐卡：这倒很有些意思，您能不能就这方面的问题举一些例子？
党治国：近几年来，上访的冤民急剧增加，最大最多的冲突是土地问题，包括开发商强行占据农民的土地和旨在图谋房基地的城镇房屋拆迁。土地矛盾愈演愈烈，已经引起学界和政府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反思。其实土地制度是中国漫长历史中已经解决了的一个问题。由于不尊重历史甚至割断历史，使历史上已经解决得很好的土地问题，竟然作为一个突出矛盾以恶劣的方式重新产生出来。有人引用印度、日本和欧、美现行的土地制度，认为“咱们国家”应当学习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我看了一下，这些国家所谓的成功经验，对“咱们国家”的历史而言，并没有多少新意。
中国西周时代实行的是井田制。那时的土地所有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当时处在农业文明初期阶段，商品经济、货币交换关系还处在萌芽状态，财富主要表现为衣食这些使用价值，人们自上而下生活得都较纯朴少欲。政府每年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调整每个家庭耕种的土地，目的在于通过土地占有上的起点平等，保证有效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和结果的大致平等。随着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关系的发展，财富的价值形式也在发展，人们可以通过价值形式占有远远超出其需要量的财富，占有超出消费需要的财富的贪婪之心由是而生，而抑制和平衡的办法却没有找到，于是原来相对和谐的西周礼乐制度出现了危机，礼坏乐崩，诸侯兼并，天下大乱。就在这时，土地私有制出现了，独立人格和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恒产制度也产生了。
此后又经过一系列演变，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基本上定型了的土地制度模式，这就是：
公用的土地由政府管理，私用的土地归私人所有。
和西方比较，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和制度。在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中，私人财产一般不会受到侵犯。但皇帝的权力除外，他可以侵犯任何人的财产权包括土地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现代化的一个条件，我们也正在补上这一课。从1949之后的“消灭私有制”到改革开放后的“保护私有财产”，从“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到“物权法”同等保护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一步步向着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目标前进。
再说创业权。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新三座大山”，即住宅、上学和医疗。以上学来说，为什么学费那么高，不但导致一些学生辍学，甚至导致家长因为子女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而自杀呢？根本原因是政府垄断了教育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费成了脱缰之马。如今发达国家的大学，有一半左右都是私立的，其中的名校，超过公立的大学。私立学校的创办人，一般都是有志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教育家，不以赚钱为目的。他们除了自己贴钱外，以他们的人格、精神和能力，还能吸引到大量社会基金。这样的学校，只求自负盈亏，绝不以赚钱为目的，因而即使在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学费也低于中国的公立大学，更不必说这些有志者在中国兴办民办的学校了。远溯中国历史，开办私学的开山老祖是孔子。他一个人一生就教了三千弟子，其中杰出的弟子就有七十二名。不管什么人，只要提上“束修”即十条干肉，“有教无类”的孔子不会把任何人拒之门外，更没有听说过用高价学费把哪个学生家长逼得自杀。隋朝的大思想家“文中子”王通先生，在如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镇的白牛溪招徒讲学，弟子一千余名。初唐位列将相的名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十余人，都出自王通门下，成就了中国皇权时代最辉煌的盛世。而王通先生办学，适逢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荒淫无道的皇帝隋炀帝统治时期，王通先生创业办学的自由竟然没有受到干预。孔子和王通都是学贯古今的大儒，其他民间办学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近世比较有名的民间办学人，是清末山东省堂乙县的武训先生。武训先生身为乞丐，凭自己乞讨得来的钱，办了几所完全免费的义学，确应使那些拿着政府高薪又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的公立大学的校长们愧杀。现在中国有能力和志向创办私立学校的人才，比孔子、王通时代多出万倍，从幼儿园到中学到大学，风追孔子、王通，虽未可期；不逊于清华、北大，必可俯拾。但是中国历史上民间办学的优秀传统，近世以来，丢失殆尽。恢复这一优秀传统，使私立学校自由地迅速增长，不但整体上能大大提高教育质量，学费尤会大幅度下降，搬掉求学难这座大山，应是易如反掌。隋炀帝的暴虐和清末的腐败尽人皆知，如果仅就民间创业办学的自由而言，那么隋炀帝时代和清朝末年，堪称盛世中的盛世了。
第三座大山是看病难。看病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不能自由地创办医疗事业。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生一是春秋战国时的秦越人即扁鹊先生，二是三国时的华陀先生，三是隋唐时的孙思邈先生。他们行医，没有什么政府部门对他们进行审查，然后决定批准还是不批准。究其实，也无人有资格、有能力对他们进行审查。因为再强大英明的政府，都不可能是万能的，事事都比所有的群众都高出一头。限制民间创办医疗事业，除了人为地抬高了医药价格，造成了看病难的社会问题，再就是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医疗水平和道德水准。上述历史名医都在民间行医。那些由朝廷供养的太医院的医生们，从未出现过有口皆碑的名医。如今有人再次发现了发达国家民办医疗事业的蓬勃生机和优越水准，建议“咱们中国”也学人家的样子，我郑重告诉他，“咱们中国”的民办医疗事业的历史，可能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出现的名医，也是最顶尖的。我们只需要继承和恢复“咱们中国”不干预民间自由创办医疗事业的优秀传统，就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医疗新貌。
事情其实并不复杂。这新三座大山，如果脱离中国的历史，到外国的经验里去寻找解决办法，固然也可获得很宝贵、很有用的东西，但总感到有些遥远，如同“涸辙之鲋”，等待有人“南游吴越，激西江之水”而活之。并非西方的经验用之于中国不能见效，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于西方民主、宪政、自由、人权等，持高度警惕和坚决拒绝态度，使其远离我们，恰如西江之水。恢复立可见效的土地权和创业权这两项中国历史的优秀传统，就是我们检索中国的历史宝库，为“咱们中国”开的一付中药。
当然中国历史上失败和灾难的记录，更是不胜枚举，中国文化之缺乏反思和忏悔精神，恒过而不能改的历史事实俯拾皆是。但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一切以最坏的做比较，盲目自大，像“齐人”那样“骄其妻妾”。
唐卡：八年多时间的研究，您主要有什么体会和感悟？从《资治通鉴》里，您认为贯穿中国历史的主线是什么？
党治国：中国历史，作为学校教材，往往失之简略；作为研究对象，又往往失之浩繁琐细。过于简略导致思想贫乏，过于繁琐则不得要领，使学者如堕五里雾中。这样，我们徒然地拥有世界上最悠久丰富的历史资源，却变不成自己的财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精神的包袱和负担。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对《资治通鉴》进行选译和评论。就是撷取有意义的历史事件，把它译成白话，然后搜集各家评论，再加上我自己的评论，使读者从阅读中既了解中国重要的历史事实，也能通过各家的评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反思，汲取思想养料和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我写《资识通鉴》的由来。《资治通鉴》是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一部书，《资识通鉴》却是帮助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部书，它是一部通过对《资治通鉴》的选译和评论，反思中国文化，以批判大一统的皇权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弘扬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为主旨的思想性兼故事性著作。
你问到贯穿中国历史的主线，确实是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这正是我多年研究中体会最深的问题。贯穿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就是“道”，再展开一步，是“道”与“无道”、“反道”的共存和斗争。
什么是“道”？“道”就是贯穿宇宙万物于始终的最高真理，它无所不在，而又无始无终。师有师道，“传道、授业、解惑”，以传道为先。医有医道，首在济世救人，不以赚钱为目的。孔子一生追求“道”，其锲而不舍的精神表现在“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中。但“道”至大至高，人一生焉能穷尽！孔子追求一生，最后悟出了“大道”行在地上，运行于人类社会，就是“天下为公”，这就是《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天下为公”四个字，说起来简单，认识它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条件下的表现方式，却很不容易。除了“道”的表现形式在不同条件下发生变化，再就是“无道”、“反道”的力量也常常会以“道”的面目出现，迷惑世人。“无道昏君”、“荒淫无道”、“反其道而行之”等等，就是“道”的对立面。“道”与“无道”、“反道”的斗争贯穿于中国全部历史和文化中。由于“道”的形式在变，“无道”、“反道”的形式也在变，所以就不能囿于“古道”的过去形式。文中子王通对于“道”，强调一个“变”字，认为“通变之谓道，执方之谓器”；“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人能弘道”，最重要的是知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道”的实现形式是什么，而非空洞地高喊冠冕堂皇的口号。
五四运动的偏颇，在于屡败于列强之后，中国人形成了某种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认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不行，简直一无可取；“打倒孔家店”、“不读一本中国书”就是这种偏颇的表现形式。上面我们说过，不认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现状。即使拿来了西方具有普世价值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如果在中国找不到适宜的生长土壤，即是发芽，也不过一碟豆芽。自秦始皇以降，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皇权专制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并没有随着推翻了满清政府而消失。与农业文明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与工商业文明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但君主制度并非只有一种形式，它可以表现为开明君主制，也可以表现为暴虐君主制，而开明君主制却是由君主制通向民主制的桥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行医自由、办学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在中国的开明君主制下早已存在，只不过没有上升为学理并体现为法律的精神罢了。孔子就是竭力主张开明君主制而抑制暴虐君主制的，这就是他大力推崇西周礼乐制度的原因。西周三百年是中国封建制度最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相对和谐的社会。而西周的封建制，就是中国古代的联邦制，各诸侯国的内政高度自治，天子只是“天下共主”，任务是维持各诸侯国之间的国际秩序，并在需要时组织诸侯联军抵御四夷入侵。满清退位后，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一是防止暴虐君主制乘隙而生，二是扩大地方自治权，限制中央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确实文不对题，使中国的社会危机以未曾预料的方式一再出现。我最近正在写的一篇文章，就是针对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开一付用中国资源解决中国问题的“中药”。
(下)
唐卡：我们是税务刊物，自然关心的是财税问题，依您的研究，《资治通鉴》里的财税内容是否很丰富？请您介绍您研究过的几个朝代的财税状况和税收特点。
党治国:中国的史籍对于税收和财政的记载相当丰富，有心人搜集研究，可以就这方面的问题写一本很有价值也很有分量的著作。我的《资识通鉴》现在只写了一半，接触到的财税问题还很有限。但就是这样，我也感到中国的财税史对于我们良多启示。
西周的所得税用之于社会弱势群体。
《周礼》中记载了周朝的土地制度。
（小司徒）每年都要均衡土地，考查人口的变化，进行精确详细的统计。上等地分给有三个劳力的七口之家；中等地分给两家有五个劳力的六口之家；下地地分给有两个劳力的五口之家。
――《周礼注疏 • 卷十五》
土地有等级，人口有多寡。在耕地亩数相等的条件下，平等的占有通过按家庭成员和劳力的多寡调配土地的肥瘠得到实现。但大致均等的起始条件，并不能保证收成的均等和负担的公平，还要实行生产终端的调节。
（司稼）掌握均衡万民的粮食，赒济困难家庭，调整平衡所得税（平其兴）。
――《周礼注疏• 卷十六》
“兴”即所征之赋，是常赋之外的税收，相当如今的所得税。区别是古代的所得税，作用主要在抽丰补歉；如今的“所得税”，却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均衡万民的粮食”保证了人人有饭吃，保障了每个人的生存权。老年人及弱势群体中的每个人也都享有社会给予的福利待遇。
对于养老，虞舜时代是定期宴请老年人，夏朝改为定期为老年人供奉尊养的物品，商代则把老年人的吃饭问题全包起来，周朝进一步修改完善。五十岁由本乡供养，六十岁由国家奉养，七十岁由国立学校奉养，并向诸侯汇报注册。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鳏，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都是天民中穷而无告的人，皆有经常性食物供给。
－―《礼记• 王制》
对于残疾人，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和百工一起，在手工业生产的分工中从事不同的专业性劳动，“以其器食之”。
哑吧、聋子、瘸腿跛脚者、肢体伤残者、侏儒、百工，按照各自所能从事的工作供给食物。
――《礼记• 王制》
老年人、“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以及残疾者，吃饭都有保障。他们的所食从哪里来？从“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的井田即天下人共有的土地上来。中国古代的福利（老年人）保障（穷民及废疾者）制度，是一种天然的权利。社会成员称之谓“天民”。生命和权利皆禀之于天，与生俱来有着天赋的权利，当时体现为生存的权利和年老受尊养和尊敬的福利。
西周的福利制度发展到完备的程度，300年后开始衰落。完备的福利制度体现天下为公的内涵，和天下为家的社会制度相矛盾。天下为公在一定范围的传统形式，尽管由于历史惯性发展到完备状态，也不可能战胜全面推进着的家天下制度。“礼坏乐崩”不可避免。自春秋以后，中国古老土地上的福利制度逐渐消失乃至完全绝迹了。
唐卡：看来国家的福利政策并不是现在新创的，减税等政策优惠在有些古老的朝代体现得很好，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它对当今税收政策有怎样的借鉴作用？
党治国：不仅福利保障制度中国出现得最早，而且免除农业税的制度也是最早在中国实行的。《资治通鉴》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前元三年）载：吴王在他的封国内部，因有冶铜、铸钱和煮盐的收入，百姓没有赋税。人民服劳役，都付给费用，逢年过节，抚慰优秀人才，赏赐闾里百姓。这种情况维持了四十余年。
吴国因为有冶铜、铸钱和煮盐三项工商产业，就在吴国内部免除了农业税和人民的无偿劳役，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它的合理性和规律性的依据在于：工商业的发展使社会资源总量增加，从而使农业资源在社会总资源中所占比例下降。“天下为公”的大道，规定农业资源和工商业资源必须由社会共享。当工商业资源开发利用的数量很小时，农业资源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农业税在国家税收中的主体地位。工商业资源的开发增长，使得每个农民占有的农业资源，降低到全社会的人均资源量以下，其不足部分，就是应当由农民享有的工商业资源的收益，具体体现为取消农业税和变农民原来的无偿劳役为有偿。吴王刘濞先生全免吴国农业税和取消无偿劳役的做法，固然与他的仁慈明智甚至野心有关，然而由于符合“大道”之下的经济规律，所以他能顺利实行40年之久。这一点，甚至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的现今中国，也未能及时做到，而经济学家对于免除农业税的道理至今也说不清楚。但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皇权专制制度，却不允许这种以工商业的相当发展为前提的制度存在下去，因为在此基础上可能发展起来的工商业文明，是专制制度的天敌。因此一定要寻找理由，伺机向它下手。后来在晁错“削藩”政策的刺激下，诸侯与中央矛盾激化，最后吴王刘濞被逼上反叛之路，终于无法逃脱悲惨的下场。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免除农业税的良好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40年的原因。
2002年底，我写了一篇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税收与社会》。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取消农业税的问题。西安人民广播电台看到这篇文章后，请我在电台做了一期关于“三农”问题的节目。当时许多人都难以相信取消农业税会在两年之后变为中国的现实。我当时所以对这一点确信无疑，并不是相信什么“欧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是从中国历史和世界潮流中，看到了取消农业税的必然性，坚信它符合天道，符合中国国情，是工商业社会的一条经济规律，一定会很快实现。
此外，在中国历史上减免农业税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仅就西汉文帝、景帝时代而言，减免农业税的重要记载就有：
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前元二年：九月，下诏令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人民赖以为生。有些人民不务本而从事工商业，导致民生不能如愿。朕为这种情况担忧，所以亲自率领群臣耕种以劝农桑，并赐天下百姓今年减收一半田租。”
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前元十二年：文帝再一次接受晁错的谏言，下诏令说：“引导人民的方向，在于从事农桑这个根本。朕亲自率领天下务农，至今已有十年，而荒野没有开辟，没有一年大丰收，人民面有饥色，原因是从事农耕的人还少，而官吏也没有重视。我的诏书屡次颁发，每年都劝导人民种树，但没有效果，是官吏执行我的诏令不勤，人民没有明白。而且我的农民甚苦而官吏不知民情，怎么能劝导人民？现在赐予农民减去今年租税的一半。”
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六月，诏令曰：“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农业更大的事情。现在农民勤身务农而有租税之赋，是务农和从事工商的没有什么区别，不符合鼓励农桑的本意。诏令免除土地租税！”
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前元元年：五月，恢复征收人民一半田租（十二年前，减收一半田租，次年田租全免。本年恢复一半田租），税率是收成的三十分之一。
《资治通鉴》总结从汉朝建立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经济变化情况说：
汉王朝建立，由于接受的是秦朝的衰败局面，百废待兴。但是物资匮乏，天子本人都找不到毛色一样的四匹马，将军宰相有的只能乘牛车，平民家无积蓄。天下已经平定，高祖（刘邦）就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不准乘车，加重租税，使他们生活得困难而且屈辱。孝惠帝、高皇后时期，因为天下初定，放宽了困辱商贾的法律。但是商人的子孙，也不准当官为吏。考量官吏的俸禄，预算官府的开支，再向人民征税。而山川、园池、商人税租的收入，从天子直到享有汤沐邑的封君，都以各自的收入奉养自己，不领取天下的经费。水陆运输崤山以东的粮食，供应京都各官府，每年不过数十万石。继位的孝文、孝景皇帝，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只要不遇水旱灾害，老百姓就人人无缺，家家富足。京都和边邑的仓库堆满粮食，府库的财货使用不完；京师的钱数以万万计，串钱的绳索都朽坏了而难以计数；京师的大粮仓，陈粮吃完了，接下来的还是陈粮（“陈陈相因”一词即由此而来），粮仓堆积不下，只能堆在外面，以至腐败而不能食用。民众在街道里巷之间都有马匹，阡陌之间，马匹成群结队，甚至乘乳马或雌马的人被拒绝参加聚会。里巷的守门人都吃稻粱和肉类。低级官吏因为太平无事，很少调动，而能看着子孙长大；做官长久的，便以官名为姓氏（如仓氏、庾氏、库氏）。所以人人自爱而不轻易犯法，社会崇尚行义而人人躲避屈辱。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那时政府向人民征收租税，原则是“考量官吏的俸禄，预算官府的开支，再向人民征税。”这里，税收并非一个常量，收上来后再“量入为出”，而是先对官吏的俸禄和官府的开支进行考量，然后再根据需要向人民征税。文、景之治崇尚黄帝、老子的清净无为和节俭、爱民原则，因此能一再减税，直到“三十税一”（征收农业收成的三十分之一）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低的税负。如果采取尽量多征收租税，能收上来多少花多少的花光政策，甚至超收超支，寅食卯粮，就不可能有一再减税的措施和“三十税一”的盛世景观。
我们研究、学习中国的历史，首先是要继承历史上的优秀遗产，对比我们现在丢失了什么；同时也要研究我们历史上有哪些缺失，通过反思，通过向别的国家学习加以弥补。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朝代更替，每一个朝代又都有各自的兴衰演变。一般而论，兴盛的朝代或时期，税收都较低，财政开支力求节俭，而且大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相反，多敛之国，其财必竭，老百姓的日子最痛苦，社会也容易陷入动荡，直到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税收取之以道，而又用之以道，政府是廉价的，而又能服务社会﹑回馈社会，并把税收的一个必要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就是中国历史上成功的财税制度的优秀传统。
唐卡：后半部分《资识通鉴》依然是繁重的工程，您的研究会有侧重吗？您有怎样的计划？
党治国：《资识通鉴》已经写了一半，我越来越感到，中国历史的宝藏确实是相当丰富的，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兴趣也在不断提高。这是一项中国文化的基础性工作，确实任重而道远。现实的需要和我的年龄，都要求我必须加快速度。检讨近两年来，进度确实不如人意，太过缓慢，拖拉的时间之长令人厌倦。从今年起，我突然感到时不我待，决定要加快速度。全书计划共五卷，每卷50万字，分上、下两册。今年预计可以完成第三卷（第三卷上册已完成），明年、后年，分别完成四、五卷，然后就可以转入出版程序了。在此，我对《税收与社会》和一些读者能关注我的这一著述，表示由衷的感谢！
唐卡：谢谢党老师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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