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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林彪与“克己复礼”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共产党内的领袖人物,反思最彻底的,不是胡耀邦,不是赵紫阳,甚至也不是陈独秀,而是1966年上升为党中央惟一副主席的林彪先生。

作者 : 党治国,


發表時間:10/8/2007

共产党内的领袖人物,反思最彻底的,不是胡耀邦,不是赵紫阳,甚至也不是陈独秀,而是1966年上升为党中央惟一副主席的林彪先生。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将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三年经济困难”,归因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指出毛泽东“也有责任”。尽管这样说已给毛泽东留足了面子,不但把主要责任轻描淡写为“也有责任”,而且凭空让老天爷担待三分,但毛泽东还是勃然大怒了。当此相持不下的僵局,斜刺里杀出个林彪,语惊四座:“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遵循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一切错误,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林彪升为党的副主席,有人却由此判定林彪为奸佞小人。如果林彪死于1968年之前,“奸佞”就会是他盖棺的定论。但他后来却彻底反毛,从根本上否定共产主义革命,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我们就不能对林彪持简单的否定态度了。

林彪提出对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毛主席语录》撰写《序言》,本意并非铸毛泽东为高入云霄的铁塔,使出逃的三叉戟因而撞落。其良苦用心,是要取得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

第一个证据就是“文革”中盛行的“语录仗”。观点对立的两派,各自从毛泽东著作中找出实用的语录,以壮己方的声势,否定打击对方。这说明,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具有极不确定的性质,全在于人们如何应用和解释。当时我曾对人说:“不管什么事情,什么观点,都能从毛著中找到适用的语录。”疑者难以“吃饭”,我答以:“毛主席教导说:‘在战略上我们要邈视吃饭,这桌酒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你不能把这桌酒席一口吃下去。’”又难以“拉屎”,我答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说:‘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轻松了。’”听者惊服,吐着舌头说:“看来还真是这么一回事。”第二个证据是我自己在“文革”中,写了大量传单文章,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刘邓路线”在反右、大跃进和三年困难中饿死人的错误。我明知这一切毛泽东本人都难逃干系,但为公开说事,就用自己选择解释的“毛泽东思想”充当“虎皮”。既然连我这样的榆木脑袋都能想到,更何况“脑袋特别灵”的林彪先生!我不惜用自己为民请命的“君子之心”,度林彪之腹。而铁定的事实是,当时要否定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根本不可能,“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最佳选择。

毛泽东死后,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否定了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家解释权,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造。不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都属于“毛泽东思想”范畴。党的后辈领袖继承的最大遗产,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和发展权。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固定不变,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出版《毛主席语录》的1965年,毛泽东72岁,党内处境趋于孤立。林彪因势利导,认为替毛泽东挽回威信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对 “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把一切成绩归于毛泽东,把一切错误和责任推给“刘少奇司令部”。但刚愎自用的毛泽东不买“亲密战友”的帐,坚持自己的“无法无天”和“马克思加秦始皇”。于是他们之间的分歧暴发,进而触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本。

在为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有一个讲话,主张根据形势变化,政治和经济要轮流突出。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今后就该突出生产了。毛泽东会上没有反对这个观点。在林彪委托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突出发展生产。而不等陈伯达起草完毕,毛泽东就发难,使这个比十一届三中全会超前十年的报告夭折了。张春桥、姚文元接手起草的报告,重弹“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让林彪在九大宣读。

但即使这样的报告,过了半年多,也云雨翻覆,使林彪陷入自搧耳光的尴尬。《九大政治报告》承诺:“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余的(犯罪分子)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而1970年初发动的“一打三反”运动,公然以杀人为目的,扬言要“杀一小批”。不是因为有人犯了重罪要处以死刑,而是先确定“杀人”目标,然后再由各地上报要杀的对象。这个嗜血的“文件”,具有反人类文明的性质,使林彪宣读的《九大报告》粪土不如。

岂止林彪,任何一个有人格有血性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共产党的洛川会议确定不打日本,但是林彪、彭德怀偏要打日本。打朝鲜,林彪不愿去,说明他比彭德怀更有气节,也更有思想。毛泽东“图穷匕见”,先向林彪下手,迫使林彪辣手反击。

林彪在其住所悬挂的“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隐藏着对于中国现实的深刻反思。林彪幼习孔孟之道,即使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不读马列,视毛泽东著作为儿戏;尊重敬仰的,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和任何文化一样,都有其糟粕;然而支持中国历史延续数千年的,却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任何人都靠自己的优点生存,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体现在中国的历史中,而非局限于浩如烟海而又自相矛盾的典籍中。贯穿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线是“道”,大道行在地上,就是“天下为公”。大道既隐,乃有仁义礼乐,维系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道统。“礼”,并不局限于“礼仪”、“礼节”和西周的礼乐制度,而是体现中国农业文明的优秀制度和优秀文化的统称。

许多人,包括作者在内,开始不理解林彪“克己复礼”的本意,以为借“复礼”之名,意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原旨,实乃天大误解。毛泽东和马克思,都无愧“小人之桀雄”(《荀子·宥坐》),声气相通。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之行和马克思之言,其实是“二而一”的。

让我们看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是怎么说的。“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近年来成为中国火药桶的土地问题,再次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总目标、总观念,就是坚持“消灭私有制”。它要实现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所有制是围绕着所有权关系展开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一个社会的基础。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就通过土地私有化,确立恒产,奠定了私有制基础。也有不足:未把私有产权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消灭传统的私有制,就是否定传统的中国社会;“文革”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样,就从制度到文化,把传统中国连根铲除了。

突出林、毛在设不设国家主席上的分歧,显然是掩盖矛盾;对政治家来说,这是太琐碎的事情。林立果小舰队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运动,为林彪的“克己复礼”做了最好的注脚。1949年后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运动,都是“继续革命”,“忤其众以伐有道”(《礼记·哀公问》),《五七一工程纪要》揭穿继续革命的实质就是“革人民的命”;“文革”的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五七一工程纪要》则指控无产阶级专政为“绞肉机”。《五七一工程纪要》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路线,不能说和林彪的“克己复礼”无关。“批林批孔”运动中,抓住一个“礼”字大做文章,断言林彪和孔子一样,想要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显系抹黑对手。林彪看穿了“继续革命”的实质,就是彻底抹煞1949年之前那些使中国所以成为中国的传统,从而使中国不再成其为中国。毛泽东不敢正视这一击中要害的观点。1957年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对毛泽东可谓一语中的。公开批判张奚若,定张先生为右派,就要把这十六字公之于众,而这却是毛泽东最忌惮的。上推三千年,批西周已逝的“礼”,是因为害怕那兀自蕴藏着巨大活力的“礼”,即传统中国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财产私有权、创业权、结社权、民间社会,和传统文化中足以对抗马列主义的仁义礼乐等等。

现代的中国应是传统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正如一个人的心灵、思想、感情、知识、技能等,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与从前的记忆密不可分一样,历史也是不可割断、不可失忆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疯狂破坏,中国不仅从所有制方面,而且从文化方面,与自己的历史断裂,成为失忆的国度。一个患失忆症的人是一个精神病人,一个患失忆症的国度是一个病态的国度。一个病态的国度,需要的是治疗、修复,回归到正常状态,然后才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只有那时,发展、现代化、与国际接轨这一类话语才有现实意义。

1949年至今的中国既不是前进了,也不是倒退了,而是跌落到了历史水平线之下。这个社会的明天不可能是它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而只能是对它的否定。这就像一个精神病人,重要的不是让他增加体重和财产,而是使他恢复正常。一个吃胖了的、变得富有了的精神病人,比之他消瘦、贫乏的过去,就物质构成而言,可以认为他“发展”了。但如果他比过去更其失忆,精神更其空虚,道德更其堕落,思想更其混乱,那么这种“发展”对他自己、对他周围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你愿意自己的亲人变成一个臃肿而富有的疯子,还是愿意他恢复为正常的普通人?只要对亲人怀着关爱而非居心叵测,回答是不言而喻的。

最可悲的莫过于生活在悲惨境地而不自知其悲惨。当听到一些学者说什么中国需要中产阶级时,我苦笑。一个没有土地私有制的无恒产社会,何来阶级?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何来中产阶级?当听到有人说中国找不到五个经济学家,惹得那些以经济学家自诩的人愤怒莫名时,我哑然。沉没在历史水平线以下的自大文人,侈谈多少年赶上、超过美国,梦想诺贝尔经济学奖、文学奖,岂不是存心笑掉人的大牙!看不到中国沉没到历史水平线以下的思考者,称不上思想家;没有感受到这种历史的沉没并把它如实地写出来的作者,称不上作家。当世或不乏避世的高人,冷眼旁观,早已看穿了一切。但其认识深度与那些身在其中、深受其害、痛苦思索的当事人,自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林彪庶几就是这样的人。作为一个从重重迷误中走出来的觉悟者,一个从体制内反叛出来的思想家,一个知过能改的“完人”,林彪先生当之无愧。

200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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