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并不引人注目的小说《色·戒》，因为李安的同名电影成为热门话题。马英九居然从电影里看出了爱国情怀，政治家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过度阐释，不煽情简直就对不起自己所受的教育；而龙应台则在悲天悯人：“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
在艺术领域给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汉奸留一点人性的空间，以反映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绝望，未尝不可。不过，落到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实际的操作层面，这种空间的开放需要非常谨慎。不管是易先生的原型丁默邨，是胡兰成还是汪精卫。没有原则的宽恕是对死去的抗战英魂的亵渎，我还真不知道谁有资格代表张自忠们对一个个遗臭万年的汉奸高唱人性的弥撒。
要弄清楚《色·戒》究竟在说什么，必先了解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小说《心经》里，张爱玲借主人公小寒一吐心中恋父情结之块垒，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作者关于自己感情生活的彷徨和痛苦的最直白的文本宣泄。在自传性质的散文《私语》里，与父亲的争吵和撕打，是张爱玲爱恨交织、欲罢不能的感情的进一步展示：挣扎在情感急流中的女孩对岁月发出了“可爱又可哀”的感叹。说不清、道不明，难与人言的痛苦伴随了张爱玲的一生。
1943年，文笔华美阴柔的胡兰成大张爱玲15岁，迅速成为张爱玲恋父情结最佳的移情目标和救命稻草。张爱玲不顾使君有妇、谩骂以及扇耳光一类的羞辱，毅然投入大汉奸的怀抱，甚至可以和胡兰成的情妇同桌吃饭，言谈甚欢。人格尊严、春秋大义在难以自拔的情感痛苦的解脱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1945年日本投降，树倒猢狲散，风流成性的胡兰成逃亡温州期间仍然坚持沾花惹草，同时还在接受张爱玲的稿费资助。1947年6月10日，为了爱人不惜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张爱玲也终于到了梦醒时分，给胡兰成发出了最后一封告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也是不看的了。”
1978年，《色·戒》发表于《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有评论认为这是一篇“歌颂汉奸的文字——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张爱玲当即发表《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我写的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成了共产党文艺里套板的英雄形象。”
上纲上线的评论固然表错了情，张爱玲又何尝不是言不由衷。《色·戒》年轻女性和成熟男子的情感纠葛，不过是作者恋父情结的再次投射，而情色间谍的包装和令人不寒而栗的惨烈结局，既是作者对无望的爱情的幻灭，也是对自己叛逆、屈辱的青春的祭奠。
1995年的中秋节，张爱玲去世多日后才被美国洛杉矶警方发现。爬满了虱子的华美的袍，终于不再给一代才女增添“咬啮性的小烦恼”了。张爱玲说：“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
孤独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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