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师
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是教语文课的潘志霄老师和杨滋园老师。潘老师是山西人，当过记者，有丰富的经历。有一次讲到课文中的一个什么人，老师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用他家乡的土话说：“你看他那个毬毛鬼胎的样子，还想这个那个的。”这话配合着他的神情，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使我学会了对某些人的鄙视。他教导我们要从民间吸收文学养料，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背一些民谚、儿歌，例如：“风来啦，雨来啦，和尚背着鼓来啦。妈呀妈呀我嫁呀，我给我女婿说话呀。”他的教学是开放型的，气质是潇洒的，从不拘泥于课本，课堂气氛显得既自由又活跃。
初二下学期夏天的一个下午，天气奇热。上语文课前，我带头脱成“精身子”，大多数同学都学我的样子。潘老师夹着一迭作文本走进课堂，一看同学们都精着身子，不由得失笑，甘脆也脱了上衣，精着身子讲起课来，形成一幅“师生精身子”的滑稽画。就在这一堂课上，他为同学朗读了我的作文：《我的同学薛善堂》。这篇作文是自由拟题，模仿高尔基《列宁》的写法，潘老师对它赞不绝口。此后我的大多数作文，都是自由拟题，写自己想要写的题目。可惜潘老师只给我们代了一学期课，就回山西去了。
从初三直到高中毕业，一直是杨滋园老师为我教语文。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位古风古色的老先生，戴一付高度数的近视眼镜，正襟危坐，一丝不苟。有的同学叫他“杨暴暴”，这使我很反感；凡是叫老师绰号的，都是学习不好的同学，迁怒于老师，就用这种办法报复。杨老师不只允许我自拟作文题，也鼓励别的同学这样作。写自己想写的题材和写别人布置的题材，区别很大；其结果，前者是自由创作，后者是例行公事。我那时喜欢读鲁迅著作。图书馆有一套“解放前”出版的20卷精装本的《鲁迅全集》，我在初中就读完了。虽然有许多地方读不懂，但这种硬读却使我写起文章来，气势很足，擅长发议论。同班的同学雷鸣捷常感叹：“治国的作文，气魄大得很！”有一篇作文，杨老师的批字是：“文气蓬勃，笔下流利！”我终生牢记并珍惜这一鼓励，作为自己写作的鞭策。
杨老师虽然没有过多的言语，我却时时感受到他的偏爱和期望。然而世事纷纭，经过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被整得七零八落，人们生怕听到不幸的消息，真是“世事只可闭眼看”，“怕闻噩耗不敢问故人”。我一直没有找他，怕他为我伤心。当我能够看望他时，他已经作古了。他是韩城芝川镇人，享年八十多岁。
上高中一年级时，教我们美术课的王老师，来自外县，五十来岁，是学校年龄最长的老师。他教我们绘画，并鼓励我们创作、向报刊投稿，他说：“如果你们的作品发表了，还能挣到相当可观的稿费哩。”那时报纸上正在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我就在周记上说了这件事，指控王老师宣扬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腐蚀青年。班主任长孙老师对这篇周记很重视，除了在班会上公开表扬，说我“政治敏感性强”，还向学校做了汇报，校长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王老师。
我受到表扬，心中有七分自得。但不知为什么，也隐隐地感到三分不安。一天下午上街，经过隍庙巷，看见王老师一家租住在一间临街的房子里。王老师高而且瘦，王师母三十多岁，高条的身材。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儿，十二三岁，底下两个男孩，一个比一个小，都是高条白晰型，就那样谦卑地、与世无争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此时，隐藏在我心里的那三分不自在，突然变成了负罪的波涛，冲击着我的灵魂。王老师老夫少妻，全家五口，就凭王老师一人教书生活。王老师鼓励同学创作投稿，是对同学的期望和关心；而我对王老师的揭发，却是可耻的告密行为，严重的后果，可能危及他们全家的生存。我突然感到自己当众被剥得赤条条，无地自容。当王老师有一天在美术课上公开向同学们检讨时，我低着头，心中感受到难言的痛苦。在别人看来，这显然是一件“小事”，但它深入到我的潜意识，影响到我的一生。现在我自己成为投稿者，轻易不会把稿子给那些没有稿费的报刊或网站，反而要选择稿费较优的。对“名利思想”的批判，实乃彻头彻尾的虚伪。后来，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坚持为那些不幸的社会下层的人们呐喊，似乎都与这一经历有关，通过真话和受难，洗刷自己污秽的灵魂。
1952年，韩城中学高中部从城隍庙迁到象山脚下的老“韩中”，最后取名为“象山中学”。此后再没有见到王老师。如果王老师至今健在，当是百岁老人了；他的儿女，也都五六十岁了。祈求上帝赐福给王老师的后辈！
同 学
从初中到高中，同班的同学来来去去，大约有一百来人，许多同学的笑貌，至今记忆犹新。由于篇幅有限，不能尽述，只能摘其要者简述如下。
卫锁成
卫锁成是我的初中同学，刻苦勤奋，特别是善于虚心向周围的同学学习。那时整个社会都很艰苦，而锁成同学却是艰苦环境中最能吃苦的。他家在山区，离学校三十多里，每周回家背一次馍。我也是一周回家背一次馍，但我的馍质量较高，除了白面馍多，还提一合菜，节省着能吃两三天。而锁成多是杂粮和黑面馍，没有菜，每天三顿，都是盐开水泡馍。但他从无怨言，刻苦而乐观。无钱买书，就借别人的书整本地抄在用劣质纸自订的本子上。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
他有一个小记事本，第一页上写着“我的九向学”，概括了班上九个同学的突出优点，作为向之学习的榜样。其中一条是“学习党治国同学冷静的头脑”。我不以为然，对他说，我是最捣蛋和爱出洋相的。他却说：“你的捣蛋和出洋相，都在一定的范围内，从来不违犯纪律，这也是你头脑冷静的表现。”他比我大两岁，凡事显得颇有主见，不像我那样耽于幻想。但我们俩的感情很好，都想长大后在科学上有所作为。
1950年底，第二次号召学生参加军干校，锁成同学报了名并且被录取了。临走前，和我依依惜别，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许多鼓励的话，希望我将来成为一个科学家。从中我似乎感觉到他的几分失落，但我们还是分别了。
到军干校后，我们建立了通信关系；最初较稀，等我上了大学，他也从军校毕业，分到部队开赴朝鲜，通信就多了起来。他还给我寄过一小块美军穿的避弹衣。1956年，他回家探亲，路过北京，到清华大学看我，交谈了一下午。其他同时参加军干校的同学都是少尉，独有锁成佩着中尉的肩章，很英武的样子。这大概和他到了部队仍然艰苦好学的品格有关。他给我看他和未婚妻的订婚照片，一个16岁的好看的农村姑娘。此后我们仍然保持通信，直到1957年我成为右派，主动结束了和所有同学的通信联系。
四十三年后的2000年，我回到韩城，与老同学张仲章、段中田小聚。说起卫锁成，段中田颇有微词，说锁成复员到渭南市武装部任职，回韩城竟然都不看望老同学，“连人性都没有了！”我为锁成辩护说：世事沧桑，我们几十年来经历的变化，相当太平年代的几辈子，人的思想感情，变化的剧烈可想而知，不必责怪锁成。倒是如果有机会，我们不妨去看看他。
但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相别了五十七年，不知他现在一切可好！
段中田
段中田天生一张娃娃脸，上初中时，以为他和我年龄相当。2000年三个同学相聚时，才知道中田长我三岁。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境困难，他没有继续升学，参加了工作，在公安局当一名普通干部。因为与我同学，碰见我父亲，就尊称“党叔”。1955年父亲蒙冤入狱，1956年平反出狱。但从此被打入另册，属于“敌人”范畴。加上我后来成为右派，中田遇见我父亲，就直呼“老党”了。中田后来升任韩城县公安局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到站下车，按章退休。我和父亲也先后改正平反。中田再见到我父亲，又改称“党叔”了。
在我和张仲章、段中田的小聚中，中田对比他当年的廉洁奉公和如今的渎职腐败，不由得感慨万端，心里很不平衡。仲章和我都没有当过中田那么大的官，思想毕竟超脱一些，就从体制上开导他。中田终于叹口气说：“我怎么觉得，前多年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仲章立即用循循善诱的口气说：“你这样想就对了！”从那次聚会，至今已经七年，再没有见到中田。但从他的变化可以看出，他正以人性论取代阶级论，对锁成的意见就是明证。以他学生时代的乐观性格判断，相信他的心境一定会渐渐地复归于平静。
张仲章
从初中到高中，张仲章和我同学六年，其中好几年同一张课桌，互称“本桌”。他喜欢画画，字也写得好，文史各科都没有问题，就是不爱好数学、物理。但他的数学考试成绩，却能保持中等。数学测验和考试，我交卷几乎都是头名。交卷时，草稿纸往仲章那边一推，他只需要照抄就行了。但他并不贪心，适可而止，只求七八十分，免得露出马脚。
对万有引力定律，仲章百思不解，和我辩论：“如果一个人的重量是五十公斤，地球对他的引力就是五十公斤；体重四十公斤，对他的引力就是四十公斤？”我说：“你首先要把概念弄清楚。一个人的质量是五十千克，地球对他的引力就是五十公斤；一个人的质量是四十千克，地球对他的引力就是四十公斤。”他说：“就算像你说的那样，地球对一个胖子的引力要大于对一个瘦子的引力了？”我说：“可以这么说吧，但有些不确切，还要加上相同身高这个条件。”他就问：“照你这样说，地球还是看人行事哩？”一个物理学问题被转化成了地球“看人行事”的品德问题。诸如此类，很难向他解说清楚。
仲章后来在韩城中学教书，教政治、文史类课程。80年代以来，我每次回韩城，只要有机会，都会找老“本桌”交流思想。虽然韩城的思想资源不很丰富，但仲章对我留下的印象，却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他的思想不是从书本上来的，而是来源于生活本身，生动而有活力。有时谈起过去的老同学，他不至一次地感叹：“最可惜我们班的孙思俭了！”
孙 思 俭
高中毕业那年，孙思俭二十四岁，长我六岁。“解放前”他上宪兵学校，没有毕业就“解放”了，所以没有当上宪兵。国民党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解放后”都算“历史反革命”。思俭虽然划不到政策杠杠内，但有那一段经历，政治上免不了受歧视。上高一时，思俭曾对我很友好，和其他同学一起，亲切地喊我“党老sar”。不幸我那时是青年团干部，以革命青年自居，从心里对思俭很警惕，视为异己，总保持着距离。加之和思俭年龄上的差距，就使他显得有些孤独、落寞。
但他的学习各门都好，尤其是英语。我们初中没有外语，到高中才开始学英语。思俭好像有过初中英语的底子，又勤奋，比我们都学得好。不光学习好，体育也好，大概得益于他在宪兵学校受到的训练。总之，在我们班上，他是一个最为全面发展的同学。此外，他也从不与其他同学发生纠纷。
他原来也想学工科。但体检时，发现他是色盲，所以只好报考数学专业。他被录取到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数学系。大学的几年，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令人吃惊的是1957年，他也被打成右派。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鸣放”时，一般敢于说话的，都是那些平时自以为和党一条心的人，心无设防，才掉进了“引蛇出洞”的陷阱。思俭政治上受到的不信任是明显的，竟没有警惕，成为552877分之一。这说明思俭的心思还是单纯的，政治上绝非居心叵测的分子。
1960年底我回到韩城家乡，听说思俭在“大跃进”中死了。打成右派后，他被贬回农村，去修铁路。特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长期饥饿，他回到家中，煮了一铁壶包谷。等不到烂熟，就急匆匆地全部吃下肚子，然后又喝了许多水。没有煮烂的包谷遇到水浸，在腹中膨胀。饥饿难忍的思俭，最后竟是被胀死的。那是1959年，他刚刚29岁。想到同学时我对他那颇不公正的隐隐的敌意，负疚良深。谨以这几行文字，纪念我们班上最早逝世的思俭同学！
韩 华 勋
1957年，从韩中高五四级毕业被打成右派的另一个同学是韩华勋。华勋在高小就和我同班，加上中学，总共同窗八年。
上高小时，我背叛过华勋一次。六完小校长范彦亭，是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后”官至县委书记。一天，当着其他教师，他指着华勋说：“这娃的脸像个花彤子枣。”华勋脸上有一块半个巴掌大的红记，“花彤子枣”是韩城方言，指一部分外皮已经变红的枣子。华勋说给我，叮咛我不要告诉别人。我觉得这绰号太形象了，忍不住告诉了同班学习的小舅刘昌绪。昌绪爱奚落人，就当着华勋的面开他的玩笑说：“花彤子枣，吃着好。”但华勋没有责怪我，也没有责怪范校长的为师不尊。
华勋家是地主成份，父亲年过花甲，还常来给华勋送东送西。在我们上中学的时代，还没有“地主帽子”一说，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学校并不受歧视。1954年华勋考入西北大学数学系。在接下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矛盾激化。为了转移视线，对地主富农的政治压力增加了。1957年，华勋也被打成右派，罪名却是反对土改，可能就是对这种政治压力的反应。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反右运动中，我在清华大学被定为极右分子。后来听说我的一位从小学到中学的老同学，就读于西北大学数学系的韩华勋，也被定为右派。我的“罪行”是为胡风辩护，否定肃反运动，反对把黄万里、钱伟长定为右派等等，而华勋同学却发表了批评土改的言论。当时我认为，华勋同学是走得太远了。不管怎么说，土改还是对的。中国古代就曾有重新分配土地以缓和社会矛盾、缔造社会和谐的记载，孙中山先生不也主张“平均地权”么！那时我认识不到，华勋同学的思想其实比我超前，比我深刻。
反右运动过了半个世纪，我才认识到华勋1957年对土改的认识是正确的，比我超前。
1960年我回到韩城，听说华勋1958年就回家参加劳动，在农业社干活非常出色。终于见到他，胖大膘悍，活脱脱一个鲁智深。我给他介绍了我“出走清华园”的经历，建议他给学校写信，要求回校继续学习，不要接受参加工作的决定。不久就听说他返回学校继续学习了。毕业后他分配到兰州市一所铁路中学任教，至今四十多年，再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女 同 学
我们初中五一丙班没有女生。高中一年级有两位女同学，王彩琴和郭文阁，年龄都比我大好几岁。但二年级她们就退了学，于是又成了清一色的“光葫芦”。
90年代中期，贾逢江同学打听到了在西安工作的王彩琴的地址，一块登门拜访。一开门，我第一句话就说：“老同学，该好好减肥了！”她愣在那里，等逢江介绍后，才舒展开来，连连说：“记得，记得。治国那时是那么小，最爱出洋相。”我说：“现在仍然爱出洋相，只是老了些。”相互说起一些老同学的情况，问起郭文阁，她说文阁后来改名郭勇，一直在县上工作，几年前出了车祸，从车里被摔出二十多米，死得很惨。
逢江和我约定，过春节时再与彩琴相聚。过了大约一个多月，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彩琴单位的。电话中问我，你是王彩琴的什么人？“老同学呀。”我回答，感到问得蹊跷。“她的事情你知道不？”我摸不着头脑：“什么事情？”“她已经去世了。”我吃惊地问：“什么时候？什么病？追悼会什么时候开？”“已经开过好几天了。急性盲肠炎，本是小手术，感染了，没有想到。你节哀！”说完挂断了电话。
这样，两位女同学就都先我们而去了。在思俭之后逝世的，是任庚未同学。他毕业于西北大学物理系，长期在核工业系统工作，大概由于核辐射的原因，四十多岁就去世了。然后是李乃俊同学，在韩城从事教育，也于多年前默默无闻地去世。贾逢江是2005年立秋前后去世的，白血病，遗憾的是住院期间，他的妻女竟没有通知我这个经常来往的老同学，到病床前去作最后告别。他一生谨慎，固是性格使然，和出身富农家庭也不无关系。他当过中学校长，干过党务工作，退休前是陕西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的中层干部。“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多少英雄好汉最后败在了子女手里”，逢江没有逃出这样的命运。他最恨那些贩毒犯和失职的缉毒警察们，想不通“解放了几十年”，毒品竟然重新泛滥起来。火化那天恰巧下雨，我为他拟了一副挽联云：“世少好人天洒泪，我失挚友歌当哭”，把我没有来得及送他的著作，题上字，连同挽联一块焚化在他的灵前。
2007-9-15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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