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 学
中学时代的六年,是在家乡韩城县度过的。1947年仲秋，解放军攻打韩城县城三个晚上，国军58团撤退。解放军占领三天，运走了军械物资后又主动放弃。1948年元宵节过后不久，韩城县北邻宜川县的瓦子街战役，刘戡任军长的29军被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围歼，于是驻防韩城县的国军72团撤走，解放军随即占领。从此韩城人民开始了“解放后”的生活。
在那动荡的日子里，我们党家村的中学和高小（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都回到村里。面临停学乱局，大家都有学习的愿望，于是就在村小学开办起补习班，由党俊宏先生主持，贾盛德先生上课，主要则是大家集中起来自学。过了一两个月，局势逐渐安定下来，高小和中学陆续开学，我又回到外婆家的坡底村第六完全小学，完成最后半年的学业。
高小毕业，参加初中入学考试。我和邻家的党尚仁，是自小玩大的好朋友，一块去报名。二十里路，从早上一直走到晌午过。记得我报名的序号是110，尚仁是109。发榜时，我和尚仁的名次居然也是110，109。初小考高小，我的名字赫然列于第一，外婆很为此自豪过一阵。而“解放后”的考试，却只区别录取与否，不按成绩排名次。我想，这多么简单，排名次确实没有多少意义。这是“解放”对我的思想发生的第一次冲击。在此后中学直至大学的学习生涯中，我一贯不大重视考试的排名，甚至还以游戏的态度当过一届旁听生。
开学典礼上，一年级五个班的新生席地坐在西边，自西向东，次第是初中二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都是席地而坐。从陕北“老解放区”下来的高诚斋校长侧身向右，问我们这些新生：“你们为谁学习？”一百五十名新生众口一词地大声回答：“自己！”然后高校长又向左边走了两步，问那些已经接受过一学期革命教育的老同学：“你们为谁学习？”听到的也是众口一词的回答：“人民！”这回答使我震撼，衷心佩服这“为人民学习”的境界，比我们长期信奉的“为自己学习”，高到天上去了。
1954年我考大学，报考志愿以艰苦为第一选择，表现了典型的为理想而学习，由此而激发出的毅力也是巨大的。但对于多数人，为理想而学习却不现实，总体效果上，比不上隐藏在功利目的下的为自己而学习。最有效率又能增加社会幸福指数的，是为兴趣的学习。我有一个朋友，酷爱钓鱼，但全家都不吃鱼，钓的鱼全部送人，这就是为兴趣的钓鱼，效果非同寻常。科学研究、体育运动都是这样，甚至赚钱作为一种事业也不例外。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巴菲特这些美国巨富，其兴趣不在于钱，而在于“赚钱”，赚的钱大都捐献社会。他们的赚钱效益，绝非那些拜金主义者可以比拟。
那时，除了上课学习，还经常听报告，许多前所未闻的新观点，不断冲击着自己的头脑。震撼过后是佩服，佩服过后又是新的震撼。每逢听报告，除了如饥似渴地聆听，还飞快地做着笔记，惟恐思想落后半步。过去认为岳飞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现在才知道岳飞镇压农民起义是他一生洗不清的污点。过去认为文天祥是千古大忠臣，凛然天地正气，现在才知道他是忠于封建王朝的愚忠……至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这些崭新的名词，高深莫测，只有向往；对那些做报告的人，也只有仰望。
学 生 会 竞 选
那时流行的说法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反封建的目的是实现自由和民主，反帝国主义则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但什么是民主，我这个十二岁的少年，心中并没有概念。高小上《公民》课，只知道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讲的是公民的选举、罢免、创议、复决等权利。上了中学后的第一堂民主课，就是学生会选举。
选举程序是一个班提名三个候选人，不论班上人数多少。当时初一五个班，每班五十人左右，统称四○级，意谓民国四十年毕业；甲乙丙丁戊，我分在丙班。初中二年级称三九级，两个班，初中三年级称三八级，一个班，高中四○级、三九级、三八级，都只有一个班。
各班的候选人选出后，接着进行宣传和竞选。丙班当时选出的候选人，由于不事张扬，一直没有多少印象。但其他班就不一样了。记得四○级甲班的三个候选人，课余时间被本班的同学敲锣打鼓地簇拥着，找一块空旷地方，让候选人站在高处，先由其他同学介绍，然后是候选人向围观的同学演说。有一位候选人叫杨印圃，他的竞选纲领是：“操场东边的厕所，太脏，也没有屋顶，下雨刮风时解手的同学淋雨受冻。如果同学们选我进学生会，我要建议学校把厕所修好。” 刚来的一年级新生，能借厕所的问题竞选，就算很有天才了。四○级乙班更有意思，给候选人戴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上写本人的名字，敲锣打鼓地在校园招摇，吸引一群同学跟在后面，然后再选一个地方介绍、演说。其中一个候选人叫孙文合，年龄比我能大四五岁，非常活跃，常到别的班窜门，几天功夫，许多人都和他熟识了。他自我介绍说：“有些同学认识我，有些同学不认识我。认识我也好，不认识我也好，反正我的名字就叫做孙文合——”最后一个“合”字，声调拉得很长，把同学都惹笑了，留下深刻印象，结果他当选了。实践证明孙文合确实热心助人，为同学服务特别主动真诚。可惜这个好同学初中二年级就患病去世了。
竞选最有水平的是高三八。一天晚自习，教室进来了五六个年龄很大的同学，首先在黑板旁边贴了一张报纸那么大的红纸，用工整的毛笔字介绍三个候选人，然后一一介绍。第一个候选人叫董继昌，介绍人说他是“地下共产党员”。这是“共产党员”的概念第一次进入我的头脑。过去我总认为八路军、解放军、共产党是一回事情，现在这么一介绍，才知道“共产党”原来是一个特殊组织，并不是每个参加革命的人都是“共产党”。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共产党在群众中还是秘密组织。这样，“地下共产党员”董继昌，在我们这些初一学生眼中，就显得很了不起，甚至有些神秘。结果他当选为“解放后”首届学生会主席。后来他的官职一直做到西安市委书记和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学生会任期半年，每学期都要重新选举。第二学期选举时，初一的候选人，竞选演说的内容就丰富多了，其中，改善伙食和开水灶成了重要内容。还有一项竞选内容，说起来使人好笑。那时晚上常到城内的大操场集体观看演出。演出前，中学和师范两个学校的拉拉队，互相用一些顺口溜邀请对方唱歌。双方你过来我过去，有时就会起一些摩擦。我那时最神往一些高年级生讲述他们如何和师范学生打群架的经历。有一次发生了口角，眼看就要打架了，不知道为什么又被制止了。高四○的候选人郭攀祥，一个黑皮肤的精干的同学，到我们班发表竞选演说，他说：“那次和师范的冲突，要按我的意见，早该打起来！”他的话使我非常兴奋，就投了他的票。肯定有许多同学和我想法相同，郭攀祥第二届又当选了。
选票是统一的空白票，在票上填写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少填可以，也可以填写候选人之外的人。但不能超过当选额，否则就算废票。不过这样的竞选活动只进行了两次。由于战争进展很快，需要大量干部，先是高三全体参干了，接着是高二，然后是高一，甚至初三也都参加干部队伍走了，剩下初一和初二七个班。下学期，在四○级下边，新招了两个春季班。但学生不断流失，四○级由五个班合并成三个班，三九级也由两个班合并成一个班。升初二时，由于又招收了新生，全校总共十来个班。没有了高中，学生的整体水平明显降低了，时移境迁，学生会选举逐渐演变为平淡无奇的例行公事。1949年10月后，采用公历，四○级改为五一级，民国四十年初中毕业变成了1951年初中毕业，时间没有变，改变的只是说法。
班 主 任
中学时代的第一个班主任是郭笙老师。他虽然只当了一学期班主任，但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
郭笙老师个头不高，身板也不结实，皮肤白皙，够得上一个白面书生。他是云南人，西南联大学生，参加过1945年向国民党要民主的“12.1”学生运动，后来辗转到延安参加了革命。随军南下，他就在韩城中学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他给我们唱“12.1”运动中的歌曲《我们反对这个》，“这个”就是国民政府那些不民主的种种表现。
郭笙老师除了为我们上政治课，更多的则是关心同学们的思想教育；不论是课外活动、晚自习，也不论在教室和宿舍，随时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我们每周写一篇周记，班主任从中可以了解同学的学习、生活和思想。那时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周记上写了篇《批评是进步的利器》，郭笙老师大为赞赏，在班会上多次提及。后来他几次晚上找我谈话，进行个别教育。有一次说到正在筹备一个组织，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青年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后备军，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我对于参加组织一事全然没有概念，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很自然就冒出了一句话：“这我得回去问一下我妈。” 郭笙老师赶紧说：“这件事现在还是秘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包括你母亲。”
1948年底，淮海战役即将结束，国共和谈的呼声又起。郭笙老师让我们讨论，首先是谈不谈，其次是如何谈？各小组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意见。经过整理，把讨论结果送交郭笙老师。第二天政治课时，郭笙老师严厉地批评我们说：“我让你们讨论如何与国民党谈判，结果你们就讨论出这么一个谈判方案？这哪里是谈判，分明是要人家投降嘛。让人家解除武装、废除宪法、交出政权、还要惩办战争罪犯。既然要人家无条件投降，哪还谈判什么？”当时我们都认为自己的看法非常革命，没有想到郭笙老师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的意见，还把我们训斥一顿。
元旦那天，报纸上刊登了新华社的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后来知道，这篇社论出自毛泽东之手。让我感到惊奇的是，社论的观点竟然和我们这些初一学生的意见如出一辙。郭笙老师对我们的批评，我当时就虚心接受了，佩服他不愧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讲出的道理让人心服口服。但元旦社论却使我产生了两个疑点：第一，是我们这些毛孩子提高到了新华社的水平，还是新华社不过就是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第二，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郭笙老师错了？后来，随着时日的推移，我越来越确信，当时的郭笙老师，属于党内有独立思想和民主意识的真诚的知识分子，是我们这些初一学生望尘莫及的。
寒假前，郭笙老师把我叫去，交待两件事：一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叮咛我明年可以申请；再就是他在政治课堂上收交的那本《济公传》，说是杜威老师借去看了，他已告诉他，让他开学后还给我。而不料这一次谈话，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开学后，得知郭笙老师又随军南下了。此后再没有他的消息。1949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新青团”，秘密开会，互称“同志”，体验到一种特殊的优越感。1957年，“新青团”改为“共青团”，我被“同志们”批判，打成右派，开除了团籍。改正右派后成为“群众”，从此永远和十二亿“群众”站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和一位中学同学谈及，他说，郭笙老师曾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后来调到北京去了。很想借出差机会去北京看望郭笙老师，但一直拖延着。又过了一年多，当我详问郭笙老师的联系办法，要去北京时，却得到老师已经去世的消息。我久久地沉默着，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另一位难忘的班主任是长孙振华老师。他教代数、几何、立体几何，从初三到高三的四年，一直是我的班主任。
长孙老师生活和工作都非常严谨、一丝不苟。办公室非同寻常地整齐简洁，井然有序，除了教材、教具和待改的作业，没有其他书籍。即使晚上不点灯，他也能准确地摸出任何一本他需要的书籍或教案。在教学之外，他惟一的读物就是报纸和文件。“整齐有序，室无长物”，是我对长孙老师的最突出印象。
我国的中学，一直没有逻辑学。学生的逻辑学知识，是从语言逻辑特别是几何学中悟出的。长孙老师教授几何学，逻辑特别严谨细致，要求我们，一步都不能马虎。我的逻辑思维，从长孙老师那里受益匪浅。
长孙老师又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经常叮嘱我们的话是：可不敢那样，人家批评呢！有时为了一件小事，找同学谈话，长达一个小时。最难忘的是一天晚自习，老师找我谈话。时值冬季，睡通铺的同学棉衣里都惹了虱子，我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个别谈话，时间太长，我站在老师面前纹丝不动，强烈地感受到一只虱子在后腰上蛮横地咬啮，但对老师的尊敬使我只能强忍着，坚持不挠痒。
多年后，同学们说起长孙老师，没有一个人不感到亲切。从他对同学的关心爱护和严格要求，我体会到“师长”一词的涵义，知道了什么是老师的“无私奉献”，什么是“苦口婆心”。他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事迹，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令人震撼的记忆，所有的只是持之以恒的“润物细无声”。我身上的许多优点，都与长孙老师的长期熏陶有关。
长孙老师原籍陕西省永寿县，“文革”前就调回家乡了。90年代，我与在西安工作的贾逢江同学向长孙老师写信，希望能去看望他。刚好他的儿子在陕西省煤炭研究所工作，接到我们的信后他来到西安，我与逢江拜见阔别了四十年的班主任老师，畅谈了几个小时。他说自己多年来最担心的就是“治国的遭遇和命运”，知道我在西安市社科院工作，才大大地放了心。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学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被班主任郭笙老师在政治课堂上没收的《济公传》。
这本《济公传》版本精美，石印，正文的字体比绿豆还小，注解的字体细如蝇头，无一字不清晰。从小学五年级，我就爱读旧小说。同班的魏崇德，较我大不了几岁，却比我成熟得多。当班主任问同学们喜读报纸上哪些文章时，只有魏崇德说他爱读社论。而我却是最不喜欢读社论的。这使我感到魏崇德比我丰富高深。魏崇德喜欢和我交谈，而我感兴趣的却是旧小说上那些不着边际的故事。于是下个星期，他就给我带来了这本《济公传》，还翻出他认为有趣的段落和我一起出声念。我如获至宝，上课也偷着看：一是把小说放在课桌下边看，一是把小说压在课本下边，不时揭起课本偷看；然后正襟危坐那么十来秒钟，装着专心听课，自以为这办法很稳妥。后来，当我有一天也站在讲台上时，才知道下边的任何小动作，讲课的人都一目了然。果然，就在我看得入神时，郭笙老师的手伸到了我的面前，收走了《济公传》。当我非常抱歉地告诉魏崇德时，他说：“这本书是我送你的，不要你还。”
对济公神通的向往没得说。那时走路都想遇到一位得道的高僧或老道，收我为徒，传授一些法术神通，却一直没有机缘。我还佩服济公的滑稽多智和幽默有趣，而幽默滑稽的基础，却是本事、自信和智慧。当唯物主义教导我们说不存在神仙活佛时，我就想成为一个有大学问的人，为自己能在行为上模仿济公创造条件。上初二时，从物理课中知道了牛顿，又从图书馆《万有文库》丛书的科学史中，了解到牛顿是近世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旧译名是“奈端”，于是我就在家里庭堂前的墙壁上，用粉笔写下了“若得才学如奈端，必将举止仿济公”。父亲见到后，问我“奈端是谁？”我回答说就是牛顿。此后，有时我从学校回来，父亲心情又好时，就说：“咱们家的济公回来了。”
初一的“生理卫生”课，先是从延安自然科学院南下的老干部曹达老师教的。下学期曹达老师随军南下，换成了齐宝山老师。这位齐老师，是一位有趣的人，期末不考试，只留下一张纸给课代表，让每个人给自己打分数。同学们给自己打的分数，从六十分到一百分不等，惟有我给自己填了59分。由于生理卫生不及格，《通知书》把我列为二年级的“旁听生”。父亲感到奇怪，问我怎么一回事。我说明原委，父亲对于齐老师和我的作法都感到难以理解。
我却满不在乎，自得其乐。初三时，戴的八角帽帽檐破了，甘脆撕掉，成了一顶别致的无檐帽。我用毛笔在周边写上“万事不求人”、“脑知万物根”，昂然戴在头上，任由别人看着乐，我却肃然不笑，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这件事，直到90年代，还为许多当年的同学津津乐道。
在许多场合，我喜欢学济公，自称“我老人家”。高中开始学英语，我这个十五岁的少年，竟自称“党老sir”，即“党老先生”。初中的同学不懂英语，打克郎球或者扎堆儿闲聊时，一些低年级的同学和我套近乎，都亲切地喊我“党老sir”；我答应之自然，好像自己从来就是“党老先生”。1975年在狱中，我不到40岁，一些年龄较轻的狱友称我“党老”，我答应起来也是安之若素，恰如后来陈祖芬女士写的，好像我从来就没有年轻过，一生下来就那么“老”。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我被抓进铜川市公安局。当同室的难友知道外面已经“群众讨论”我的死刑时，关切地问：“老党，这会儿你心里感到害怕吗？”我回答：“老实说，这对于我，还是生平第一次。”听的人面面相觑。我又说：“不过，我有一个看法，不知道对不对？”他们倾听，我说：“如果他们杀了我，这条命就是他们的；要是杀不了，这条命就还是我的。”难友们说：“那是，那是！”有人眼圈却红了。面对死亡还不忘幽默一番，惟有济公能对我有这样的影响。
这影响一直延续下来，更多地表现在我的文章中。中国古文的特点是融文史哲于一炉。我从来讨厌那些板着面孔、枯燥乏味的经济学和哲学论文，极力把经济学文章写得引人入胜，不仅人人能懂，还能有一些幽默。1988年，我的一篇获奖经济学文章，题目是《论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以“我们为什么走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地，还是为了走在一条道路上？”这个三岁小孩子都能回答的问题开头，接下来对两种社会主义模式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七纵八横的议论。
一般的狂傲，惹人厌烦；我一贯的狂，总带着滑稽玩笑的色彩，使人们感到亲切，感情上反而更容易接近。在心灵深处，我对别人从来都是与人为善；自信自强，却没有丝毫高居人上的优越感。
但我毕竟没有济公的道行，不能完全脱俗而时有沉重之累。可惜的是那本《济公传》，到头来还是没有还给我。后来涉猎过好几种《济公传》的版本，包括《济公后传》、《续济公传》等，都远远比不上那本丢失了的版本精美的《济公传》。
校 长
陕北下来的老干部高校长，春节之后就又随军南下了。与他一块的还有一位刘若宗副校长，是个理论家，常给我们作理论报告。印象最深的是他每讲到苏联，就伸出一个食指向上，用一种尖锐而果决的声音说出“苏联！”两个字。还有诸如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列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等等，对于我这个十二岁的初一学生，就像听天书一样。虽然每听刘校长报告，一定打瞌睡，但我还是认为刘校长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家，竟能把那么深奥的理论讲得如此流畅。
一天下午我进城去，路遇高校长和刘副校长。从小学就养成的习惯是，碰见老师一定要行礼。如果戴着帽子，就举手到帽檐敬礼；没有戴帽子，就行鞠躬礼。我那天没戴帽子，又急于走路，漫不经心地行了一个鞠躬礼。但两位校长见我行礼，竟然立定、注目，郑重其事地举手到帽檐，向我回了一个礼。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终生印象。我们家乡有一句话是“礼多人不怪”。两位校长对我这个十二岁少年一个随随便便的鞠躬，竟那样认真地回礼，使我震撼不已并深感惭愧。他们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为的是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富强，因此他们就能更好地继承“礼义之邦”的优秀传统。一些过来人向往的50年代初期的良好社会风气，其实是传统文化没有遭到破坏而又实现了社会安定的结果。
我们党家村有两位校长，贾盛德校长和党俊宏校长，“解放前”都是教书先生，“解放后”的命运却各有悲欢。虽是本村，班辈有序，但我们这些作学生的，都称他们“先生”。
盛德先生是一个典型的教育家，甚至能把枯燥的代数讲得引人入胜。有一次讲二元一次联立方程式，演算到某一步，原来有两个未知数的式子中只剩下一个未知数Y。他于是问：“X哪里去了？”一面问，一面煞有介事地在讲桌底下、教室门后到处寻找，好像X是一个会跑的小孩，忽然失踪了。打瞌睡的同学也醒了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有同学大声回答：“消掉了！”他才恍然大悟似地问：“消掉了？怎么消掉的？”他先是在村小学，以后到高小，然后到师范，再到中学教书。校长换了一个又一个，他却总是教务主任。父亲和他以“老友”相称，一天在我家闲谈，父亲说：“老友是个天生的教务主任。我要当了校长，也要请你当教务主任。”这话伤了盛德先生的自尊，立即反唇相讥：“你要能当校长，我都当皇上了。”这回答又伤了父亲的自尊，有些变脸地说：“你就把我看得那么低，我当校长，你就当皇上了！”盛德先生立刻缓颊说：“我这不是低看你，也不是高看我。我的意思是，你就不是当校长的料。按你的才学，当个省长都绰绰有余，但你就是当不了校长。因为教育不是你的长处。”这样，老友之间的一场风波方才化解。
在我升高中的1951年，盛德先生终于调到临潼县华清中学担任校长了。华清中学是陕西省有名的省立中学，听说他在那里领导得很出色。但1957年，他被打成了右派，免去了校长，在学校干一些无关紧要的杂务。那时我父母住在西安，两个老友就常常通信、往来。父亲称盛德先生的信是“电报式”的，短短几句，没有多余的话。我从此改称他“六哥”（我们家的辈分高），显得更亲切一些。
1979年我出狱后，在村里见到盛德六哥，右派得到改正，退休回家了。他身体不好，好像有肺病，但情绪空前乐观，也健谈。为了祝贺我出狱，特别请我到县城看电影、吃饭，并送我五块钱。那时俊宏校长已经去世，而1957年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互不来往。提起俊宏校长，他倒能够宽容，没有多少非议，只是说：“俊宏应该活到今天，让他亲眼看一看社会的变化。”多少流露出一些“看谁笑到最后”的胜利感。过了一年多，盛德六哥就安然长逝了。
不过俊宏校长的内心变化却少有人知，特别是父亲和盛德六哥这些人，好像盖棺定论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左派和势利小人。
俊宏校长比父亲小一岁，因为是本家，到了彼此的家里，我就称他“大叔”；到了学校，则称“先生”。父亲“解放前”和地下共产党来往密切，1945年国共谈判破裂后，风声紧张，父亲就避嫌到南京，通过于右任的关系在审计部谋了一份职务。不久，俊宏大叔到家里来，对母亲说：“玉峰（父亲的名字）捎话来说，家里有两本《杂志》，需要清理一下。”在母亲帮助下，找到两本《杂志》拿走了。父亲从南京给家里捎的许多东西，都是通过俊宏大叔转交的。小学四年级时，我在家里翻出一枚蒋介石像章，别在衣服上。在村小当校长的俊宏大叔看见后，一顿好训：“你张（嚣张、张狂）什么你？”厉声命令：“摘下来！”后来才知道，俊宏大叔是地下共产党，自然视蒋介石为头号敌人。他的性格并不张扬，踏踏实实地做事，对学生从来不笑，要求极为严格。1954年，高三下学期，俊宏大叔调到韩城中学担任校长。他的领导作风是严格要求教职员工，对于学生的事情却不多管。1960年，我从清华大学出走，回到西安父母身边；年底，又从西安被“压缩”回家乡当农民。在表兄薛亚龙怂恿下，找了一次俊宏大叔，意思想在中学代个课什么的。但俊宏大叔冷淡地拒绝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的面。后来听人说，1962年韩城县委讨论我的右派摘帽问题时，除了县委书记孙瑞祥力主摘帽外，身为六常委之一的俊宏大叔，也明确表态支持。
1979年7月，我出狱后回到党家村，碰见俊宏大叔的大儿子、小我几岁的建华。知道俊宏大叔已经去世，我就向建华表示慰问。建华说：“父亲去世前，多次提到你，再三说可惜了一个人才，惋惜得不得了。”建华的说法使我无法相信。一顶右派帽子已经使俊宏大叔态度冷淡，在“阶级斗争为纲”的严峻形势下，他怎么还能、还敢念及我呢！但既然建华这样说，也就“姑妄听之”，全没当一回事。
后来我辗转到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工作，90年代，有两位韩城的乡党慕名分别来访，说早就知道我了。我问从哪里知道，回答说70年代在韩城中学念书，听党俊宏校长多次在学生大会上讲起我，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这两位校友的说法，印证了建华的话，令我长久思索。
当俊宏大叔向韩城中学的同学反复宣讲我的“事迹”，并号召向我学习的时候，我正在监狱服长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多少亲友避之惟恐不及，千方百计“划清界限”，俊宏大叔怎么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号召向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学习呢？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我终于逐渐明白了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按照林彪先生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历史证明，这绝非虚言。过去我认为，像毛泽东、林彪这些高高在上的领袖人物，是专门触及别人灵魂的，而我们这些小人物的灵魂，注定只是供别人触及的。后来，林彪的出逃，证明了他的灵魂被从根本上触及了；“至少可以活一百岁”的毛泽东，83岁便“英年早逝”，根本原因也是灵魂被触及得不成样子。人的灵魂必将苏醒，思想终会觉悟，社会的希望就在这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俊宏大叔的灵魂也被深深地触及了，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文化大革命”强迫人们接受的“真理”改变了人，而是它的彻底荒谬惊醒了人性中的正义和良知。俊宏大叔在学生大会上“吹捧反革命分子”的言论，不但是在对“文化大革命”说“不”，也是向“反右派”说“不”。他已经不顾及这样说会对他带来什么不利，可见他的心灵受到了何等的震撼，怀着何等的决绝，和某些貌似神圣的东西决裂！俊宏大叔毕竟是中国优秀文化培养出来的，最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尽管仍有许多遗憾，却终于悟出了诸多世间的真理，庶几可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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