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芸众生访谈录系列】
二.回城经历
杨雨：回城后给你安排的是什么工作？
何剑秋：回城后的命运在本质上也没有多大的好转。照当时安排工作的原则，父母是哪个单位的，你就到哪个单位工作。由于我父亲在１９７２年就去世了，我母亲又没有工作，所以，给我安排的所谓工作是在生产组上班。生产组，在当时，就是属于街道企业。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扳螺丝。
唉！就是这个扳螺丝的工作，我干的时间也不长，原因是生产组因经不住挤压，跨了。
杨雨：真是一波三折啊，用我们成都话说就是“人不逢时盐生蛆”。
何剑秋：７０年代，８０年代，由于资讯的匮乏，视野的局限，我还真以为这些都是“政策性失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专制制度！
后来，办事处又给我安排了一个在街道印刷厂的工作，我的主要职责是铸字。那时没有电脑，都是铅字排版。这样干了一年多，有一天，我感到肚子很痛，就到医院检查，结果是铅中毒！
无奈之下，我只有辞了印刷厂的工作。
杨雨：没了工作，你怎样维持生计？
何剑秋：当时，正好我妹妹开了一个百货商店，我就去帮忙看铺子，每月３００元。８０年代，３００元的月薪就是“高工资”了。
这样干了一段时间，我有了一点本钱，我自己就在青年路租了一间铺面，卖百货。可惜好景不长，１９８８年，那个铺面就被拆迁了，断了我的生路。
于是，我就只好到处跑点生意。刚开始，我就跑缅甸，倒腾些一般的宝石回来卖，路费、花销一除，等于一分钱没赚，只好又去打工。
三. 价值取向
杨雨：打什么工？
何剑秋：当门卫……什么苦都吃了。
随着感性认识的不断积累，再加上我喜欢看书、思考，逐渐对很多问题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紧接着１９８９年的枪声一响，我就彻底看清了这个制度的真实嘴脸……
杨雨：在我看来，你这大半生实际上闯过了双重的生死关。首先是身体上的，然后是思想上的。你能简要谈一下你个人对当下社会的看法及价值取向吗？
何剑秋：就当下来看，他们完全是和他们自己建政前说的那一套背道而驰的，什么民主、选举、宪政……一样都没有兑现。说出来的话和做出来的事恰恰相反。种种事实表明，这个制度是和世界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盗用人民的名义，反过来对人民施行专政。思想暴力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文化溃退、价值混乱、小人得势。即使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但就内在价值而言，这一切根本经不住人类正义的追问。也就是说，我个人的价值观、社会观的形成，是在１９８９年的前后。
我再谈谈我个人的思想／价值立场。
８０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９０年代初学界的 “人文精神大讨论”，我都十分关注。可惜的是，当年参与讨论的一些人，如今也变成了学术书记、学术长官，这到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还是制度的摧残？亦或二者有之？因此，在我看来，当下中国，我们必须进行启蒙，而且，要从知识分子本身开始。否则，再谈别的一些所谓宏大叙事，无异于缘木求鱼。
９０年代以来，我也接触了大量关于自由主义的著作，就我本人来讲，我比较倾向于古典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主张。
近几年来，关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的论战，我也看了双方的观点。我认为，新左派那一套完全就是变相的维护专制制度。总的来说，在思想层面上，我是站在袁红冰、徐有渔、何清涟、胡平等良知学者的这一边的。我认为，处于当下这个动荡不安、价值分裂的转型期中国，我们既需要坚实的人本主义理论支撑，也需要在此理论基础上做一些实事的行动者。我这样说，并不是对持自由主义主张的理论家们的不敬，而是担心个别学者以“理论”的名义臧否身体力行的行动者。
杨雨：除了思考一些对当下中国十分紧迫的问题以外，你有没有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何剑秋：我十分认同周钰樵老师拟的一幅对联：作琐碎民主事 做干净自由人。成都本土民刊《文化人》，从第四期开始，我就主要负责编辑工作。虽然我做的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至少，可以为转型期的中国尽一份绵薄之力。能把一些看起来的很小的事做好，我也无愧于心了。
当下中国，真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已经被所谓主流文化边缘化了。这个所谓主流，无非是主旋律的创作和体现，至于一些“后现代”、“下半身”、“新新人类”……不过是主旋律的附庸。而世界主流国家公认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宪政制度，在我们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却莫名其妙地被“禁止通行”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当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微弱，但总是声音。
杨雨：能有这样的心态，在当下浮躁不安、物质主义至上的中国，真是难能可贵！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你参加读书会的读与思活动的呢？
何剑秋：实际上，把我的相关观点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就是要回到良知和常识的起点。再说具体一点，就是从个人来讲，要摆脱党文化的束缚，建立独立思考的精神；从社会来讲，政治、经济、文化，要回到常态，回归世界主流的价值观。
就这么一点卑微的诉求，中国的民主先贤们已经奋斗了数十年。现在，我拖着这么一个病体，就是想为民主自由呐喊，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我还是会尽我所能，做一些看起来很小的实事，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尽一份心。
我不会使用网络，了解外界的信息全靠和你们交流，否则，真的要成了聋子、瞎子。
杨雨：风风雨雨几十年，你能坚持走过来，不容易啊。
何剑秋：在当下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语言环境下，我最佩服的就是周钰樵老师。以周老师为首的成都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数年来坚持发出独立的声音，不简单！你们是一群知行合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你和周老师的人品、文品俱佳。尤其是你们的文化／社会担当，以我之陋，整个西部地区文化界、思想界，成都读书会也是首屈一指。这次我的病，也全靠成都读书会众文友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我才勉强躲过了这一劫。
杨雨：老何，言重了。和你一样，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而已。经过了这一次的生死浩劫，你是万念俱灰呢，还是悲欣交集呢？
何剑秋：我刚拿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悲凉和遗憾。悲凉的是，我还没有和大家一起把许多问题认识清楚，认识透彻；遗憾的是，我还没有看见，民主宪政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现在看来，这个道路还很漫长。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这一群年轻人，能把民主宪政、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这些国际上公认的普世价值，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传承下去。这，也许就是我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留下的最后一点奢望吧？
杨雨：你经过了毛、耀邦、紫阳、邓、江、胡温这几个时代，你认为，哪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松？
何剑秋：当然是赵紫阳和胡耀邦时代，我，何剑秋，一个看似渺小的生命，就是这几个时代的目击者和讲述者。
是的，当专制主义向人本主义宣战的时候，当许多人以末世心态狂欢的时候，屹立在神州大地的另一些人仍在持守最后的价值／道德底线，题写新世纪的文化／思想篇章，并将至爱交还给饱受苦难的人们。谁，是最后的胜利者，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杨雨：你为自己的价值选择后悔吗？
何剑秋：在第六期的《文化人》中，我就已经说了：在当下物质主义至上的浮华中，我们的社会只会为腐朽的“传统”病态地抽搐，而思想者们的精神瑰宝，却被遮蔽、被放逐、被谋杀、逃脱不了成为“历史先声”的宿名？！
但我们依然确信：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启明星总是又在东方的黎明前出现……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