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是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这半年时间内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饿死百万人口的事件，知道的人比较多。比起这个时段相对早一点的“金华事件”，知道的人并不多，是发生在云南省剑川县金华公社的饿死人事件。在最重要的当事人张旭先生作古以后，我们有机会从他的文稿中，了解到这个事件的始末。
1959年4月7日，时任怒江州副州长的张旭到昆明开会，路过剑川，回到他的老家剑川西中村已经很晚了，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天未亮，有两个中年妇女 ，一个是他的外甥女马应娘，一个是他的族侄媳张义贞，在他家的天井里推磨。她们不知道张旭已回来，一面推，嘴里一面嘀咕骂：“要把我们饿死掉的。今天吃完了，明天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找粮食。”她们推完就走了。张旭问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说：“这几斗包谷是向中北村李亮红老社员借的。他在他的天井里种起包谷，大丰收，他一人在家吃不完。自愿借给食堂几斗。”早晨起来，张旭到食堂里看了一下，一大群人围着他说：“你们要把我们饿死的。” 张旭的父亲83岁，死之前饥饿已在有些村庄开始，也骂张旭说：“仓库里有粮，你们赶快给饥民吃，让他们饿死在仓库门前不成。你们干啥？明天我们食堂没有吃的，太不应该！” 张旭心里十分难过。当天下午张旭到下关，没有找到大理地委书记欧根。到昆明也找不到欧根的住地，只得把这个情况告诉会议的主持人——云南省边委副书记王连芳，并请他把情况转告省委办公厅和欧根。后来欧根专门来找张旭,说西中管理区的情况，张旭再把情况简单地说了几句。欧根希望张旭随时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这年，西中村小春只收8万多公斤 ，交了公余粮69000公斤，县委奖了1面红旗。回来路过朱卷场，许多人讥嘲西中村的人说：“你们西中人，这回就煮吃你们的红旗吧！”的确不到两个月，就没有吃的了。7月中旬，张旭从四川参观回来。在昆明听他们村里来省里办事的人谈，金华坝区生产很不好，问题严重。回到下关，他找到欧根，又如实地给他反映情况。欧根说，他很快要到剑川了解情况。要张旭也回老家看看，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8月，欧根到剑川，到西中管理区下村大小队干部家了解了一下情况。其实大小队干部一伙偷吃了国家粮食2500多公斤，没有受饿，他们脸色好看，欧根就没有再深入群众，甚至怀疑张旭的反映不实。欧根想进金华公社党委会看看，刚到东门外下车，饥民就把他围起来。内有一位中年妇人，是欧根老家南门街的同街居民，彼此很熟悉，对欧根说：“欧专员你的脸色好看，唉！我们是快要饿死了！你看我的脸！”欧根无话可说。饥民围来的越来越多，他看到问题确实严重了，就不进公社匆匆忙地又转回大理去，拨了救济大米2.5万公斤给金华公社。条子送州粮食局，叫立刻拨放。然后他又下乡去了。9月初，张旭的工作从怒江调到丽江，路过剑川，回家住了一个星期。约起王锡权、王灿恒两位老者到中村小队的庄稼地里，仔细地去看了一下，同一些贫下中农交换了意见。他们给张旭说，土改前，你妻子种的那丘“舍后田”，年年亩产500公斤。现在有些人说：“你看它是一丘稻子，它又是一丘草；说它是一丘草，它又是稻子。他们三人也看到了，给张旭的印象十分深刻。张旭估计秋收粮食，至多只能维持到年底。翻过年，口粮就没有了（实际吃不到冬至节，整个管理区五个小村的食堂都断炊了）。张旭把这种情况给金华公社党委，二次口头上谈过，给剑川县委也反映了。回到丽江地委会后，9月18日，张旭写了一封给大理地委的信稿，与剑川籍的干部王荣才共同再斟酌了一下。王荣才要求二人共同署名，张旭说：“有风险！还是我一人签名。” 张旭把这个严重情况告诉了大理地委。这封信，大理地委几位书记都阅了。到冬至节（12月23日）过后，西中管理区五个食堂都停伙。开始出现肿病死人。1960年1月初，张旭又到昆明开会，经下关，找欧根，他不在家。到省后，张旭把情况给省委反映了。1960年1月23日，张旭回丽江又经下关。当夜，他找到欧根，欧根说，现在的问题很大，地委收到不少群众反映的信。地委已经注意，决定派地委委员邓克昌（大理军分区副政委），专门去金华公社了解西中管理区的情况。希望张旭回去把情况仔细同邓克昌讲讲。第二天，张旭工作很忙，也只得半路在剑川停车，回老家去。他先到南村文昌宫，看了一下在那里睡着的集中起来的二三十个肿病患者。有的已半死不活。心里十分难过。当晚（1月24日），邓克昌同县委和公社党委组成1个调查组。他们来到管理区（张良显家），老女社员丽元妈、阿弟奶2人，看到一位解放军军官来到管理区办公室，很高兴地跑来找张旭说，我们妇女不会讲汉语，今天你恰好在家，赶快把饥饿情况给解放军汇报，请他们帮助解决问题。张旭说，我回来也就是等他们来。张旭就请丽元妈赶快去叫王锡权老人，他们四个共同去找邓克昌，把他们亲眼所见到的大春生产情况和两三天前管理区干部搜抄富裕农家的藏粮情况给邓克昌说：“有一家搜抄出三四个马铃薯，重不过一斤。主人说藏起来是要想做种。一家抄出田里长出的吃不成的野稗子几升。其他几家一点吃的也没有。说明农民手中的确没有一粒口粮了。” 张旭还把死人的数目、姓名、年龄以及肿病的严重情况，简明扼要地同邓克昌谈了。邓克昌亲自口问笔记，问得很详细，他的秘书和其他人也记。大家心里高兴，认为这回可以解决问题了。那天邓克昌等人从公社带出来一盆面条、几十个鸡蛋、二块腊肉，他们要吃饭了。王锡权老人拉了拉张旭的衣角，张旭也会意了。四人告辞出来。到大门外，另外三人用白语大骂：“他们就这样大吃，给我们的是饿死。”当天夜里，张旭妻子所在的这个小队又饿死了二人，一个是王步清的嫂子，一个是张生明的二婶，还有几个人命在旦夕。第二天一大早，张旭又去找邓克昌。不知何故，邓克昌有点不耐烦听。张旭只好简短地建议两条：一是召集座谈会，全面了解情况。二是集中南村小学校教室内的重病号几十个人，没有吃的。死人越来越多，问题十分严重。请地委采取紧急措施，先救济，后摸底。张旭看出邓克昌他们不相信没吃的，不是来解决问题的，群众很愤慨。
1月26日，张旭回到丽江后，感到邓克昌的态度不对，不放心。给大理地委办公室挂了长途电话，说明灾情严重，并把给邓克昌提的二条建议请地委考虑。同时又给省委办公厅做了书面反映。邓克昌回到大理给地委汇报，不知他的根据何在，说西中管理区社员手中尚有20万公斤粮食，口粮不成问题。说张旭反映的情况不实！那天，省委根据张旭的反映，派了二人想到金华公社了解情况。碰巧到下关，听了邓克昌的汇报和州里的反映，也就不再到金华公社，折回昆明。这个会上，地委副书记王民，说了张旭不少坏话，说张旭“右倾”，还向省委告了张旭的状。同时由于群众不断反映，地委又派副书记吉其祥、农村工作部长史玉麟2人先后去看过二次，但都不敢正视问题，回来不敢真实地反映情况。
2月下旬，张旭因公到下关，到剑川东门外汽车站稍停，遇着几个人抬着死人走过。他们中间有人知道张旭，故意说给他听：“这是第29个了。”另一个回答：“第30个就是你。”又一个说：“那31个不用说是你了。”一面说一面看着张旭，张旭简直要掉眼泪了！2月22、23日，张旭到地委办公室专门反映过情况二次，2月27日张旭有其他事到地委，顺便又到办公室把当天了解到的情况再反映了一下，还在下关街头遇到《云南日报》驻下关记者剑川人杨新育，他是张旭的学生，他的母亲也饿死了。张旭要他转请记者站负责人周立民，直接向省委反映。周立民听大理地委负责人说张旭应该划为右派，便不敢向上反映。
张旭这样接二连三向大理地委反映情况，但看不出地委态度有什么转变。当时逃荒的一个跟一个，一群跟一群。一见面就要张旭向地委、省委赶快反映，请求救济。否则全剑川县的人要饿死完了！张旭看地委不打算解决问题，对大理地委已经绝望。张旭没有办法，自费挂了昆明长途电话，同省边委办公室主任张贡新直接通话，要他向省委常委孙雨亭反映，张旭说：“他了解我，会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张贡新马上到孙雨亭家里，孙雨亭正在吃晚饭，张贡新说张旭打来电话，他们村里平均每一天饿死三个人。一边说一边掉眼泪，说不下去。孙雨亭说你不要难过，我吃完这碗饭，我们两个去找欧根。到省委招待所找不到，他们到戏院中把欧根、吉其祥2人叫出。说张旭又来长途电话，反映剑川金华公社西中村问题没有解决，病情更加严重。欧根说：“剑川县委书记王会琪发来专电，金华问题已解决了。地委还是再给了5万斤大米救济他们，他们不要退了回来”。后来查明，米已经送西中等村食堂，大家都高兴，可是又来了一个电话，说不准吃。最后派人把它收回去了。原因是地委秘书长告诉王民副书记说，欧根救济金华2.5万公斤大米，王民副书记听后发火说：“欧根只顾他的家乡人”，立刻叫人打电话给州粮食局把欧根批的条子追回。追回后，秘书长把条子撕得粉碎，丢进字纸篓里。马上打电话给金华公社，不准发放，发下去也要追回来。后又欺骗欧根说：金华有粮，自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把2.5万公斤米如数退回来了。
当夜，省委决定开常委紧急会议，叫欧根参加，叫吉其祥连夜赶回下关搞救灾工作。会上批评了欧根， 4月份撤了欧根的地委第一书记职务，撤了王民副书记职务。调保山地委书记郑刚到大理任书记，立即到职，并决定全省各地州所有灾民，每人每天平均救济大米400克，病号集中医治。并要求各地州把肿病问题作头等大事抓。有的地县怕问题暴露，硬顶着不执行，结果死人更多，问题更大。到此西中问题则算解决了。在这次会上，省委书记阎红彦说：“云南这么多的民族干部，只有张旭一人一再向省委反映真实情况。”点名批评了一些本地的高级干部，说他们精神状态不正常，不敢正视肿病问题。肿病问题那天就这样解决。3月1日，全省饥民开始得到救济。不久，省委秘书长梁浩就带着秘书唐玉昆，亲自到西中村刘吉吉家中看望，并了解情况，从他们带来的大纸袋拿出许多反映信件。按死人名单，一个一个地问，最后说：“张旭所反映的完全属实！”后来又问张旭的家中还有什么人，群众回答，他80多岁的老父亲已于9月去世，家中只有他的爱人。后来，阎红彦亲自到达。梁浩给他汇报说：“到西中查对了，张旭所反映的完全属实，并无半点虚假！”阎红彦说：“这样的民族干部，难得！”
年底，张旭凋中共中央西南分局去了。1961年夏季，他们有一个到云南搞调查的工作组，实际是来云南“恢复健康”的。省委秘书长梁浩接见他们时，说张旭曾在1960年困难时期，在肿病问题上帮了省委一个大忙。说张旭把问题揭露得较早，因此，抓好了那年的大春栽种，云南的问题就解决了。意思是云南缺粮肿病问题，1960年3月初就揭出来了。手里又有点粮食，进行救济医治，病号的身体很快恢复健康，大春栽插时的劳动力没有问题了，获得大丰收。的确，1961年四川、贵州二省，由于1960年夏季大春栽种时，饥饿问题没有解决，误了栽插季节，大春没有收成，人死的更多。张旭在云南没有饿着，到成都后饿得几乎要死，送医院抢救，以后就一直休息。当时，成都居民的供应，每人每月大米9.5公斤，干部11.5公斤，兔肉100克，菜油100克。张旭一家三口人，每月大米30.5公斤，兔肉300克，菜油300克，其他什么也买不到，而且贵得惊人。当时得到吃饱的保证的只是省委以上级别的一些干部，人数很少，一般干部都挨饿，工作也干不成。西南局干部决大多数是分批来云南“吃”了之后，才恢复健康的。
因为“金华事件”而引发的从逮捕县委书记到抓生产队长，将作另文介绍。
( 张旭（1912-1996），白族，1938年入党，大学文化，最末一任为大理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