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芸众生访谈录系列】
采访的缘起
读书会诸友中，何剑秋老师是最谦和的长者。谈话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发言条分缕细，脉络清晰。年轻书友评曰：何老师是脾气最好的人！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３日家境贫寒的何剑秋先生突然因心脏病住院抢救，医生说，再来晚点就没救了。
读书会书友的捐款由我送去。病榻上，我与何先生作了长谈。
何先生的社会身份依宪法看是很高的：父亲工人。本人工人——家庭是"工人阶级家庭"，划入"主人"范畴。何先生还当过农民１６年，"基础"（工农联盟）很不错。
何先生的民间身份大致有这些：农村茶场油印半月刊《熔炉》编辑，成都《野草》文学社作者，成都读书会书友，成都民刊《文化人》编委……
清风明月不值半文钱，何先生贫寒依照。
像何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用古人话说，就叫"君子固穷，不坠青云之志"；用当今语汇，就叫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之志是老而弥坚——在当下国人中，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特别在民间。
我希望这个访谈能引出一些令人思索的问题……
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１日下午，我在成都东郊联合小区内的一元茶铺采访了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现在依然辗转病榻的何剑秋先生。
何先生中等个子，衣着朴实，就在他招呼我坐的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了若干老知青的影子。
何先生的母亲家是川东南石柱县人氏，即土家族。外公是当地的袍哥，外号"马大爷"，平时行狭仗义，在当地颇有些声望。何先生的母亲是"马大爷"的幺女，排行老九。
何先生的母亲于１７岁来到成都，经人介绍，在外打工。后来，认识了一个国民党的文职军官，姓涂，当时驻扎在现在的百花潭公园宝云庵附近。相处不久，就在东城根街大礼堂结了婚。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国民党要求成都的部分军官前往台湾，涂军官也在其中。由于何先生的母亲经不起舟车劳顿，就在成都等待，谁知这一去就渺无音信……
这些事，都是１９９５年何先生的母亲才讲出来的，否则，何先生一直以为自己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家庭出生。为什么要隐瞒这么久，何先生的母亲自然有理由：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共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如果有人知道了这些历史问题，在告密文化的惯性下，一家人都不得安宁。特别是文革期间，如果有人揭露这段历史，不要说当事人脱不了干系，就是何先生本人，现在还在不在人世，都成问题。
９０年代后期，何先生曾托海外友人在台湾的报纸上登寻人启示，才知道涂军官已经在金门一役中牺牲。
一. 知青生涯
何剑秋：涂军官到台湾后，我母亲就和一个工人结了婚，有了我们几个。我是１９５３年读的小学，５９年小学毕业，中学读的是２７中。由于家境贫寒，我虽然考上了高中，但是，连几元钱的学费都交不起，所以，也就没有继续读书了。
杨雨：当时有没有相关部门来过问你读书这个事？
何剑秋：他们这个政权，几十年了，哪一次的承诺兑现过？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
中学毕业后，我在社会上游荡了一年。到了１６岁多，我到所属的办事处找工作，得到了回答：现在有个好机会 ，到农村去锻炼三年，回城后就安排工作。否则，在成都十五年都找不到工作。我一听，三年，时间不算太长，回城还有工作，加之家境贫寒，就同意去了。
于是，在１９６３年的年底，我们成都市西城区的三百三十三名知青就到了宜宾地区叙永县后山茶场，现在属于泸州地区。
就在到了后山茶场的当天，我就想跑。
杨雨：为什么？
何剑秋：后山茶场的前身是个劳改农场，叫"泸州专区耕牛实验地"。由于条件艰苦，很多劳改人员都想跑，中共就用机枪扫射，死了很多人。
杨雨：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何剑秋：都是当地老乡告诉我的。我在以后的劳作中，也证实了这些事实，我就亲自挖到过许多人的白骨。
杨雨：你当时到后山茶场的时候，那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何剑秋：唉！先不说那里的地理条件如何恶劣，我们住的地方，如果还能称之为"人住的地方"的话——实际上就是住的牛圈！两个人一张单人床，一间牛圈支四张床，住八个人。
还有，我们的户口也迁到了这个地方，是集体户口，统一上到"两河口大队"。
吃的定粮，每人每月３５斤，一半玉米粉，一半红花米，我们当时戏称为"豆花饭"。
再说当时的外部条件。我们刚去的时候，连电都没有，点的是煤油灯。我们到了以后，最早做的事之一就是修了一个小水电站。修好以后，都还要控制用电，每天晚上只能开灯两小时。然后就是修路，开山……等于就是在荒山上从头开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搞基础设施建设。当时，也没有什么机械化设备，全靠人工，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十二小时以上，比其他的劳改队工作时间还要长。
杨雨：这么大的劳动强度，你吃得消吗？
何剑秋：刚开始还可以硬撑，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有一年的冬天，气温特别低，已经是零下十几度了。我们在山顶上修路，最后把我冷昏死在地上，是其他知青把我抬下山的。
这次事件以后，我就对这个所谓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运动有了一个初步认识。
杨雨：什么认识？
何剑秋：把我们当劳改犯一样整，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吗？囿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我的思想水平也只能达到这个程度。
杨雨：你们当时除了干活，有其它文化活动吗？比如，看坝坝电影之类的。
何剑秋：那个荒山野岭，哪个放电影的工作队愿意来？为了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我们茶场办了一个油印半月刊，叫《熔炉》，主要是周永年在负责。
杨雨：我打断一下，是不是写过小说《阴山下的女囚》，被周钰樵先生称之为"被摧残致死的天才"那个周永年？笔名——鲁连。
何剑秋：正是他。
杨雨：请你接着讲。
何剑秋：当时，我爱写点诗，唯一投稿的地方就是这个所谓的"杂志"。投了几期，场部就把我叫去了解情况，什么文化程度啊，个人爱好啊之类的。然后，让我在《熔炉》当编辑，这样，我就认识了周永年。
周永年给我的印象是很文质彬彬的一个人，讲话声音不大，在讨论文章的时候一下就能抓住重点。１９６４年，有人偷看他的日记，检举了他。他被定成反革命，劳教三年，实际呆了十四年。这就是他早夭的原因。可惜，可惜，周永年才五十多一点就去世了，造化弄人啊！
杨雨：是不是当了编辑，就不干那些重体力劳动了？
何剑秋：一样的要干活，比其他人还辛苦。有一段时间，他们上面让我挖播种沟，规格是两尺宽，一米深，每天要挖陆十米。这么大的劳动量，一个人哪里干得下来。有一天我只挖了十来米，实在累得不行了，就回去休息。正好遇到县农业局的来检查，问我为什么不干活，我说我实在累极了。那个局长还说我偷懒，要把我调去挖煤。我说挖煤都比这个狗日的劳改强……
十二个小时体力劳动下来以后，还要改稿子。我现在的身体这么差 ，大多都是在知青岁月中埋下的根子。
杨雨：按时间推算，你到茶场两年多，文革就开始了，你参加文革了吗？
何剑秋：自从我对这个上山下乡运动有了怀疑以后，我对中共的运动基本无甚兴趣。文革期间，我长期都是属于"逍遥派"。
杨雨：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你就没有想过要回成都吗？
何剑秋：怎么没想过，但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个"贪渎文化"无所不在。那时，我家既没有关系去"疏通"，也没有钱去打点，谁要理你？所以，一直到了１９７９年，我才随云南那一批知青回的城。
杨雨：你们那一批知青全部都回城吗？
何剑秋：我们那一批知青，总共死了十几个在那里，全是非正常死亡，有自杀的，有病死的，有累死的，不一而足。去年，我回后山茶场看望老友时，还给他们扫了一下墓。他们的墓碑全是面向成都方向，活着的时候回不了成都，死了也要眺望成都这个地方……孽缘啊！
在第一期的《文化人》上面，我专门写了一篇《另类知青情结》，来缅怀这些没能回城的兄弟姊妹。同时，也是对一些号称"青春无悔"、故意作"知青秀"的官样文章的一个回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