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三四月份，几位不速之客突然光临我的办公室。通过姓名，才知道他们是西安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刘科长。他说：“久闻党老师大名，今天特来拜访，向党老师请教几个问题。”我回答说：“请教谈不上，愿意一块讨论。”
我当然知道他们来访的善意。我向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又从不赞成任何政治密谋活动，可谓“无事不可对人言，无话不可对人说。”于是我问：“请问你们想讨论什么问题呢？”
刘科长说：“第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应该修改宪法，去掉宪法中‘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请问党老师怎么看？”
我回答说：“我认为我们的宪法中，有两个权力主体。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人民是权力主体。但宪法又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党的领导也是一个权力主体。如果有一天人民不选共产党了，是不是人民就违背了宪法，要否定人民的选举结果？但否定人民的选举结果，岂不是又违背了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部宪法有两个权力主体，在法理学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保留‘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条，就应该去掉‘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要保留‘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就应该去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样，在法理学上就统一了。你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刘科长轻轻点头，脸上却是僵硬的表情。我问：“请问下一个问题呢？”
刘科长缓和了一下情绪说道：“再一个问题是，有人认为应该为六四平反，请问党老师怎么看？”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认为六四不存在平反问题。”
刘科长好像千里逢故知似地，脸上绽出笑容说：“请问党老师为什么这么看呢？”
我回答说：“1989年，中国的《刑法》中还存在‘反革命罪’。反革命既然是一种罪，那么，就只有法院才有权定这个罪。除法院外，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无权为六四定反革命罪名。但直到现在，从北京初级法院到中级法院直至最高法院，人们并没有看到哪一级法院对六四事件开庭审判，宣判六四事件犯了‘反革命暴乱罪’或者‘反革命动乱罪’。既然没有定罪，就不存在平反问题，而只存在改变看法问题。至于对六四的看法，从来就不统一。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六四不存在平反问题。刘科长的意见呢？”
刘科长难以觉察地点头，他一定未曾预料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我缓和气氛说：“我是研究经济理论的，对于政治是门外汉。如果有什么经济理论方面的问题，我欢迎你们随时来访。”听到我送客的话，刘科长几个人客气地告辞了。
我这个人平时不善言词，每与人交谈，辄反应迟钝，常常事后才会想起一些比较恰当的回答。这一回是罕有的例外，被刘科长他们碰了个正着。鲁迅先生说过：急不择言，不是没有时间想，而是有时间的时候没有想。这两个问题，我平时不止一次和别人交流过，这回不过是“瞎猫逮住个死老鼠”。
上面所说的六四平反，是法律意义上的严格概念。六四问题远远没有进入历史，成为当今中国政治进步的死结。彻底调查六四真相，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该追究政治责任的追究政治责任，该追究法律责任的追究法律责任，当然对于那些受到迫害的个人，也存在法律上平反的问题。所有这些，叫做“政治上平反”也行。但“平反”一词用在这里，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2006-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