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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段时间来，关于“小产权”的议论，悄悄地浮出水面，在部分公共传媒上羞羞答答，躲躲闪闪。
什么是“小产权”？什么是“大产权”？什么是“产权”？时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二十一世纪，拥有1/5地球人口的古老帝国才在开始发问，尤如学习大学英语时，课要从认识字母补起。
但这不是坏事。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人的权利意识的苏醒，以及对权力的追求和追问。所以，当我们透视中国历史，环视世界经济，突然发现，产权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瓶颈。一场产权革命，开始在高速发展的经济活动之中悄悄地酝酿渐渐地发生，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必然的历史。
今天与大家交流，分享关于产权问题的一些基本认识，重点探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所谓“第三次土地革命”。
一、什么是小产权？
小产权的争论，盖因利用农民宅基地修建小产权房而起。反对者说，这是放牛娃私自卖了牛。怀疑者问，集体经济是不是自主经济？而赞成者回答，根据宪法，我们既是放牛娃，又是牛主人。我们是全民中的人民，人民中的村民，村民中的农民——以土地为生的人，人口是9.4亿多人，如果“海选”，我们人数超过百分之七十。
问题就此产生：为什么大多数人，拥护小产权？而反对小产权，或者拥护所谓大产权的，只是少数人，甚至可能是极少数人？
小产权，是不是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却背弃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小产权，这产权究竟“小”在哪里？
在中国，所谓小产权，是相对于“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大产权，即无限产权而提出来的有限权利，或称部分权利，它包括在所有权之下派生出来的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次生权力。然而具体的小产权却是抽象的大产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个部分，大产权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正如改革开放前的全民所有制，实质上是全民没有制。比如土地国有而非民有，居民被变成国民，须向国家购买自己的居住权利，或以劳动支付，或以货币支付，这就使“全民所有”变成了全民一无所有。又如集体所有制，其实只是集体占有制，因为，集体所有的产业都高悬在全民所有的土地之上，集体也须向全民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有限的土地使用权，以便在“别人”的土地上办自己的企业。再如被称为第二次土地革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只是把第一次土地革命的承诺部分地还给农民，农民由租种地主的土地，变成了租种国家的土地——耕者仍无田地。
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实质上是一个批租制度。即由国家统一征地，向市场有偿转租土地使用权，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所以，所谓大产权，其实是一定年限内的租赁权。虽然在07年《物权法》中，到期私房可“自动续期”，仍不能改变私房公地的双重属性，土地在本质上仍是“国家财产”。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历史性的上第一次把城市私人住宅的地权从私房下面抽掉，使私房成为房地分离，房无地权的悬空房，剥夺了私房存在的合法性，使其成为城市大拆大建的革命对象。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也是一个房权或物权与地权发生了背离的自我矛盾的制度。自54宪法以来，农村宅基地就作为农民私产受到保护。然而1962年的“公社60条”以相互矛盾的第21条及第45条，把包括宅基地和自留地的所有土地变成了集体财产，农民却又永远拥有私房，并且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土地公有，农房私有，而且可以出租及买卖，这是又一次对私房产权与土地产权的生硬剥离和人为对立。它把受到宪法保护的宅基地从农民手中拿走，却给宅基地上的建筑物一个虚幻的所有权，公社60条，其实是又一场欺骗。
小产权房建立在农民宅基地的合法性上，目前还没有一个全国统一，没有前后矛盾的有效法律的规范。甚至全国各地也缺乏一个统一的土地类别标准和宅基地面积标准。然而调查获知，全国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已达16.4万KM2（2.4亿亩），相当于全国城市建设用地的4.6倍，接近河南省全省的总面积。
小产权之小，就在于有房无地，有地无权，房地分离。因无地权，而“不受法律保护”，甚至被视为违法建筑、野楼盘而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野蛮拆迁。在《物权法》正式生效之前，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抢先动手，强拆或炸毁集体经济的合法资产。
小产权的“小”，更在于大产权之大。这在地权变更问题上尤为突出。以至于无锡市一位官员在强拆一处私人房屋时说：你这个住宅的土地是硬邦邦的国有土地，游戏规则是我们政府定的。那么政府定的游戏规则，究竟是什么呢？在此有必要对中国土地制度，作一个概略的回顾。
二、中国历史上的土地王有制与私有制
中国历史，大部分是封建专制历史。自周朝始，君权神授或者君权自授的封建帝王，都把土地作为资产，奖赏或分封给各路诸侯，把国家财产变成了私人财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所以封建帝王自身，虽拥有一国领土，并无一己之地。真正拥有土地的，是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僚、军阀、富商、地主。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并不公有，而是私有，或者说，名为王有，实为私有。这种王有与私有长期并存的土地制度，沿袭了三千多年。
中国又是一个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水利社会，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由于跨流域治水的需要，才产生了中央王朝和集权制度。特别是自秦以降，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尊儒术，废百家，兴农抑商，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不断自我复制的超稳定结构。在这个结构下，礼大于法，国大于家，土地分封，贵族世袭，除去挤进儒学窄门之外，基本上封闭了社会上下流动的通道。仅管如此，在儒学影响下的封建王朝，仍然主张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成为衡量社会形态是否合理，封建官僚是否合格的感性标准，并成为发动农民起义的动员口号。这情况直至近现代，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人地关系的稳定，始终是中国历朝皇帝关注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近现代国家管理的立法背景。
三、中国近现代的土地公有制与私有制
如上述，三千多年来，中国土地权属基本上为私有制的概念。所谓公有制的概念，是上世纪初，那个名为马克思主义实为列宁主义的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后，在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中出现的。共产，就是共同享有社会资源和资产，包括土地、矿山、河流、森林，以及所有生产资料、物资财富。
然而有趣的是，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员形式，却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特征的分产主义，号称土地革命。1927年，以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为标志，中国两个革命政党之间爆发了全面内战，被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8年、1929年，在野党在占领区内武装割据，私分土地，并分别公布实施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史称第一次土地革命。历时十年的土地革命实质上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次“小产权运动”，它以在野党的失败而告结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暂时结束了内部的土地战争。
1949年以后，新政府宣布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即公有制，并以“54宪法”明确了“全民”的构成，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土地革命的承诺以及宪法保障精神相符合的是，49年以来，虽然号称一大二公，土地国有，然而农民仍然拥有宅基地，自留地，城市居民的私有住房，也是房产与地产产权合一，其范围是前至街心，后至屋檐。胆敢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毛泽东，也没有冒险“打进屋子里”。
直至82宪法，才第一次明确宣布“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并同时以公共利益和“城市规划”的名义，剥夺了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地面建筑的存在权。对于拥有私房的城市居民而言，风能进，雨能进，英王不能进，甚至无法无天的毛泽东也没有进的私人住宅，闯进来了一个邓小平。邓小平把土地革命革到了中国人民的家里，直接革掉了人民床下的那一点点土地。
有人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改革称为第二次土地革命。其实，真正的第二次土地革命是合作化运动，是把分田到户的农民召集起来，作废了他们刚刚才到手的土地证，这不仅是一场大欺骗的穿帮，而且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共产主义对私产主义的革命------先革地主的命，再革农民的命。而八十年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是一场剥离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小产权运动，是对第一次土地革命的兑现和回归。这不是共产革命，而是分产革命。真正的共产革命悄悄地发生在城市地权的变更上，这场革命直接导致了城市私房主和普通城市居民后来被腾笼换鸟，扫地出门。目前难以统计，究竟有多少城镇人口，或主动或被迫“喜迁新居”。但有调查表明，近十年的土地乱开发，新增加了4000万失地农民。
四、关于第三次土地革命
自1927—1937年第一次土地革命失败后，曾经被称为“第二次土地革命”的先后有：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土改，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1956年的合作化运动，1978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甚至最近，土地流转，股田制，农村宅基地受到《物权法》保护等等，也被称为第二次土地革命。然而，也许正是因为第一次土地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也许正是因为政府并不愿意对土地产权进行革命，或者被人家革命，总之，第二次土地革命一直没有得到正式承认。
近年来，围绕小产权房、土地入股、农房上市、土地流转，乃至分林到户。展开了新一轮的土地产权变革的试验。这类试验，多是做得说不得的灰色改革，是欺上瞒下的局部动作，目前还不具备普遍意义。但是，我们很愿意关注、支持真正有益于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改革实验，很愿意响应胡锦涛关于三个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在深化改革，造福社会上，做出我们的思考与努力。
以农村土地资本化为标志的一系列产权改革探索，总体意义上是积极的，进步的。在政治上，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履行80年前的历史承诺，而作出的一种有益探索。在经济上，它是双轨制经济的必然产物，是还地于农，还权于民的正确选择。在社会上，它是实现社会公平，减小城乡差别，减少贫富悬殊的文明之举。特别重要的是，小产权房进入市场，将是革除改革开放以来的系列疾病的有效良方。这些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病包括：大政府小社会，土地财政，卖地经济，政府与社会争权夺利。房地产滋生腐败，垄断利润，房价飞涨，居高不下。经济过热，通货膨涨日益逼近。贫富悬殊，为富不仁，弱势群体得不到住房保障。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城市野蛮拆迁，乱迁乱建，城市文化个性丧失，千城一面。等等等等。应该说，从总体上看小产权房利大于弊，应该支持。
毫无疑义，在政府主导的一轮又一轮圈地占地甚至抢夺土地的大开发中，官与商各得其所，富贵并举，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这一次，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让农民兄弟分享一点改革成果，让城市下岗工人和弱势群体，也买得起小产权房，免得重新成为无房无地无资无产的无产阶级。
五、放牛娃卖了谁的牛？
小产权房，亦即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人自建自营、自收自支的宅基地新建商品房，目前无法得到国家法律的有效保障，这只能是立法机构的缺位和法律规章的滞后问题，国家立法机构，应该为此负责。目前有些人反客为主，本未倒置，身为公务员，却以为是土皇帝，站在农民面前指手划脚、发号施令。这些人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已经太久太久了。
看看宪法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谁是主人，谁是仆人？谁是老子，谁是儿子？谁有所有权，谁只有次生权力？谁是牛主人？谁是放牛娃？谁可以卖地，谁不能乱来？谁可以决定，谁只能执行？谁是大多数，谁是极少数？总之，谁是谁非，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得明明白白，用不着我多加一词。
在被下位法，党文化，次级法，政策规章，宣传导向，公权部门乃至领导意志彻底解构掉的最高宗旨和最低原则面前，我们只能学习刘少奇，手拿最后的，甚至是唯一的宪法武器来抗争。因此本章不予展开，点题之问的全部答案，早已写在宪法里，请大家自己学习 “宪法”（现场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六、关于土地的忧虑
三年前，在成都草堂读书会上，我作了《国土也在沦陷》的主题发言，那次发言集中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环境影响，第一次把各个方面的负面信息综合起来，组成了生态危机前兆的立体画卷，以忧患意识构筑了中国发展前景的多面体。这是宣传部们不提倡，不主张，不支持，不报道的。宣传部们长期以来报喜不报忧，并不等于只有喜没有忧。被隐藏起来的忧，才是真正的忧，深刻的忧。藏得越深，忧患越大。
三年来，前文提到的各种忧患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危机向深处发展，转机正在滑落。有的生态危机已经提前爆发，比如无锡水危机，水电开发失控，节能减排遭受抵制，红色GDP打退了绿色GDP（属社会生态危机和执政危机）等等。国土继续在沦陷。
今天，我再结合土地问题，谈谈保护耕地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人均耕地面积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为1/4，人均林地为1/5，人均淡水资源为1/6，大部分重要资源拥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1/5.
再次重复这些数据，只是为了给那些国家主义的大国小民的鼓吹者提个醒：想称王称霸，先看看家底，看看自己的本钱。这是最大的政治，最基本的政治。
华夏文明的历史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仅以耕地而论，我们的确曾经富裕，堪称世界第一。 1
先秦时期，以农业灌溉为特征的水利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诞生，催生了秦王朝的大统一。秦时三十六郡，全国人口已达2000万人，全国耕地5亿亩，人均拥有耕地25亩。西汉平帝元始2年，全国耕地5.7亿亩，人口2500万人，人均耕地23亩。唐朝天宝14年，唐玄宗李隆基治下人口5291万人，耕地11亿亩，人均耕地仍达21亩。可见，自公元前256年至公元741年的近1000年间，中国人口翻番，土地翻番，人均耕地均能超过20亩。那时还没有引进玉米、红薯和土豆，在基本没有旱田作物的情况下，发育着以水作为主的农业文明。
1949年后，全国人口增至4.5亿人，较唐时增长几近10倍，而耕地仅14.6亿亩（1200年间，增长仅33%），人均耕地下降至3.2亩。至2000年，全国耕地19.6亿亩，50年间增长仅33.6%，人口却已翻了将近3番，人均耕地降至1.5亩。2006年，全国耕地减少至18.27亿亩，人均耕地仅1.4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6年间，耕地减少1.33亿亩，相当于2.5个台湾省的总面积。平均每年减少2200万亩，等于每年消失2个成都平原。
早有专家指出，中国地大物“薄”，960万km2土地中，不可利用的永久性荒地几近40%（380万km2）、草地31%（300万km2）、宜林荒地林地26%（250万km2）、耕地13.5%（130万km2）、城镇建设用地11.5%(110万km2)。因此，如果中国耕地减少过快，将危及中国粮食安全，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专家建议，2010年前，中国应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并通过土地整理增加耕地面积，以利可持续发展。
位于美国的世界研究所莱斯特布朗指出：世界上不同时期的国家，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即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是A模式，以高投入高产出高成本高污染为特征，发展中国家不能重走这条老路。中等发达及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B模式，扬长补短，多样化地发展，才能长治久安。试想，如果中国人、印度人去盲目追求美国生活方式，如果人人拥有汽车，仅仅是停车场和道路修建，就可能占去国家的大部分耕地，并造成粮食大量减少，能源提前告馨的国家危局。（未完待续）
注：本文为2007年9月1日在成都读书会的主题发言,欢迎讨论。
2007年9月1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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