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战争”理论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所谓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战争理论的主要内容，被中共标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那么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商鞅与“人民战争”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中共自己做了解释。在中共的教科书里，关于“人民战争”的来源指出是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战争思想，并集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产生的。这其中的中国古代战争思想，主要指的就是法家的战争理论。毛泽东自称自己是“马克思＋秦始皇”，秦始皇正是得益于法家的战争理论的实践才六合天下。这样看来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的确与中共的法宝“人民战争”有关系了。
本文即在于揭示，所谓“人民战争”不仅仅是与商鞅有关系，简直就是商鞅战争理论的翻版。只是商鞅在其战争理论中述说得很直接，很露骨，没有什么可含蓄的。而“人民战争”却多了层虚伪的外衣，处处以“人民”说辞。这也正是中共“暴力＋欺骗”的集中体现，即法家（以商鞅为代表）的暴力血腥加上“革命”“人民”“解放”等伪善的词藻。中共一般认为毛泽东是“人民战争”的创造者，本文要告诉你，就其实质而言，商鞅才是“人民战争”的真正首创者。
集中体现商鞅战争思想的书籍是《商君书》。《商君书》中关于战争的思想主要有“战法必本于政胜”和“重农战尚实力”。
首先是“战法必本于政胜”的军事思想。“政胜”就是用政令来控制人民。《商君书·说民》云：“政胜其民，兵强 ”“民胜其政，国弱”“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政胜民”则民众就为国君所用，民众为国君所用则国家就必然强大，反之则弱。
“政胜”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运用法令来推行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即“举国皆责于兵”，使“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以此来保证国家有足够的军队和充足的兵源。战国时期，秦国号称“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就是其实行全民皆兵之兵役制度，组建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历史见证。 标志之二就是运用法令驱使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即“一民于战”。商鞅认为：“能一民于战者，民勇，不能一民于战者，民不勇 ”，“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法胜民”，民就为国君所用，“民用者强”。 那么，何以知民之为国君所用呢?这就要视民众对战争的态度：“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可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五人为伍，实行连坐法)，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商鞅法家认为，不但要以法令驱民于战，而且要实行“一赏”“一刑”“一教”来调动人民从事战争的积极性，并说：“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士”。如此“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这就是商鞅主张实施赏罚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其目的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重战、乐战、勇于参战的风气，从而为新兴政权建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人民战争”的先决条件也是政胜，即政治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中共利用其强大的组织能力，把政治权力畅行无阻地扩张到社会最基层，在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中共党组织的扩展超过了正式的国家机构所能达到的县一级，所谓“支部建在村上”是中共在军队中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在农村工作中的成功运用，政治权力就是这样通过政党体制而深入到广大的乡村地区。政党体制的延伸，使得中共可以高效率地完成战争动员工作。
中共战争动员的具体形式就是土地改革。所谓土地改革就是把农村中土地稍微多一点的人打为地主或富农，然后首先组织农村中流氓无产者用暴力方式剥夺他们的财产，并对其人身进行折磨。然后在中共农村工作队的一再威逼利诱下，普通村民也参与了分赃。一旦分得了一些财物，便算是被捆绑在了中共的战车上。一旦战争失败，农民中的多数人不仅失去了“胜利果实”，而且很可能成为失去土地的地主阶级实施报复的牺牲品。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参与和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参军、支前），就成为农民的一种合理选择，或者说剩下的唯一选择，于是，中共在乡村进行战争动员的目的就实现了，如彭真所说：“农民一翻身，就会要求武装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动员大批党员和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依靠他们提高我们军队的质量，使之成为更能打胜仗更能坚决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装。 ”
农民在利益的诱惑下，在中共谎言的欺骗下被动员起来去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一部分人直接参加了中共的军队。一部分人参加了民兵组织，民兵直接支援前线正规部队，负责放哨，牵制敌人行动，骚扰敌军后方，驻守新占领区，包围被敌人占领的小块地盘，协助战区百姓运送军用物资，搬运伤员，押送战俘，破坏或建设地方设施。民兵还要负责保卫地方党政机关，看守犯人，镇压地方反革命行动，抓特务以及保证通讯线路的畅通。一部分人组成了地方自卫队，其主要任务是保障前线粮食、弹药等军事物资的运输，同时把缴获的军用物资和伤员运送到后方。在战区，以村和区为单位成立自卫队，县政府负责总协调和领导。妇女则被组织成妇联，负责放哨，帮助急救、护理，进行手工等支持作战的劳动，并鼓励年轻人自愿参军。小孩子们被组织成了儿童团，负责放哨、送情报等工作。这样，中共占领区的所有人都被组织了起来，形成全民皆兵的局面。并且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农民们也积极地去从事这些工作，不再把千里之外的战争当作别人的事，而是当成了与自己有切身利益关系的事。
其次是“重农战尚实力”。 战争靠的是实力，这个力不仅是政治与军事实力，更是经济实力。所以《商君书》许多篇章都特别强调“好力”思想。《商君书·慎法》曰：“国之所以重，王之所以尊者，力也” ，“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 ，所以治国贵在“抟民力”“一民务” ，如此则必国强，“强者天下胜” 。“力”之来源之一在于农业。在以农立国的古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只有农业发展，粮食丰收，才能为战争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才能“兵出、粮给而财有余” ，如果“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 。民勇于公战是“力”之另一来源。只有民勇，才能兵强并造就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家的实力即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尽来自于农战。
商鞅法家把统一民众于农战称为“作一”，并曰：“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一而得官爵 ，是故不官无爵……民见上利之从一孔出，则作一。作一则民不偷营(从事不正当经营) ，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又曰：“治国能抟民力，而一民务者强，能事本(即农业)而禁末(即商业)者富”。并认为：“国作一 岁，十岁强；作一十岁，百岁强；作一百岁，千岁强，千岁强者王。”但“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民之内事，莫苦于农”，如何才能统一民众于农战呢?商鞅法家认为，人之常情都是喜好爵禄而厌恶刑罚，所以国君应设立刑罚和爵禄来控制和利用民众。《商君书·错法》说：“人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也。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月，则兵无敌矣… …是故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则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强矣。”
“人民战争”中的赏罚机制也是很明确的，尤其是在“罚”的机制上。虽然在中共的一手发动下，广大农民被绑在了战车上，参与战争成了合理的选择，而且中共的赏罚机制也使这一参与成了唯一的选择。除此而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一旦某个人不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便会被戴上落后分子甚至是阶级敌人的帽子，进而在财产和肉体上遭到残酷的迫害。中共发动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只要能激发起人们的参与热情，只要能使中共的军队在兵力和后勤上得到足够的补充，便会采取一切的手段。除了通过剥夺少数人的私人财产分给多数人，人为地造就阶级仇恨外，对多数人中的不积极分子采取暴力恐怖等手段杀一儆百迫使人民只能朝中共制定的方向前进在中共统治下也普遍存在。
土改使中共获得了战争动员的极大成功，在短时间内激起了“阶级仇恨”，激发起了人民极大的参与热情，编织起一张强大的“农民支援网”，使中共军队获得了人力物力的强力补充，为其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于光远先生在一篇写于1947年的文章中说：“一年来的事实证明，土地改革为当前争取全国独立、民主、和平的爱国自卫战争开发了无穷力量的源泉，为这一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由翻身农民所组织的军队，结合广大翻身农民热烈的支援参战，这一力量是无敌于天下的。”另一位学者指出：“解放区军民自卫作战的大量事实证明，土地改革搞得好的地方，兵源就多，胜仗就多。”毫无疑问，土地改革是中共产生巨大能量的源泉 。
《商君书》一切思想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君主的绝对权力，以君主来控制政治及社会的一切，使百姓官吏富贵之途皆出君主之手，“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三官无虱，国强；而无虱久者，必王” ，如此，则民众的自由及运命完全操于君主之手。而中共的所谓“人民战争”，其实质正是通过“令贫者富，富者贫”的土地改革，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在兵源和财政上提供强有力的支援，进而保证中共战争的胜利。被动员起来的农民不过是被中共利用了一把罢了，在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土改便停止了，土地被收归国有（所谓的集体所有其实质还是国有）。中共正是这样通过上楼抽梯使自己坐到了统治者的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