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光兄：
您好，很感谢你的来信，信早收到了，因为您要我对自由文化评奖提出我自己的意见，所以我在自由圣火上观察了一段时间提名情况和人选，以便给出您意见，所以回信迟了，真的很抱歉。
我看了提名人选和作品的简单评议，我觉得有几点意见告知您。
一、想让自由文化奖具有广泛的公信力，所有提名者必需提供被提名者主要参选作品和其它目录，这样草草的寥寥无几、浮泛的文字难以让评委和关心的人知道作品内涵，必需有更为精细的文本分析和思想、风格的专业评论，否则，你怎么让读者信服你的提名是合适和恰当的。这一点相当重要，世界上所有的奖项都不能免俗。如果仅凭几十字的情绪性的话就能入围和得奖，外界会如何看待，可想而知。那些初衷和物质上的奖掖自由创作会全部付诸东流。
二、现在看来，我注意到几乎所有提名的作品都在“政治反共理念”上先行，提名者还特别强调“反共”的说辞，小说、诗歌、哲学、经济、法律、政论等等作品提名，无不贴上“仇共、恨共、反共”的预设标签。宣示自由文化运动，这当然是一个最大的前提，但我们能不能在“理性”上对极权带给芸芸众生的凌辱和伤害 、犬儒，还有自身的惰性上纵深思考，而不是从一极到另一极，一昧谩骂，制造另一种仇恨，这无疑会进入另一个极端。我觉得您在研究极权、后极权的根源上就让我很是信服，极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怪物，从一开始的教条主义，到后来的实用主义和投机主义，它从来伤害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人口的人群，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八左右，公正 和权利还有特权、利益都只属于那百分之二，社会财富也被那部分独占，“所谓人民性”只是百分之二的“人民性”。所以，所有的人文科学要叙写和研究的是受伤害和凌辱的大多数，还有沉默不语的“既得利益者”和小知识分子、犬儒知识分子。这是对极权、后极权最好的方法。
在这里，我特别提一下文学作品的标准，文学作品首先应该具有文学性的，诗歌、小说都是这样，要用文学的语言和方式、技巧、隐喻来寓言和预言、回忆中国的苦难，并呈现出真相，袁红冰先生的小说《金色的圣山》就具有文学性，语言瑰丽，意蕴深远，还不失作者用哲学对现世的思考和反省。某些缺乏文学性的极度政治化的作品，会走入怪途，还起不到传播的文体作用。
三、哲学、经济、法律的作品评奖，要更为慎重，也要延续“理性”和创新的模式，对真知灼见的人和作品要主动网罗进评选范围内，不等人来推荐，评委可主动寻找，文学奖也是同样如此，这样可以在视野和范围上大大增大。因为那些有真知灼见的人往往都不加入帮派和利益群体，但都在独立发声，作着有建设性的工作。而现在推荐提名的人都在互相提名，你提名我，我提名你，这当然是一种中国的人情文化，也可以理解。
四、切切不可将资源浪费在投机者和机会主义者身上，我看有人提名刘晓波、余杰等人，我以为，纵观他们的文章文风，他们已是甜蜜的“不同声音者”，而且他们是很难归纳的一群人，文学？政论？自由斗士？政治家？宗教人士？大多是客厅英雄，特别是后者。
以上几个方面的不成熟意见，仅供仲先生参考，你也可以提供给袁先生。
祝好
姬山（北京）
2007-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