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一直在中国文学的题目下深思，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能够反映国人对于生存问题的思考。除此之外，我们很难找的别的思想的源头，能够反映我们对于生存问题所做的理性的表述。因为我们离理性十分遥远，我们压根儿不知道理性是什么东西，它对我们的生存以及文化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它不是摆在百货商店的货架上的东西，我们不能直接取用的，它是无形的，甚至在我们的思想中，也找不到它的丝毫踪影。因此，它通常都被我们认为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在某种方式下存在，那也只是西方学者杜撰出来的学术名词，对其意义，我们无法理解，更难以体会。我们对待生存问题的方式，好像从来就没有使用过理性这种东西。我们也讲智慧，但这种东方式的智慧几乎都是僧侣们发明出来的，他们所讲的智慧的方式对待生存几乎都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方式，视生命为一切痛苦和悲剧的源头，属于人的任何愿望都有可能是自己不幸的根源，更何况那些怀有幸福和自由愿望的人，他们无疑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已经无药可治了，他们只能在无尽的苦难中做着毫无希望的挣扎。我们的文学经典中，除了《西游记》，大多都是描述这一群心怀各种各样生命的冲动与欲望的人们的无尽的苦难，与这些苦难相比，《西游记》中往西天取经的一群和尚们所遭遇的苦难几乎算不得是苦难，只能算是人生的一种幽默，因为作家已经为所有这些苦难事前都准备好了破解它们的解药了，西天取经的路上他们所遭遇到的所有苦难已经有孙大圣为他们破解了，甚至连这些苦难也是事前安排的，也就是所谓命定的了，就像电脑程序一样，他们只是受病毒侵扰，但已经设定好了破解这些病毒的杀毒工具了。所谓说，他们所遭遇到的苦难只是一种黑色幽默，根本算不上是苦难。真正的苦难是那些遭遇痛苦，却找不到解救之途的无望的人们所遭受的。他们没有这一群前往西天取经的和尚们幸运，不可能有一位孙大圣这样的超人来解救他们的痛苦。
尽管苦难是相同的，可是对待苦难的方式，东方文化和西方思想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就体现在理性上。所谓的东方文化的理性从来就没有信仰这种基础存在，东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从根本上取消了相信的全部意义，在西方文化中最需要运用到相信的地方，东方文化就越是把它取消得一干二净。信仰在东方文化中是意义最含糊的一个词，对它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找到任何途径能够逾越人生苦难这个重大关口，他们思想的意志力和思想的力量全都在这个关口前消耗尽了，这像他们使用的只是泥土做成的剑来与洪水搏斗一样，始终不敌苦难那尖锐而沉重的打击。苦难对思想的如此持续不断的打击只会使得思想逐渐丧失了它的理性力量，他们一次又一次在苦难面前剑折甚至骨消。这种斗争的结果只能是不断在他们的思想中强化了苦难的力量，而抵消了思想中理性的力量，其结果就是他们只能逐步开始怀疑理性的力量而进一步开始向苦难折腰，在无望之中，将相信这种意志拱手交给了苦难，让苦难将它彻底埋葬了。这时候，他们就完全只是苦难的奴隶，他们再不可能是思想的主人了。在苦难意识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理性就彻底臣服了，他们再不可能依靠理性站立在思想主体的地位上。
由此看来，思想终是敌不住痛苦那尖锐而深重的磨难，当思想低头臣服于苦难的时候，意味着它承认了苦难的主体地位，向他交出了信心，由此割断了思想与精神的唯一渊源 。如果不是相信人类生命的最终价值和意义，不是相信人类生命的终极希望，对永恒怀有热切的盼望，那思想就只是工具了，只剩下简单的逻辑思维，或者说是条件思维和知识推理这样的功能了。越是这样，思想就越是奴性化，丧失了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如此，人们就越是不可能越过苦难相信希望或者寻求生命的崇高价值和意义。生命的崇高性也由此沦落了，因为没有盼望，哪来的崇高呀。
在东方文化的思想领域里，我们很难看到任何会在苦难问题上冒火花的思想，这些思想几乎都在苦难面前暗淡下去，因为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了。要想破墙而过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转而回到遭受苦难的生命面前，这时思想已经完全交械了，没有任何力量或者希望可以用来安慰这受苦受难的生命。而要想让这受苦受难的生命安宁下来，唯一的方式就是熄灭生命的所有幸福与和平的期望，让生命成为石头一样冰冷、一样没有任何期望的僵死的东西。因此他们借用了虚无这一黑暗的力量，来灭杀生命的一切理想。由此，丧失了理想的生命成了无声无息也无望无求的沉寂而黑暗的阴影。
虚无，对于理性力量尚存而仍旧思想清醒的人来说，它令人疯狂；而对于那些已经放弃思想而生存意义含糊不清的人们，它却带给人寂静，没有任何生气的生命的寂静。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就有这样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不断思考却找不到生命答案而疯狂的狂人，而一个是什么都不想的影子一个的人，作品中写道：
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鲁迅：《狂人日记》）
这里面就有告诫因做没有答案的思考在焦虑和不安之中的挣扎的狂人的就是：“不要乱想。静静养几天，就好了。”放弃思想，放弃一切寻求生命答案的求索被他们认为是正常的，是“好了”的唯一途径。这是一声多么温柔而好意的劝告啊！这样的劝告声不仅只是出现在鲁迅的小说里，而是充盈在中国文化的一切思想领域，只要你受意义问题的困扰而痛苦不堪的时候，这种声音就会立即出现的在你的耳根，劝告你立即放下思想，立地成“佛”，主动投身无意义的黑暗。黑暗这时候仿佛成了你的拯救，成了你安放自己不安灵魂的墓地。你一边埋葬了自己的灵魂，一边还可以继续生活。只要你不再让思想介入，你永远可以享受这种无意义的寂静。
这样的劝告对于真正的狂人是没有作用的，他知道这“不要乱想”的背后隐含着更加致命的威胁，“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鲁迅：《狂人日记》）因为，真正的狂人要的不是他们以为的“好了”，他要的是自己独立和自由的生命，他清醒意识到在其他人以为的“好了”这种价值的后面，意味着要失去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生命。因此，真正的狂人是思想与生命并存，没有思想就意味着失去生命。只有真正的狂人才充满正气和勇气在与黑暗做殊死的斗争，这才是狂人呼声的思想价值所在。遗憾的是，狂人的呼声只有狂人才听，那些“好了”的人们是不会听从狂人的呐喊的。因为听众这种呼声的人也必须具备狂人那样的正义和勇气，可是，往往那些所谓“好了”的人们最先抛弃的就是这样的正义和勇气。因此，所有正义和充满勇气的呼声在“好了”的人群中，通通被记入狂人狂言的日记里，被记入所谓的“医生”诊治狂人的病理报告里了。
狂人与非狂人以思想为界线，实际上记载了中国思想领域的一场殊死斗争，只有狂人才搅乱了思想的寂静，把“好了”的人们逼到生与死的面前，也就是存在与非存在的面前。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把“思”作为“在”的唯一而不可缺少的证据。只有思想才能证明存在，这是“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意义。任何颠覆思想的观念，同时也是在颠覆存在本身。因为思想是人类生命中主体作为的核心表现，也是人格独立和自由的核心表现。只有具备了独立和自由的思想 ，也才有可能具备独立和自由的人格。这句“我思故我在”，一方面充分怀疑了认识对象，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与此相映照，我们知道了狂人在捍卫什么了，他是在捍卫独立和自由的思想，他是在与一切“好了”的人们在做不顾一切的斗争，疯狂的斗争。
对于狂人，思想是财富；而对于其他人，思想是毒瘤，他们之间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们是绝不可能发出同样的呼声的。狂人具有一种一般人所没有的信念上的坚定性，正是这种热忱、疯狂、奋不顾身的信念，使得他们的思想具有种类似信仰的品质，这是狂人之所以疯狂的理由，也是他们才不在苦难面前怯弱的原因。鲁迅深知狂人思想的价值，更深知狂人的那种丝毫没有怯弱的思想意志的价值。不仅如果，他还是一个探知人类苦难的秘密的作家，这个秘密就是没有探知解救苦难的途径。如他在在《呐喊自序》中所言：那是一间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他所有的呐喊声，也只是铁屋里的呐喊，虽然他的呐喊可能唤醒铁屋里深睡了的一些人，可能他还无法告诉他们出这个铁屋的途径。因此，他的呐喊就不得不带出绝望的音调。由此，也可以理解，《狂人日记》里狂人的呐喊也就是绝望的呼声。
除了《狂人日记》，鲁迅的作品无不充满了绝望的描述，他所描述的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带上了绝望的感受。《阿Q正传》是，《祥林嫂》是，《伤逝》是，他的随笔作品《过客》也是。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过类似狂人那样的呐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唤醒一些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可是始终没有让这个铁屋子沐浴过阳光，让那些醒过来的人们看见过走出铁屋子的希望。
并非中国所有的作家都能够像鲁迅一样成为绝望中的呐喊者，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批作家曾经这样在绝望中呐喊过，他们像唐吉诃德一样与绝望的风车作战，有的最后成了铁屋子里的沉睡者。结果是沉睡的人越来越多，而清醒者越来越少。东方的精神已经在铁屋子里消耗尽了，他们失去了继续思想的力量，已经在晕眩中辨不清方向了。
在世界哲学领域里有一个核心的概念：本质，对此中国的思想者们的认识是极为含糊的，甚至根本分不清它与非本质有着怎样的区别。因为本质这个词的哲学意义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对于失去了精神意义的东方文化来说，自然就很难领会到它的实质含义。而且本质的哲学意义并非得自知识的结果，它是来自终极价值的确认或者说是确信，是一种终极价值信仰的产物。对本质意义的界定，不是知识分析和综合的结果，而是在虔诚的确信之下对终极价值的绝对体认，是从精神到物质的，从心灵到肉身世界的绝对依从的基础上才显现的。要想理解本质的真正意义，至少要有这几个确信：首先，确信生命与世界的永恒性；其次，确信理性与思想的真理性；其三，确信人格与道德的至善；其四，确信生命价值的崇高和神圣性。其五，确信生命的自由与平等的公正性。这些确信都不需要知识来阐释它的意义，而是从心灵涌现出对它的依从和体认。它跟任何知识无关，而是跟每个人的生命态度和意志有关。
我们以为，世界所有的认识都是由知识引发的，先有知识的认知，才有结论，就像先有鸡才有蛋一样；而这里没有知识，只有态度、意志和情感，而这样的态度、意志和情感，都源自同一个源头，那就是生命的良知。这里，听不到知识的任何教诲，这里只有良知的感动在告诉你应该相信和应该赞美的。知识根本回答不了本质的意义，知识只能回答逻辑提出的问题。西方哲学是把理性推上这个至高至尊的地位，这个不沾染一丝一毫怀疑的绝对完美和绝对正确而至高无上的宝座。黑格尔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从柏拉图那些走来，走到了理性的崇高殿堂。他以为在此见到了真理的光芒，因为理性在这里带上了终极意义，由它发出的光芒也是终极性的。在理性面前，没有人能够站立着思考它的意义，而只能跪下膜拜，不仅以它为真理，更是以它为神明。在这里，黑格尔告诉人们，除了理性，人类的思想已经无路可走了，这里就是思想的终点。
东方文化从来就无法理解黑格尔的这一套理性学说，因它他们的思想基础不同，东方文化从来就不具备信仰的品质，因此不可能获得通往终极理性的通途，他们在那几个确信面前就停滞不前了。因为东方文化的最基本的特质就是怀疑主义，它是以怀疑为思想基础，而怀疑绝不可能将他们领到绝对理性的跟前。在东方文化中，终极根本是不存在的。怀疑主义者的眼中，所有的存在都是偶然产生和发展的 ，它背后的必然性只不过是无数偶然的组合的结果。当他们论及“天道”、“天理”等这些概念时，无不加入了虚无的意义。这些“天道”或者“天理”都是遥不可及的，是不可认识的，它们在文化的精神领域里，根本不具实际意义，因而它也无法真正参与到实际的思想运动中。最后，这些“天道”或者“天理”等概念都是被独裁专制的统治者当作控制和奴役民众的工具。因此，它在中国既没有形成为西方理性一样的绝对真理，也没有形成道德理想的规范和社会公正的意识。从这些的观念出现开始，它就一直是与生命相割裂的。反而，我们耳边常常听到的是：“天理何在？”这样的疑问。这样的“天理”最终也是怀疑主义的牺牲品。在这样的文化当中，我们很难找到绝对的东西，没有绝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道德，没有。一切都是相对的，价值是相对，我们找不到绝对的价值，找不到终极价值。我们仿佛完全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里，一个充满了布景色彩的虚拟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因如此拟定而存在，而不是因为本质而存在。
200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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