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枭以前好写反共骂党的时事评论，多数海外民运媒体逢枭必发。后来枭文议事论政为辅，弘儒传道为主，《议报》、《北京之春》、《争鸣》、《开放》各刊发得就少了。尽管如此，对它们当年大量传播枭声的“历史功勋”，我铭感于心并深怀感激。《议报》曾多次来信，表示文化类稿子难以多用，希望我多写时事类文章。深以未能遵命为歉。
“兴趣转移”，其实是思想上更上一层楼，欲从更高的层面转我法轮。李敖认为写时事评论是“追新闻屁”，我深以为然。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泛泛地论论时事；以自由主义为武器，肤浅地骂骂中共，有意义，但不大。我不想继续在这方面耗费太多的功夫，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待做，更重大的任务待完成，还有更根本的问题有待于解决（顺及，近有同道约我写某事评论未能遵命，便以为我因观点有异而生气或因立场不同而绝交了，其实不能应约是因忙碌、外出及兴趣转移等缘故，其余猜测是毫无必要的。老枭不会如此狭隘也）
二
文化问题才是更为根本、最为根本的问题。遗憾的是，当前海内外的民運隊伍普遍罹患了文化幼稚病，谈及文化，毫无真知，每多戏论，极端者乃斥圣贤人物为文化灾民，以中华文化为专制的罪魁祸首，大反特反，自掘民主自由之根本、自断道德心性之慧命而不自知。韩愈曰：“傍人不解寻根本，却道新花胜旧花。”老枭道：国人不解寻根本，争认耶教作新家，呵呵。
我在《文化灾民任不寐》中说过，在东方文化语境中，圣人是智慧的化身，道德的巅峰，文明的象征，说“圣人者，省时度势的文化灾民而已”，就象笑阿凡提是傻子一样背反，就象骂基督是自私鬼一样荒谬，就象说上帝是魔鬼化身一样愚蠢！“文化灾民”这个词，正好给说得出这种话来的人量身定制。在民运队伍中，大大小小的任不寐何其多也（作为同道，我对不寐不乏尊敬兼素有好感，观点批评，恕不客气）。
且不说弘文弘道有着更高的目的、宗旨和意义，即使仅从反专制的层面考虑，着眼于历史文化和全球文明，举起传统中理想主义旗帜，捧出孔孟精义、老庄妙理、佛门真谛，张开中华文化中的先进思想、高洁精神、普适价值，也是大有必要的。这可以说是我思想上的一次重要的自我转型和提升。
所以，在《反共之道的最佳选择》中我深刻指出：文化与制度互为土壤，反共与“弘文”相辅相成。单纯从西方自由主义立场反专制，不到位也不深刻，脱离了中华文化，也就脱离了历史和国情，脱离了中国社会。只有从文化的高度反对、清算专制，才能反得有力，算得深入。追求民主与弘杨“中文”（中华文化），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
首先，打破中西文化之篱藩，以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去接纳、拥抱与融摄自由主义，从中开出通向王道政治的民主来；其次，以全球文明的视眼发掘历代儒家精妙，在援佛入儒的基础上接续孔孟之道心脉，将世出世间至高无上的智慧、将千古圣贤广大精微的秘密藏展示给世人看。这就是我文化使命和历史责任。
通过种种方式渠道开启世人，人人本心圆满具足，圣佛凡夫，无二无别，让“发大乘者”、“发最大乘者”的世间少数上根大智如理而知，如实而证，将吾道薪传下去并发扬光大，这才是我为之而来的“一大事因缘”。这叫做：孔孟薪传全心奉，如来家业一肩挑；这才是：荷担大法，宏济苍生。追求民主和王道政治，仅是我的使命和责任的一个阶段和部分。
三
任何人都可以也应该拥有自由民主，但在专制体制下追求民主理想，则需要相当的道德内力和利他精神。个人主义在这面是颇有不足的，至于以利己主义旗帜相号召而追求自由民主，纯属南辕北辙。儒家认为，利已利己一体圆融，都是人之本质本性，都可以是主观，“利己是主观，利他是客观，利己是本质，利他是派生”之说（不锈钢老鼠等概括的利己主义要旨），不仅是对历代圣贤先烈的亵渎，也是对那些为民主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的仁人志士的污辱。
相信和坚持这种哲学者，认为人生一切以利己为出发点，对所有人类的利他行为都用利已主义和生物自私性去解释，把所有道德良知和民主追求统统纳入自私自利利益驱动的范畴，其人利他和奉献精神必因受到压抑而严重不足，不可能真正成为为社会为民族谋福利的志士。
而且，此辈往往私心过重狭窄过度，不尊重“道理”不尊重事实不尊重自已，说话行事颠三倒四，或者自视过高自尊过度，宽于责己而严于责人，遇事唯以自己为中心，不懂得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不懂得为他人为对方考虑，不懂得从民运大局民族全局考虑，谁若不满其私意，便怨天尤地愤恨不已，这也是文化上丧根失本、道德上缺乏修养的表现。
例如不少人私下或公开抱怨海外民运媒体不刊发他们的稿件。我想，海外民运媒体也有它们的难处，有各自的用稿标准、题材要求。稿未刊发，原因很多，并非民运人士所写的文章就都适用。根据作者名声大小“地位”高低来取舍稿子的民运刊物纵非绝无、也是仅有的。即使有这种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以稿酬援助国内民主人士，毕竟不是民运刊物的最高或唯一宗旨。对在海外艰难坚持并尽力“内援”的刊物，广大同道应抱有一份感激和理解。
对于因题材问题而减发“弘道”枭文的民运刊物，我依旧感谢，尊重它们的选择自由，只不过我要郑重指出，民运诸刊多以时事政论为主，就事论事，文化层面则局限于自由主义的肤浅宣传，兼及对中华文化的粗陋批攻，未免缺乏政治远见和思想高度。民运组织及刊物普遍对中华文化持轻率排斥的态度，实在是一种短视和误区。几十年来民主事业的坎坷，与民运界这种思想近视和认识误区大有刊系。
相对例外的是《民主论坛》和《自由圣火》，两刊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华心最切，文化味最浓，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最大，为我宣传触民主自由与中华文化为一体的“东海之道”的主要舆论阵地，是最值得我和我的同道们感谢的。
2007-8-14东海一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