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来到环保最“容易”的地方（《1989后的中国》连载之四五）
据报道，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按照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2015年以前，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预计将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中国的常规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存在枯竭的危机……中国历年垃圾堆存量目前已高达60亿吨，占用耕地5亿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达80亿元人民币。全国城市现已发展到660个，其中已有200个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以城镇人口2.6亿、每人每年产生440公斤垃圾计算，产生垃圾量为1.14亿吨，可以使100万人口的城市路面覆盖1米厚的垃圾……中国每年造成的垃圾损失约50-300亿元，而城市垃圾本可创造2500亿元的财富。
2003年中国开始实行“排污费”制度，也即环保市场化运作。可以断定：在现行政治机制下，这将为政府环保部门的“权力索贡”提供方便；环保部门只能向企业收取很不对称的“排污费”；中国的环境生态将进一步恶化！
申奥成功了，2001年7月18日中央电视台的“午间新闻半小时”说，今后国家有关部门将每天发布一些地方的水污染指数。各地空气污染指数发布一段时间了，有什么促动呢？我关注例如南京玄武湖、无锡太湖久矣，奥运申办成了，外地的环保就跟着北京被重视了么，报报也好也无妨——到参加2008年奥运会的国家开始报名时，你看吧，中国各地的污染指数保准大多“优秀、达标与基本达标”。除了北京、青岛等有赛事的城市，今后主要做的游戏只是将治污情况的“好转”，“煞有介事”地通过7年公报，“慢慢”走向“达标”。这期间，但愿不要有说出环保真相的同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摆平”！
革命党曾经说：国破山河在。现在呢？朱鎔基的“新政”从1998年3月开始，一时环保问题成为曝光热点。后来申奥了，三讲了，敏感的1999年来了，国庆了，三个代表了，曝光就渐渐冷下去了。无论如何，国有没有破不论，山河破了总归是事实。
整整两年半前的1999年1月17日，中央电视台零点新闻报道：在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公布的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有8个城市榜上有名。与近年来中国每年有3个左右的城市上榜的状况相比，中国城市环境的压力正在加大，前景不容乐观。这消息没在《新闻联播》中播出，被我这个夜猫子撞上了！（2004年5月，联合国公布的全世界20个“不合适居住的城市”中，中国即占了其中的16个！）
中国有多少城市脏得堪称垃圾城？据估计，中国城市人均垃圾的年产量达到440公斤，其中权贵们的人均垃圾比穷人要多到3倍以上，且权贵们的有害垃圾（如“白色污染”物）尤其多。1996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已达1亿吨，而且每年以8%～1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00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量将达到1.5亿吨。全国城市垃圾的历年堆存量已近70亿吨，侵占土地面积多达5亿平方米。666座城市中，有200多座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还有466座只能说在中国相对说来还没有显得很严重──除非那466座有了现代垃圾工业。上海市区1260平方公里范围内，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近2000个，占地面积7889亩。北京地区，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已达4000多个。城市垃圾，对土壤、地下水、大气等都造成极大危害，成了疾病源孳生的场所，使许多旅游景观受到影响，对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极大危害。大量有机物质，堆放或填埋受热后产生的大量甲烷气，引起有些地方垃圾场爆炸的事件发生，造成人员伤亡。曾见到有民族气节的学者抨击帝国主义将垃圾转运到落后国家，但是他们也应当关注一下，同胞中城里人将垃圾抛到郊区（县）的农民那儿！
看看我们的水吧——在被监测的1200多条重要河流中，3/4受到污染；10年前的1989年，82%的人还在饮用着浅井水和江河水，其中细菌污染超过卫生标准的占75%，也即6亿多人口喝的是“脏”水；城市儿童中一半患有铅中毒病；一半城市缺水，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人均用水590立方，用水浪费、用水效益之低则十分惊人；黄河断流，长江黄河化速度加快，鄱阳湖、洞庭湖蓄水能力急剧萎缩，太湖大多为超五类，巢湖发臭，滇池告急，微山湖水脏大多渔民弃渔。塔里木河成了即将消失的挽歌……而仅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就达100%～150%，引起一系列环境问题！
1998年7月6日《工人日报》：由于每年有37亿吨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农田用水排入广东近海，致使这一海域鱼、虾、蟹大量死亡，珠江口已近无鱼可捕。
1998年5月6日《光明日报》：本周来，武汉东湖水域关桥湖水面出现触目惊心的一幕：千万条鱼突然死亡，浮出水面的鱼使部分湖面变成银白色。至这次“翻塘”，死鱼已达50万公斤。
1998年6月2日《中国环境报》：渤海一、二类与三类、超三类水质各占了一半，而靠近城市的海区则以三类、超三类为主，尤以辽东湾、渤海湾和莱州湾最为严重，三者之和占整个渤海污染的91.92%。赤潮肆虐，辽东湾已“面目全非”。
1998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泊——微山湖，现在每日必须无条件地接纳来自32个市区县71万吨的各类污水。30万湖上儿女，因鱼虾大量死亡、减产甚至绝迹，被迫“转岗”，乃至举家迁徙，仅剩6万渔人惨淡经营。
看看我们的土吧——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仅1997年耕地缩减就达203.8万亩，且有大量土地在抛荒（多大方啊！）。每年仅土地沙化损失就有540亿，相当于1996年西北地区五省年财政收入的三倍（1998年6月17日《经济参考报》）。
1998年7月1日《中国科学报》：中国600座城市中一半缺水，其中100多个严重缺水，华东地区地下水超量开采100%-150%，引起一系列环境问题；全国耕地锐减；建国初期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150万平方公里，四十年来初步治理了约50万平方公里，但同时由于乱砍森林、草原过牧、盲目开垦等又造成新的水土流失。据遥感资料，目前流失面积约为179万平方公里。中国沙漠化土地面积17.6万平方公里，潜在沙化面积15.8万平方公里，两者合计已达33.4万平方公里。目前约有1/5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林地被侵占现象严重。另外全国每年因灾害损毁的耕地约13.3万公顷以上。
水土流失的损失大得几乎无法统计！仅1998年防洪减灾就达8000亿元，直接经济损失就达2000多亿元。
看看我们的气吧——如前所述：此项世界排行榜独占鳌头！全国城市大气中总悬浮微粒年日均值浓度1995年就已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准；600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几乎没有（一说“不到1%”）。酸雨频泻——1998年6月16日《中国环境报》：福建沿海酸雨加剧/1998年7月4日《中国环境报》：浙江共产党开过会的南湖水质从四类降至五类；全省酸雨严重，频率较上年有所上升/1998年7月9日《中国环境报》：山西河流堪忧；江西酸雨严重。北京“黑天”、上海口罩畅销，南京有姑娘被汽车尾气熏倒……
1998年11月22日《文摘报》：粤海明珠满目疮痍！
……
真个是山河破碎、惨不忍睹！
一块试金石（《1989后的中国》连载之四六）
天天喊“觉悟、理想、大局、原则”，有比生命之水、之气、之土更大的大局吗？
读冯林先生主编的《中国公民人权读本》中的《中国人权白皮书简介》，未发现环保方面的内容。人们发现，朱鎔基履新时的“一三五”承诺，并没有涉及环境保护。这绝对不意味着新总理不重视环境问题。但为何没有具体交待？这不符合他的作风。细心的人们发现，朱鎔基总理曾言明：“一棵树也不能砍了！”紧接着便是加强“森役”制度、森警开发！但是，总理不是神，他只能在前任、甚至是几十年前史的基础上，接着往下做事情。环境问题太复杂，尤其在中国更显得复杂。
不是喊“可持续发展”么。专家们已经确认，北京近年的大流感与北京的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有关；已经确认，上海所以成为全国癌症高发地区与上海的环境质量有关；已经确认，人们的疾病40%以上与环境恶化有关；已经确认，儿童是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者，甚至这种受害从精液、卵子质量变坏就开始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的生命，保护人们的生存权、健康权与发展权。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近50亿，其中约1/4在中国（仅凭这一点这一条就足以证明：拒绝政治改革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中国每年新增加的国民收入约1/4消耗于新增人口；更严重的问题是，人家讲优生，我们呢？总体上是劣生，素质差的人口反倒多生（现实体制的诸弊端所致）；尤其是环境的恶化，使4.25亿人口生活在缺碘区，1230个县市的2亿多人口时刻遭受着地氟病的威胁；一些已经宣布灭迹了的疾病（霍乱、血吸虫病等）有死灰复燃之势……我早就说过：官方叫喊的“可持续发展”，唯一的意思就是经济年年有增长而已。如今奥运会到手、WTO也大局已定，内需外资都会维持增长了。
人们记得1998年发大水，什么当官的玩忽职守，上前线要空调、要甲鱼，假矿泉水让解放军喝，假药上了江堤……不一而足！倒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援物品没见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不去说了，为什么要求退田还湖、不让再填湖了，还有人在填湖？为什么不让砍一棵树了，禁伐区的准伐证还在乱发？森警死了、记者被扣被打，谁心疼了？为什么长江采沙禁而难止？为什么灾民们在乱收费上仍有雪上加霜的厄运……原因无外乎政治体制没提供支撑，拖了后腿！
如果说“黄河干”的危险还有老祖宗欠的债的话，那么，“长江毒”就是我们这几十年间造的孽！早在1979年，中国科学院就发出了“长江有变成第二条黄河的危险”的警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的31位委员，曾提出过《建议立即开展长江流域经济大发展下的生态环境对策研究》的提案，称由于长江流域每年因水土流失输入海的泥沙量达7亿吨，等于500多万亩农田被刮去5寸厚的表土，全流域的污水排放量超过150亿立方米。可是二十年过去了，森林、植被、土石坡，河道的破坏没有受到有效扼制，而直接排污成了习惯性犯罪。加上船舶排污，特别在很多港口和河道入江口，水多氨味、柴油味，色暗黑……
是啊！二十年过去了，沿江数亿人口吞食着洪水和污染的苦果。中国人的时间与生命就这样陪绑在社会主义的战车上了！
1980年代，我在思考环境问题时就并无新鲜感地想到：环境问题是检测人类有没有生存智慧的基准。面对环境问题，任何个人、组织、政党、民族，究竟有怎样的理想、境界、觉悟，就有了最好的试卷。人们的实际行为，是比任何堂皇的党章、宣言，更明白不过的答案。一切意识形态的说词，在这一试金石面前，都会变得苍白、空洞！
人真是第一可宝贵的吗？人的健康、生命真是最重要的吗？那么，请停止对环境的破坏，对水、土、气的污染吧。
不是讲经济效益吗？中国科研人员经过长达17年的定位观测研究，终于揭示出热带森林的科学奥秘，并用无可辩驳的实测数据表明了热带森林的巨大生态保护作用。这项研究证明，热带森林生态环境效益是木材和非木材产品经济效益的7倍以上。类似的研究在国际上还有不少，其共同的结论就是：保护生态平衡的持续发展，比掠夺、破坏式的增长，在经济上有更大的综合效益。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是口口声声讲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吗？难道还有比长江这样的巨龙逞凶更为可怕的灾难吗？难道还有比保护地球，保护我们的土地、河流、空气、阳光更加长远的利益吗？
不是讲集体主义吗？“真集体”（马克思语）主义不多，“假集体”（马克思语）主义倒是不少，“中国特色的集体主义”更多。土地不动，难以“集体化”，水是流动的，比较容易“集体化”。1998年，位于豫皖两省交界的亳宋河还清澈见底，但1999元旦过后却充满了黑色的污水。这是由于几家排污企业不使用污水净化装置，而将污水直接排入河内造成的。他们何以敢如此无视国务院的禁令？革命时代讲“结合地是敌防薄弱处”，看来建设时期亦然。难怪各地屡屡发生用工业、化学废水将别人的水土强行纳入“脏兮兮的集体”。河北省青县境内的南运河流河闸曾突然开启，向天津市强行排放污水，累计向天津排放污水达2236立方米，水质恶臭发黑，河面漂浮大量的白沫。经监测，在天津静海南运河化学耗氧量超过地面饮水标准31.2倍，氨氮超过地面水标准33倍，致使天津市原蓄存在南运河、马厂城河、独流河等1.6亿立方米的好水全部受到污染，污水通过河道进入周围农灌渠道，使大量耕地出现盐渍化现象。江苏省兴化市张郭镇双乐化工颜料有限公司，因1998年新上的铜酞菁项目在未建污染防治设施的情况下，擅自投入试生产，所排污染物中苯胺、氨氮、化学需氧量、总铜等严重超标，且有铬、铅、挥发酚排放，污染了东台市广山乡水域，渔业损失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并对东台市区唯一的饮用水源构成威胁。吴善宽先生撰文披露，这一项目是泰州市环保局越权批准实施建设的。
与水相比，气的“集体主义”就更强了！湖南省祁东县委副书记旷梅生曾与一位朋友打了一个赌：“如果你在祁东见到了一只麻雀，我就输给你五块钱。”这个赌已经打了多年了，旷某人还没有输。祁东的麻雀哪里去了，北京大学一位生物教授说，祁东上空有一种特殊化学污染，麻雀无法生存。祁东县的鱼类也大大减少，闻名的白鳝难以见到踪影。有一个夜晚，人们看到数百只雄鸡在蒋家桥镇白云庵撞墙自杀。
记得是在1980年代末，我曾经给当时的中国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写过一次信，其中说到：环保局局长可以说是最难当也可以说是最好当的局长了。我的意思是这位“聪明”的环保局长一望即知的。梁实秋先生曾说过，戒烟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一天就要戒好多次。中国的环保比粱实秋先生的戒烟也难不到哪里去。就拿太湖来说，排污与治污都“达标”过不止一次了，那情景好比玩捉迷藏的游戏，无非是一拨人在达标倒计时的零点前夕，装着很紧张的样子，然后总是有惊无险——“基本达标”了；讨厌的只在“个别”记者，常常也是不知饭碗贵的记者，才两天就告诉人们说，“个别”排污口又在排污了。有一年的“太湖、淮河新年零点行动”才胜利结束，2月份太湖流域重点水质监测断面中，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比例高达67%，符合Ⅱ-Ⅲ类水质类别的比例仅为23%。同期淮河流域66.7%的断面属Ⅴ类或劣Ⅴ类水质，达不到“规划”水质的要求，33.3%的断面为Ⅱ-Ⅳ类水质。（取自1999年3月18日《中国环境报》）
发源于河南舞钢市南熬山的洪河是淮河上游的二级支流。由于舞钢市和舞阳县的一些工厂、企业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大量排入洪河，造成洪河严重污染，其中舞阳县造纸厂每年污水排放量1500多万吨。据驻马店地区环境监测站的监测，1996年3月洪河入水口杨庄监控断面的水质COD、高锰酸钾指数超标率均为100%。1997年12月31日国家和省、地三级环保部门对治理洪河污染“九七达标”实施“零点行动”，限期整改。然而在这之后，洪河水污染依旧，且有愈演愈烈之势。1998年4月1日监测结果显示：COD1090毫克/升，超标69倍；高锰酸钾指数393毫克/升，超标60倍。
关于禁伐，正用得一句老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大兴安岭小杆灭亡”的故事尤其催人泪下。大兴安岭地区塔源林场下属的多种经营公司、营林大队和综合厂（简称：三大家），多年以来不务正业，非法无证盗伐林木。除了三大家之外，林场防火办也搞起了“多种经营”，上山采伐林木。他们为了上山盗伐天然林，将拖拉机、推土机直接开上山，推出运输道路。由于拖拉机、推土机留下的履带沟，推倒大量人工林，破坏了植被，每年夏季经雨水冲刷，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近几年，林场及三大家又发现了新的目标，开始采伐国家明令禁止的小杆（松树的幼树），凡胸径5厘米以上的小杆全采。据说是销往甘肃一带做暖棚的架子及蒙古包用。林场为降低往来成本，专伐天然密林，而且是满山开道，严重破坏植被。由于专采针叶林，仅留下桦树、杨树，破坏了林形，致使病虫害增多，势必造成以后无林可用。……更为恶劣的是，自1995年开始，林场不顾国家禁令，明目张胆地砍伐大河两岸的护河树木。这些大都是胸径在50厘米左右，护岸力极强的树木。林场采伐下来后，若一时找不到买主，则就地遗弃，已拉回的木材则用来烧火。……
删减及此，我心头仍一抽一抽的，眼里不禁湿润了
若干年来，南京市每年光一个玄武湖就要花几亿元治污，全市则要花去几十亿。效果怎样呢？玄武湖周边依然是恶臭的河道。哪一天政府宣布花几百亿治污我也不会吃惊，但我照样不指望南京真会山清水秀。经过多年如一日的密切关注，这是让我心痛不已的话题之一！2006年年初，玄武湖水浮莲等入侵植物疯长，有市民通过媒体毛遂自荐自掏数十万请缨承包玄武湖治理，不见后续报道，我跟朋友说：让你几十万搞定了，那么多政府官员、学者专家、相关人员的脸面往哪儿搁？
南京已是多次获得“国家卫生城市”的命名了，但看到投入巨资总也治不好的金川河，多年如一日地被一些沿河公厕直接倾泻污染，并直接流入长江，我多次向传媒举报无果，我的心也就碎了！南京每年都投入数亿资金整治玄武湖，如今几十亿花掉，玄武湖惨象依然，
2005年南京主办的十运会硬是用巨额资金维持了与会者所经沿途的环境美化，但运动会过去几个月秦淮河又出现令人担忧的样子，其他支河大多连牛汪（苏北土话：老牛泡澡的水池）都不如。2006年，我又看到了诸如太湖水质又回到严重富营养化，河北已没有一条河流能够流到海边……林林总总，让我只有锥心的刺痛！
“我们要申请游行了”（《1989后的中国》连载之四七）
需要的只能是彻底变革！闭门空谈无凭据，还是看看记者的报道——
东北、内蒙古两个国有林区的4大森工（企业）集团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下辖82个大中型国有森工（采运）企业，经营林地面积2966万公顷，国有林地面积与蓄积量占全国国有林地总面积和蓄积量的24.3%和28.9%，是中国重要的森林资源宝库和最大的木材生产基地。这一带林区的森林资源一直是由中央直接投资进行开发、建设和管理。但目前，国家对这片林区的管理权名存实亡，森林长期被企业无偿占有，企业既是森林管理者又是经营者。由于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混淆，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为追求利润，多年来以牺牲真正所有者（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大面积采伐森林，导致林区森林资源危机。
政企不分是体制上的一大腐败源，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种种现象表明，如不在体制改革上做文章，林业腐败（“文革”中木材流通就已经有腐败了）就必定得不到有效的扼制。虽说“环境腐败”与“金融腐败”、“洗头房腐败”等等不同，特别是没法遮掩，一般说来，只要有“清官”、“清警”就能对付。问题是：假如清官太少太小、贪官昏官太多太大呢？
在黄河水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导流处，泛起的白色泡沫长达3公里，河水变成红褐色，臭味扑鼻而来，污染状况触目惊心。当地施工的工人郑怀军、朱雪印说：“这种现象已持续两个多月了，没有人过问。”
上面转述过湖南祁东县数百只雄鸡撞墙自杀，真是大通人性。无独有偶，在北京地区某村，鸡也不成鸡了──母鸡不下蛋还是母鸡么？不但鸡，学校也不成学校了：通州区徐辛庄镇管头村附近有机场，起降密度不足一分钟就一架次，教学便不能正常进行。赵廷璧老人气愤了：“我们要向公安部门申请游行了。”这当然是气话，公安局说什么也不会批准的！
这是1999年1月24日的《科学时报》“今日生活”版，左下角照片中一名叫陈采华的老人“欲哭无泪”。在成都市华冠稀土厂的周围，大片竹子和树木已枯死；厂内机器的轰鸣声24小时不停地响着；几根高度不等的烟囱冒着浓烟，黑色的烟尘撒糠一样地飘落到村民院内，地上黑压压的一层；厂区外的两个排污口不停地排放着“酱油”色状的污水注入江安河，河面上油糊糊的，臭味熏人，河里鱼虾绝迹。村民说，用河里的水灌溉农田，农作物枯黄不长。村民陈采华告诉记者，这里的地下水都是咸的，有异味，喝了全身无力，肚子会疼，心难受，想呕吐。厂里每天排放工业废气，村民惶惶不可终日，就像见到瘟神一样，家中门窗都不敢开。闻到这种气味头晕、胸闷，喉咙里火辣辣的，几乎让人窒息。在陈采华家中，一种刺鼻的气味扑来，4岁的陈晓宇天真地说：妈妈，毒气又来了！……
政企不分是机制，利欲熏心是强势，两相结合，环境还有救么？弱者还有救么？！
1998年6月18日《中国环境报》发表了记者田利平的文章。文章有这样一些发人深省的话：“同样是她（江苏纺织工业设计研究院环境工程专业总工程师杨蒲仙——引者注）设计的工程，交给‘老外’管理就没有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去查都能达标。可交给国内的企业管理，就老出问题。”“由于伪劣产品，一个企业，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为治污，数百万元、数千万元投进去了，但就是不见达标，或者达标了，运转不了几天就出了问题，一堆堆庞大的设施统统成了废物，这种情况已不鲜见。……全国一万多家环保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匆匆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还有一些环保企业和治污单位都存在短期行为，马马虎虎上套设施当摆设。……环保产品的生产应该有许可证制度，不能是个工厂就可以生产。”“腐败是最大的污染——好的技术和设备不选，却选次的，原因就是选次的可以得到高回扣，结果肥了个人。治污工程不达标怎么办？买方中的掌权者得到了好处，就很难去追究卖方。山东工业大学华特公司总经理刘靖民说，我让你先捞一把，就可以哄你了。治理不好怎么办？那不是我卖方的事。搞技术鉴定，工程验收也有问题，本来质量过关，请些朋友，吃顿饭，都通过了。……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保护主义也在作祟，各地或各行业宁可用当地或本行业之内的质量差的技术和产品，也不愿意用其它地域和行业的好的技术和产品。”
我曾在1998年那场大水退后，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一短文，题目是《环保也应独立》，兹摘录于此——
环保也应独立，像司法那样独立。没有环保独立，至少环保司法的独立就会大打折扣。谁在糊弄呢，糊弄谁呢，为什么会能糊弄处且糊弄呢？环保局按理工作最难，可倒成了工作最容易的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必言之。”反正后代不可能对现在的祖宗发急，环境质量不“麻布袋草布袋”才怪呢！第一，环保队伍按照事业（包括产业）要求，要多少人配多少人，从造林工人到专家到官员，因事设人，自成系统。资金来源按照三三制原则，强征专筹；对污染大户特别收费；设相应优惠政策（包括外资），鼓励企业捐助环保。环保队伍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绩效挂钩的奖惩制度。严禁挪用环保资金，违者依法严处。环保行政官员，实行责任招标制，只对相关法律和职务任期目标负责，任何组织力量不得随意撤换。第二，按单纯登记原则，允许公民自由结成环保组织（包括建立中国绿党），使环保活动彻底置于社会的普遍监督、有力制约之下，任何个人与组织都可以依法揭露、批评与起诉，并享有免于因此而来的恐惧、匮乏的国家保护。在全国设立三级和流动环保特别法庭，确保独立严格执法。……
大胆的编辑没有删作者一个字，那时因为大水刺激，作者与编辑都豁出去了！
美国当代诗人斯坦利·摩斯（王蒙译）：我唱一支摇篮曲给你，孙儿们/都平安，让他们的孩子也都没事，/我铺上一块威尼斯台布，/洁白的织品铺在草地上，/风在歌唱，歌唱拿走的一切，/再换个样子还给我们。
让我们是风，也乘奥运的风，为孙儿们和他们的孩子，吹走家园上的一切污秽，尤其是造成这一切污秽的权力、制度和陈腐欲念！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