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独立自由文学审理
在中国当代隐态文学版图上，贵州的隐态写作可说举足轻重。通过上文粗略的疏理，不难发现它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独具特征：
一、是隐态写作的自觉意识时间最早。在旧王朝覆灭与新圣朝建立的同时就开始了，代表人物即哑默的兄长伍汶宪。
二、是隐态文学文本的质量最高份量最重。试将六十年代的黄翔诗歌与白洋淀诗群最前卫的食指诗歌比较，轻重即见分晓。这一点，作家郑义与学人张清华已有文章提及。[①]在诗学建构上，黄翔那种吞吐天地日月的人体生命诗学与宇宙情绪哲学理论所达到的智慧，朦胧诗人北岛不必说，亦非杨炼所提的“智力空间”论可比。又如80年代崛起的“星体诗群”的诗歌文本，其生命意识与话语表现，也在“朦胧”体外独举一帜！例如青年诗人吴若海1983年初出茅庐的《梦幻交响曲》，现在回头一看，即为同代诗人难及项背；另一青年诗人张景写于1982年的《厌恶》一诗，以其“勃起的生殖器”似的雄强蛮横的格调落到胡冬等诗人手中，是否直接剌激了“莽汉主义”的出生？梦亦非的文论曾横扫90年代中国诗坛病象；特别是袁红冰潜隐创作的长篇小说巨著，其精神含量，亦为同期国内长篇难及项背！
三、是隐态写作延续的时间最长。自白洋淀诗群以《今天》的前卫姿态浮出水面，所谓前朦胧诗人已统统转向显态写作；自《非非》、《他们》等全国数百个诗歌社团漫山遍野地蜂起吆喝，所谓后朦胧的第三代诗人也同样泛滥为显态写作。而处在贵州潜隐状态中的自由诗人仅仅在1978年和1986年向中国和世界出示过他们撕裂黑幕的火炬和震骇京都的炸雷，当即便被封埋地底。一直到世纪之交，在网上诗歌如此活跃的近年，鲜为人知的贵州诗人大多仍然隐身在喧嚣之外，沉着地沉浸在自在的写作状态之中。
审视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悲怆史，贵州隐态写作这一非常独特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地域现象乃至精神智慧现象，至今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注意。
那么，从贵州隐态写作现象中，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1、 遮蔽与冲闯
“贵州高原很高很大，这儿天空中的星辰，无论太阳、月亮、或者群星，往往总是被云幛雾幔所遮蔽。很少有云消雾散的时候。” 诗人黄翔借此指出了“高原星辰”的存在与被遮蔽的情形，“精神现象与大自然现象之间虽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的地方，因为贵州高原上的诗歌群落星辰明灭，之所以被人们所忽视，既有地处边缘的地理条件上的因素，更主要的却是这里总持续翻卷源远流长的群星咆哮的诗页。不喜欢甚至疑惧这种特殊精神现象的人，长期人为操持，刻意湮灭和抹去这一诗歌史实和文化现象，导致时间的淡化和遗忘……”[②]
为反抗云幛雾幔的遮蔽与人为的封埋，黄翔曾如此表示：“在身前，我就必须对存在作出价值的选择并且付诸于行动。我不能重复我的某些失意的祖先，把作品放在身后，我必须把我的作品放在身前。如果时间一定要‘湮灭’我，我的名字也将奋力拨开头上的土层，让它见到头上的天空。在我的名字被践踏的地方，我要让我的‘名字’继续站立着，保卫我的名字、我的思想、我的精神，直到有一天倒下。”[③]
这种出于反抗封埋的抗争，往往会采取肢体造型的行为主义姿态，如同贵州高原的万千瀑布，造成奇异的景观；从生命冲动的角度看，瀑布的喧嚣是“比上升更悲壮的跌落”，如举世闻名的黄果树大瀑布。
与此相反的是另一种情景：虽具艺术天赋与写作品质，其作品亦有相当量级，却处于寂寞之中，任其自生自灭！这或许也是隐态文学的常态之一。或者陷于沉寂，或者“冲出死亡胡同”（哑默语），引动外界瞩目，贵州自由文学这两极表现，如视“陷于沉寂”为阴极，“冲动闯荡”为阳极，那么，至今仍偏于前者的有吴若海、张景、赵云虎、王付、阿飞（冉安定）、王刚、王力农、张凯、罗利群、黄相荣等；偏于后者的则有黄翔、袁红冰、哑默、王强、秋潇潇兰、李泽华、季风、龙俊、唐亚平、姚辉、陈绍陟、梦亦非、赵卫峰……及独立诗评家张嘉谚等。这种划分当然不是绝对的，具体表现在阴阳两极中，则是阴中有阳（如吴若海、赵云虎、王付与黄相荣等都曾有过冲击），阳中有阴（多数身处贵州的隐态作家都有隐忍之时），阴极转阳（从隐忍转向冲击），阳极转阴（从冲击转向隐忍），两极之间，时有例外；过渡与转化因人而异变想象。贵州隐态写作这种阴阳两态情形，始终并未丧失独立与自由的品质，这就表现出隐态写作的两种价值表征：“坚守”与“冲撞”。 一为对独立品格与自由精神的坚守，一为反抗生命压抑与人为掩埋的冲撞。
2、 流浪与飘泊
身处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为自然与人为的封堵所压抑，天性向往自由的写作者往往宁愿流浪他方！在我面前闪现的，常常是流浪诗人的身影——
我生命旺盛，英俊潇洒，胸中揣有初恋的狂暴和柔情。……我从大学的门影下悄悄地溜了出来，登上北去的列车。我没法买票，身上仅有壹角伍分钱。我是因为一时盲目的情绪冲动才想出一次远门的。这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心灵是纯净的高尚的，并为那些自由的翅膀的噗噗声所鼓动。看着那些一一被抛弃的村庄和小站，我在想，我是被送去和人生决斗的，我要拿起诗歌的短枪，射击意象。[④]
这种发自生命本能的出走、脱逃，流浪与飘泊，也许更早应从伍汶宪开始，在贵州诗人中时有发生。即使像哑默那样易于安居一隅的诗人，年轻时每至寒暑假，必自费外出游历；黄翔的流浪与飘泊具有传奇一般的经历，他是否因此成为贵州自由诗人强烈的示范？在他之后，吴若海、王强、季风、农夫、马哲……直至九十年代的梦亦非，几乎都有刻骨铭心的流浪体验，这里不妨再举贵州以行为主义著称的诗人马哲为例：这个曾经一头乱发，衣覆不整的诗人而今已出家皈依佛门。曾经在北京浪游数年，每日在北京诗人之间轮流串走；有一次他单独从甘肃徒步到四川，其间的经历是死亡劈面而过；又一次，他忽发奇想，仅揣23块五毛钱，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跑上了去福建的路……且最终全线完成。马哲又被叫做马贼，天当被盖地当床是其家常便饭；这是强悍的诗性生命创造的奇迹——行为主义奇迹！流浪的艰辛困苦换取的，当然有梦亦非似的对流浪的痛恨[⑤]，而更多的是痛快、自豪和欢乐！高原诗人这一脉连续不断的“流浪”传统。其内在原因，是诗性生命对自由的向往，渴望冲破封闭视界的沉闷压抑——
如果不是因为灵魂的梦想不是因为不可遏止的激情和冲动，谁？难道我愿抛弃家乡，抛弃养育自己的爹娘？（王强）
对于边缘性的自由诗人，流浪与飘泊的影响是终身的；从磨砺人生的角度看，它极大地强化了自由的内核，增加了体验当下生活的深度与厚实性；它为流浪者、出游者、飘泊者提供了鲜活的价值比较与价值认同机缘，对于打破自以为是的封闭与确立自得其乐的自信，具有生命自证的意义！流浪与飘泊，是诗人突破封闭与堵塞寻找灵魂家园的象征。
3、 民刊模式
从中国民刊的角度看，“不仅仅意味它的存在形式是非官方的，更应该是一种姿态、一种立场，甚至是一种灵魂的倔强的前倾的姿势。”（赵思运）本文赞同赵博士关于三类民刊的分类：“一是大批的文学青年的试验基地。二是像《诗歌与人》那样的品格，勾画着文学史乃至诗歌史的形态，为文学史提供着新的概念、新的作品，他们提出的“70后”、“中间代”延续了诗歌史，少数民族诗人专号、女性诗歌专号、翻译专号等，都是对诗歌史的丰富与补充。三是具有体制外的独立品格的民刊。”他认为“恰恰是第三种类型”的民刊最具价值，最应看重——
因为第一类大多有被招安的渴望，第二类也被官方刊物有限度的接纳，只有第三类，才具有着无法被官方立场化约的价值尺度。放在中国整个文化语境中看，其意义就更加显示出重大了。 ——赵思运：《民刊何以“民刊”？》
赵思运之所以强调第三类民刊，是因为民刊“不仅仅意味它的存在形式是非官方的，更应该是一种姿态、一种立场，甚至是一种灵魂的倔强的前倾的姿势。”那么，贵州地域的《启蒙》、《崛起的一代》、《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大骚动》、《零点》等，都相当典型地凸显了这种品格。
从办刊模式看，以上民刊都有自身独特的模式：《启蒙》与《中国诗歌天体星团》两刊不停留在纸质文本上，而是以朗诵和演说等“爆炸式”行为方式配合发行，凸现出诗性生命的冲击力。
另外三种民刊的独到之处在于：《崛起的一代》创造了大学生与社会自由诗人联合，面向全国新锐诗人组稿的开放式办刊模式，从实质上，一开始就明确了独立自由的精神取向。
《大骚动》以边缘诗人在文化中心办刊，使隐态诗歌及主张更易显现；该刊以极大篇幅报道圆明园画家村及其隐态艺术（绘画），开辟了隐态诗歌与隐态绘画相结合，文化边缘与文化中心相结合的独特模式
《零点》的办刊模式在于：1、舍弃情绪造型，关注文本建设；2、提出“泛文类”诗歌写作理念；3、从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地域诗学、根性写作与划定写作边界等方面，论证了“地域写作”的全新视野；4、与四川大凉山普格县的发星联手，合办为《独立*零点》，是位处边缘办刊方式的一个突破，是边缘突破封闭状态的有效尝试。
4、诗歌活动
除了60-70年代的“野鸭沙龙”，80年代贵州民间诗人在贵阳市环南巷1号黄翔寓所的经常聚会，应该是贵州隐态诗人最重要的文学活动。且看——
在贵阳市喧闹的街市旁，一个簇拥着十几个年轻人的小小院落之中，有一种诗的真诚的声音，一种面向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新的自由诗神和诗人的声音。这就是当时我对贵州隐态诗人群特别是黄翔的感受。
当时我是一个年仅十九岁的青年，在听见了那种诗的声音之后，我诗歌的灵魂中从此掀起空阔的波浪。我几乎是一个无知、不谙世事、闯荡江湖的年轻人，带着一些幼稚的同时又是恢宏狂乱的诗歌意念，草草率率地闯进了他们一群中。在这时，我发现真正的有着新生汉语力量的诗歌正好在我们这个高原，正好存在于我们这样一群中。……这就是我，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崽崽所看到的那些独领风骚的文学情景，和那些可以挥霍整个时代的激情和想象。[⑥]
与吴若海这一回忆相亿的，是现已旅居北海的诗人龙俊给笔者的信，说“与黄翔、哑默在一起的日子”是他“一生最珍贵最美好的时光”[⑦]；在回答笔者“谈谈你对贵州隐态诗人的印象和所受的影响？”一问时，龙俊回忆道——
贵阳市环南巷路1号是黄翔的陋居，可以说他是当时中国诗人最大的隐者。我和王强等青年诗人经常在那里出没。黄翔把他的陋居自称为“停尸房”，但对我们来说，它却是诗歌的殿堂。……在那间小屋里，黄翔给我们介绍了大量的世界著名诗人，使我荣幸地有了和世界大师学习和对话的机会，如聂鲁达、埃利蒂斯，波德莱尔、金斯伯格、普拉斯、帕斯、桑戈尔等等，都是给我启发和被我尊重的诗人。《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以及钟鸣较早主编的民刊《次森林》等，我都是在黄翔那里看到的。特别是“非非”、“莽汉”曾给我带来极大的冲击，我们曾多次对“非非”、“莽汉”进行探讨。我的诗歌观念和民间立场的形成，受到了黄翔、哑默的极大影响，我的诗歌精神在那里早已脱胎换骨。贵阳市公园南路45号哑默先生旧居。那个残败的庭院，有一间大书屋，那是我当时看到的最多的私人藏书。哑默身上有一种俄罗斯“精神贵族”的气质。哑默的《飘散的土地》是我在那里最早读到的他的代表作之一。他诗的世界眼光开启了我的视野，使我精神升华，灵魂振憾。我荣幸在精神和诗歌方面得到这两位大师的指引，是他们将我点亮并烛照我的精神家园和诗歌旅程。
在这种民间化平民化文学活动中，黄翔是无可争议的灵魂人物——
这里居住着一个诗魂/远离尘嚣又酷爱人生…… 每天晨出和晚归/我不关门也不上锁－－/太多的人在这里进出/一个世界在这里居住（《诗人家居·阁楼》）
年青的来这里寻觅智慧/年老的来这里索取热情/受难的来这里遗弃痛苦
蒙昧的来这里带走怀疑
理想和梦幻在这里见面/青春和友谊在这里碰杯/诗歌和爱情在这里相遇
美德和邪恶在这里分手
多少人来来去去/白天和黑夜交替/炉子上的茶罐咝咝冒着热气/烟灰缸里丢满了烟头……一代生活在这里上下/一个时代在这里进出（《诗人家居·楼梯》）
黄翔写于70年代文革时期的这两首诗，移用在80年代的贵州隐态诗坛，也是适合的。在以贵阳市环南巷1号黄翔寓所为凝聚的文学活动中，众诗人自在出入，随意吃喝争吵谈论或朗诵，真正充满了文学沙龙的自由气氛。
黄翔坐狱之后，哑默的居所依然成为继续影响贵州另类诗人的中心。自由与开放，始终是这种民间文学活动的特色。
进入转型期，没有能撑持民间诗界公认的核心诗人，贵州民间诗歌活动变得零散化与圈子化。值得一记的，是下列民间诗会体现的诗人活动：
1） 青岩诗会：
2000年5月，在贵阳青岩文化古镇，由梦亦非、黑黑、西楚发起一个“2000 . 贵州诗歌新生力量集结”的民间诗会。邀有张嘉谚、吴若海、贺建飞、黄漠沙、李寂荡、史雨昕、梦亦非、西楚、黑黑等参加。赵卫峰、马也、喻子涵等因故缺席。张嘉谚、吴若海在会上回顾并介绍了80年代贵州民间诗歌力量的兴盛与流落，大家对贵州诗歌历程进行了一次较为清晰的梳理；这也是贵州的新生实力诗人的一次秘密集结。黑黑认为，“贵州当下诗歌的发展，青岩诗会起到了非常重要但也是非常隐秘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本文亦认为，“青岩诗会”参会者对历史与当下贵州民间诗界一系列问题的回顾、反思与讨论，对转型期的贵州民间诗歌具有某种“整合”与“前瞻”的意义： 1）使贵州民间写作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的断裂得到了初步弥合；2）几代民间诗人与评论家终于首次聚会，为贵州民间写作在转型期全面整合打了一个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基础；3）大致明晰了贵州诗歌的未来取向，比如介入网络，创办贵州民间诗歌网站等等。
实际上，日后由赵卫峰、西楚、黑黑等发起，对贵州民间诗歌起了重大整合效应的贵州诗人“双年会”，即由“青岩诗会”发展出来。
2） 民间诗人双年会：
自“青岩诗会”对转型期后贵州民间诗歌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初步梳理；从2000年开始；贵州民间诗人双年会试图以“自发自办、自筹经费、自由自在”等原则按期举办。
2002年，第二届双年会在贵阳花溪，“花溪诗会”主题为当下（全球化）语境中的地域（贵州）诗歌；赵卫峰、黑黑、西楚、熊盛荣等２０余人参会。此次会议结集出版了《贵州诗歌：高处的暗语》（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书：书中关于贵州隐态写作的相关文章，引发了相关诗人的强烈关注与辩争；暗示了转型期“整合的曲折”性；
04年9月，第三届贵州诗人双年会在省会贵阳举办；参会者有赵卫峰、黑黑、姚辉、末未、西楚等２０余人。围绕“超越与发展”的主题，与会者就地域内诗歌园地的建设、与国内的交流和碰撞、诗人观念的更新等展开了有效研讨，并对诗歌与网络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2006年３月的贵阳“永乐诗会”， 参会者有白沙、张嘉谚、吴若海、南鸥、袁伟、末未、郭思思、王家洋等20余人；就“困境与突围”为主题，与会者讨论、分析了贵州诗歌创作特别是网络诗歌创作的发展现状，对本省诗人的创作势头、与全国其他省份横向对比的估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就贵州诗人建立一个能够共同参与的网络平台的具体操办问题，与会者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由民间诗人发起，同时也邀请体制诗人参加的贵州双年会，能定期有效地举行，从其组织形式与讨论内容看，表明贵州地域诗歌在转型期发展的两种走向：一边是继续不断突破地域封闭视野；更重要的是预示贵州当下隐态与显态之间的某些璧垒可望拆除，显隐之间有可能互动推进。
3） 首届贵州80后诗会：
2006年5月1日，首届贵州80后诗会在贵阳召开。此次活动主要由朵孩、非飞马、冰木草、闵云宵、汤成伟、吴华等六人组织策划。会议主题为“在宽容、理解与相互学习中提高自己”。会上讨论热烈，会后举行了其乐融融的诗歌朗诵。
参加此会的诗人有朵孩、非飞马、冰木草、闵云宵、汤成伟、吴华、庞非、含笑、卢维、拾荒者、稻田守望者、水衣、杨光焕、海城等。虽因种种因素，另有一些80后诗人未能到会。贵州80后诗人能自发有效地组织完全非官方色彩的诗会表明：显示了贵州新一轮诗歌力量开始自觉登上舞台，自由写作的活力始终在民间，自由文学的希望不会泯灭。
5、诗人造型
诗人以肢体语言和行为方式造型，在当今中国诗场，似乎以贵州隐态诗人最具特色。因了黄翔生命投掷式的诗歌朗诵示范，马贼（哲）、赵云虎、季风、黄相荣、南鸥等诗人都可在舞台、大厅乃至广场作声情并茂手舞足蹈的激情朗诵，以野性勃发般的颠狂，惊骇听众。在当今的图像时代，如果有及时的录音录相，贵州自由诗人赋予诗歌朗诵这种野性的风采，将打破诗歌文本狭隘的书斋气息而极大地丰富诗歌史的内涵；物性俘虏为工具主义异化，是当今人类的共同境遇，贵州诗人以肢体语言放纵生命的朗诵行为，与西方兴起的摇滚同频共振，其反叛工具奴役与物性挤压，应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
这种生命爆炸般极富煽动感和颠覆性的朗诵行为所造成的事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从影响效应看，也有极大差别。如果说，黄翔1978年10月11日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怒吼狂诵的诗人造型具有无可争议的英雄色彩，其所获得的肯定价值与历史意义也是全幅性的：黄翔以“启蒙”为造型的自我爆炸，显示的是悲剧的壮烈，暂且撇开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意义不谈，单看诗歌方面的影响，不仅鼓舞了以《今天》领潮的朦胧诗风扉整个中国诗坛，也催生出贵州独立写作的一批批新生群体，鼓动了贵州自由诗人在80年代的集群活动。1978年的黄翔的“诗歌爆炸”，表面看来虽是个体生命个人行为，其爆发的心态中却集合了一个时代全体国人渴望“启蒙”的集体意识与改朝换代的隐密情绪；其“偶然”为“必然”所支配，社会与时代效应显现为肯定价值。而1986年12月在北京发生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星体诗人大爆炸！”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则毁誉参半。这一次“诗人大爆炸”表现出某种喜剧性甚至不无滑稽色彩，结果则是更大的悲剧。对于流弊甚烈的中国诗坛，这样的冲击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效果，而其造成当时贵州民间诗界主力诗人的“全军覆没”，教训却极其惨痛。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1986年的“星体诗人大爆炸”，纵然是独立诗人个体生命的决绝选择，其原因既有黄翔的历史示范，亦有青年诗人的自负蓄集，不妨看诗人吴若海的回忆——
我们当时是在一种被官方诗坛完全拒绝的纷纷嚷嚷的吵闹之中。……黄翔幻想过20年后的我们，将带上我们的抽屉文学的炮弹射向天安门，在那里爆炸！我相信它们将炸出中国21世纪的诗歌天地。
这就是我，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崽崽所看到的那些独领风骚的文学情景，和那些可以挥霍整个时代的激情和想象。这就是我们几年之后以“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名义闯进北京进行“诗歌爆炸”的资源。这在今天来看，很多人会认为是一种幼稚的行为，是一次儿童的行动。但是有谁敢否定高原的最威猛的童真的声音在北京的爆炸？整个呼啸世界的呐喊出自深山？当然，这离黄翔所预计的贵州抽屉文学整个展现北京的时间还尚为久远。而大片的呼啸声却已迫不及待地从高原发出，他们似乎要震撼整个世界的文学大厦。[⑧]
吴若海在这里所谈的，对先锋文学而言，或许说是正常心态正常举动吧。按黄翔的初衷，亦是要以强烈的诗化生命冲击朦胧化的中国诗坛，激发出一个软性民族变革自身的活力。
但“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星体诗人大爆炸！”给贵州地下诗界造成的恶性影响，至今仍应认真反思！黄翔、哑默本是张嘉谚通过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艺术节组委会正常邀请的参会者，黄翔完全可以正常地在文学艺术节大会上宣读演讲，影响学术高层，产生冲击波放射到全国诗界直至全体文化界。第一、这一个绝好的时机，绝非只靠“情绪”而必须同时以清明的“理性”才能把握：即当时只是一种通过文学艺术与学术途径获得的机会，决不能有半点政治色彩——1986年底正是全国政治动荡的多事之秋，而“星体诗人”采取的“引爆”行为在选择时机上，则造成了非文学非学术的政治性牵扯！可惜，对这种清明“理性”的了解和理解，当时只有哑默与张嘉谚，并不在决定性的黄翔身上。第二、这是一个绝好的地点——北京大学，它无疑有令全国乃至世界注目的极高学术位势。这样的地点，其性质未必会与情绪化的肢体行为与社会性生命冲撞密切呼应！
可见，“天时”与“地利”，俱为“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星体诗人大爆炸！”所失。更为严重的是第三——“人和”。当时参与“诗歌大爆炸”的诗人心态参差不齐。而脱离大会程序擅自到北京各高校举行“诗人大爆炸”，起因是艺术节延期， “星团”成员等不到正式开会时节；而黄相荣等人听说艺术节组委会只邀请了黄翔哑默，自己未被邀请而不满，遂感失落与气愤，当即吵嚷着要自行去北大校园爆炸，并叫道：“黄翔，你要是只顾自己，不敢和我们同去，你就是孬种！”其他几个“星体诗人”也跟着起哄。为不顾大体一时冲动的私愤私欲私情私利所裹挟，黄翔骨子里本来就有的冲动情绪与压抑多年的愤懑被激将出来，遂不顾当时在场的艺术节邀请人与张嘉谚苦劝，索性豁出去投入“星体诗人”的“诗歌大爆炸”，作“自我引爆”的演讲。
“天体星团”的诗歌大爆炸以行为主义出演，当然需要大勇气、大胆魄，但未必体现应机取法的大智慧。因为爆炸的引火点是几个星体诗人私情私欲私愤式的冲动情绪，决非顾全大局的公理与公义！
这种情绪冲动式的“爆炸”，其负面效应几乎是必然的，黄翔为此身陷囹圄，其他诗人均遭当局追查，或被传讯或遭抄家或进看守所！本是艺术与学术性的诗歌活动，却遭到钢铁政治的捶击！主因虽来自专制机器的冷酷、非理与无情，星体诗人不顾大体逞发情绪擅自蛮干亦难脱干系！于此也造成了后来“星体诗群”的分裂与溃散。作为密友，哑默竟因此与黄翔绝交，甚至黄翔入狱三年，也不曾探视一次；笔者也因此案遭国安传讯、抄家；多年积累的以麻袋计的中国地下文学研究资料被全部搜走！此事到了2003年，其中竟然还有人以“天体星团”的“领军人”自封，跳上网络挑起争端，暴露其丑陋与恶劣！于此可知，极端个人性的功利私欲，永远是诗性生命的大敌，永远是与自由的诗性精神相违逆的应予唾弃的行为。
反观贵州地下诗人的“行为主义造型”事件，虽然两次都在中国诗歌史上烙下印痕，但其爆炸行为的选择，个体与群体的爆发心态与实际后果，其所蕴含的经验教训，实在引人深思。
6、文本实绩
贵州隐态文学的文本实绩如何？其价值有待厘清。一般说来，越富包容性越是胸量阔大的写作，其文本价值也越是厚重，越是浸透独立理念深入自由境界的文本，其内涵也愈加深邃辽远。如黄翔、吴若海的宇宙生命情绪造像，黄翔以“全人”说，“立体诗歌”理念创作的大量文本，袁红冰面向人类普世价值的自由文化信仰创造的长篇小说，哑默的从个我出发对生命生存与人生遭际所作诗性透视的非模式文本，梦亦非所提的“泛文类诗歌写作”与为自己划定写作边界，一面把握“根性”一面朝向世界的开放性“地域文学/文化写作”等等，若过分囿一已之小情调、小感受而无艺术质素与更广阔的世界相通，自然不能经受忘川之水的淘洗。
独立边缘的自由文学总是以个人为写作单位的，然而这种精神性的个人却应伸出无数触角去捅开封堵的困境，通过无数的触须去拥抱外部世界。从而超越边缘的局限以通向广阔的社会现场，感受复合浑厚的时代精神，在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寻求中，随着自身心态品位的提升，个人的写作品格与文本价值也就自然呈现了。
结语
中国隐态文学面对网络，必然改变自身，发生全方位的转型。
如今，互联网已为当今的写作者展开了广阔深远的舞台，进入网络时代，地下写作向公众发布的障碍已不复存在，而边缘与中心的地缘学界限与人为等级亦被打破；各地诗人在网络平台，完全可以平起平坐，平等对话与竞争。自由写作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近在咫尺的目标，所谓“抽屉文学”也因此失去了意义。既然隐态写作大幅度转向显态写作不仅可能，更是一种事实。那么，以往体制内外，地下地上，隐态与显态的姿态对峙与意识对抗，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也似乎显得过于偏执了。
网络所带来的重大写作格局变化，给独立边缘的自由文学提出了新的衡量尺度，展示了新的精神取向。
进入网络，应当继续让独立气格成为灯盏；进入网络，自由精神更有空间爆出火花！这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召唤，这是本文对哑默、吴若海、张景、王付、王强、阿飞、农夫……等贵州隐态写作健将与诗人的呼吁！同时，这也是对更多具实力与潜能的民间诗人作家有条件上网而不愿换笔的呼唤！毕竟，不能公开发表作品的20世纪黯谈年代已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土崩瓦解。一个真正能够独立自由写作的时代已经到来。
不过，极权主义机制不变，权势合谋的格局依然存在，置身于这种语境之中，真正自由的写作仍然远在他乡，独立不倚的文学理想与艺术精神所向往的那片无限自由的话语场，似乎还是幻景！于是，坚持追求自由写作的信念重新凸现出来，这首先体现为对于良知、道义、责任与不为权势与功利动摇的坚守！坚守良知与道义，坚守艺术理想的水晶品质——对于自由信仰的毫不妥协，是是独立边缘写作者不可摇撼的根基。
边缘状态不是非中心的话语权失落，而是安之若素的净守自持；边缘非圈子，更不应当成为“圈子中的圈子”自居者自以为是的辩辞！边缘是无名写作者共同的困境，应当赞赏向他方渗透或以独特标举去超越边缘和溢出边缘的努力，而不欣赏自行封闭的夜郎自大。独立边缘应当是一种自然活泼，活力洋溢的精神心态。
自由不是任性胡来，将自由狭隘化的私我意气，使自由成为自私自利的自得其乐的玩品，只会遭至轻视。我们推崇既能内守诗性生命的不受约束，又外求与天地人之气息全幅相通的精神旨趣。在这个向度上，边缘与中心的界限将彻底消失，在这个层面上，所谓边缘与中心的划分，变得毫无意义。
独立边缘并非顾影自怜的形单影只，而是胸怀自由理想的大孤傲或大孤独！
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由中国当代隐态写作发展而来，朝向更为宽阔的网络写作空间。多元交汇的时代氛围，使独立边缘的自由文学得以充分显示既纯粹又包容的品格。它不应仅仅止于对一种独特文学现象的目击，某种文学史特殊意义的定位；从发展的视向看，它不会始终悬浮在体制之外；以绝对价值而论，它其实指向一种普遍的艺术心态——无遮无碍的大自由。这种自由就藏在每个写作者心中，只是人们因污染过分被遮蔽过多不为自己所知罢了。只要我们突破遮蔽擦净污染，它那纯净的本体即会敞亮！——那是文学艺术追求的极境！
显然，盲从外在的非理与不义，内心的自由就随之减损；若甘心被时尚物欲污染，自由之心镜就蒙受污垢。这种自由既是自我的，又是非私我的；它是对私欲的超越而趋向无我的澄明，直抵“无我无不我”状态。因此，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从面貌、从气血、从姿态、从品格上看，其根本朝向应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应当成为每个写作者追求的至境！这种境界就在写作者眼前，而且持续地发出召唤，人们对它聋如盲，只因被物欲与功利污染过患，貌似强大的外在权威所误导而已。那么，回到内心，安顿无端的狂燥，我们就面对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真实不虚的自由之路！
2006年9月1——18日
本文参考文献：
哑 默：《迢遥的呼唤》（写作手稿）；
哑 默：《历史的影子。悲壮的行进》（打印稿）
哑 默：《贵州地下诗歌简介》（电子文本）
黄 翔：《高原星辰》（手抄复印件）
黄 翔：《自由写作的坚守》（电子文本）
黄 翔：《诗与文学散谈》（电子文本）
黄 翔：《民主墙与当代政治和文化》（电子文本）
发 星：《地域写作之我见》（打印民刊）：
王 强：《大骚动》（电子文本）
黑 黑：《关于贵州青年实力诗人诗初选的前言》（电子文本）
闵云霄：《世纪之交贵州诗歌的现状及其思考》（电子文本）
川 歌：《复兴中的中国文学》（电子文本）
周伦佑：《穿过荆棘火焰的记忆坡道》（电子文本）
梦亦非：《地域文化写作。资源。史诗》（见打印民刊《独立》）：
陈思和：《我们的抽屉》（电子文本）
张嘉谚：《中国当代隐态写作》（电子文本）
本文参考书刊：
秋潇潇兰：《荆棘桂冠》（美，柯捷出版社）
黄 翔：《喧嚣与寂寞》（美，柯捷出版社）
哑 默：《见证》（美，柯捷出版社）
袁红冰：《文殇》（长篇小说，电子文本）
张嘉谚、吴秋林主编《崛起的一代》油印民刊；
黄翔、哑默等：《中国 诗歌天体星团》大型铅印诗报；
王强主编《大骚动》打印，铅印民刊；
龙俊主编：贵州青年《现代诗选》（1989年四月）；
梦亦非主编《零点》与《独立·零点》胶印、铅印民刊
发 星：《地域诗歌》银河出版社；
发星主编：《独立》诗丛第七卷、第九卷，“地域诗歌专辑”；
赵卫峰主编《诗歌杂志》民刊；
王家洋主编《大开发》民刊；
郭思思主编《大十字》民刊；
注释
1、张嘉谚、吴若海对谈录：《惊天动地的“抽屉文学”·前言》；
2、发 星：《地域写作之我见》（打印民刊）：
3、梦亦非：《地域文化写作。资源。史诗》；（见发星编地域诗歌专辑，《独立》七卷）
4、《穿过荆棘火焰的记忆坡道》
5、6王强:《大骚动——诗歌厅、圆明园生活侧记》；
7、8黄翔：《民主墙与当代政治和文化》
9、张嘉谚：《焚烧的教堂——〈自由之血〉或“人”的自由解读》；
10、参见黄翔自传：《喧嚣与寂寞》：
11、张嘉谚：《精神生命的颠狂纵欲》
12、《这一代》，由“文革”后新一代大学生（主要是77、78两级）进行全国性联结创办的综合性铅印文学民刊（参见张桦《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学的未来——写在筹办〈这一代〉的日子里》一文，载大学生油印民刊《珞珈山》）；由武汉大学《珞珈山》文学社、北京大学《初航》文学社、中山大学《红豆》文学社、杭州师院《我们》文学社、吉林大学《红叶》文学社、贵州大学《春泥》文学社及西北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等十四所中国高校的文学社共同参与。各文学社派代表在北大学生宿舍议定：14所高等学校文学社轮流主编。由武汉大学开始，贵州大学排在第五期。该刊第一期刚由武汉大学奋力办出，即为权力当局迫压而告夭折。
13、见《崛起的一代》第一期编者按；
14、见黄翔《喧嚣与寂寞》“自我爆炸”一章及自传《半个世纪的烛光》等。
15、见《大骚动》第三期编者按；
16、[①]郑义在《在精神荒原上咆哮不休的诗兽──在黄翔诗文集首发式上的致词》中说：“文革获得‘伟大胜利’的1969年，食指写下了〈等待重逢〉，还在讴歌构成〈优美田园诗〉的‘雪白的棉花’和‘火红的高梁’；同期，黄翔写作了〈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已经向‘帝王的帝王’，向‘刺刀和士兵’在‘诗行里巡逻’的‘罪恶的战争’提出了绝对招致杀头之罪的挑战，并从此而不可收拾，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
我并不想贬低食指，相反，我认为他是我们这被欺骗的一代的歌王，他的诗歌和命运，都是那个虚妄的理想之火从万丈光焰没落到暗淡余烬的写照。但时间是可怕的，比较也是可怕的，不过三十多年过去，喧嚣与浮华便已落定；这时，黄翔，这位出道最早而又活埋最深的诗兽，终于显露出他超越性的睿智与才华！”
张清华在《黑夜深处的火光：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启蒙主题》一文中说：“《火炬之歌》可以视为六七十年代启蒙主义主题诗歌以及当代先锋诗歌运动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文本，一个发轫之作，第一声春雷。在另外一些诗作中，这一雷声继续滚动。在《我看见一场战争》（1969）…这样的诗，这样的对时代的正面的勇敢批判，不能不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民族的最高理性，精神的制高点。
黄翔的诗具有极为深阔的意境、恢宏的视野，当所有的人都沉沦于宗教崇拜，暴力和流血的野蛮快感与末日的狂热之中的时候，黄翔是一个冷眼忧患，独居高台的呐喊者、歌哭者；他纵横上下，追索古今，放眼人类，表达了思想者高迈的情怀，标树起一个光焰四射的启蒙思想者的形象——当然也是与鲁迅笔下的“狂人”相似的形象。……黄翔的诗应视为一个时代为我们留下来的重要的理性与思想财富。他的诗言辞激烈，但思想却沉实、精确，充满历史感与人类情怀。”
17、黄翔：《高原星辰》，2000年2月28日即兴于美国新泽西太阳屋手稿；
18、参见《诗魂》（《大骚动》第二期101页）；《黄翔 狂饮不醉的兽形》天下华人出版社1998年8月版448页。
19、王强：《一路流浪·狂纵生活的诗歌》；
20、参见哑默：《文脉潜行·伍开翔·零点》；
21、见张嘉谚、吴若海对谈录：《惊天动地的“抽屉文学”》；
22、给笔者的信
23、见张嘉谚、吴若海对谈录：《惊天动地的“抽屉文学”》；
[①]郑义在《在精神荒原上咆哮不休的诗兽──在黄翔诗文集首发式上的致词》中说：“文革获得‘伟大胜利’的1969年，食指写下了〈等待重逢〉，还在讴歌构成〈优美田园诗〉的‘雪白的棉花’和‘火红的高梁’；同期，黄翔写作了〈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已经向‘帝王的帝王’，向‘刺刀和士兵’在‘诗行里巡逻’的‘罪恶的战争’提出了绝对招致杀头之罪的挑战，并从此而不可收拾，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
我并不想贬低食指，相反，我认为他是我们这被欺骗的一代的歌王，他的诗歌和命运，都是那个虚妄的理想之火从万丈光焰没落到暗淡余烬的写照。但时间是可怕的，比较也是可怕的，不过三十多年过去，喧嚣与浮华便已落定；这时，黄翔，这位出道最早而又活埋最深的诗兽，终于显露出他超越性的睿智与才华！”
张清华在《黑夜深处的火光：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启蒙主题》一文中说：“《火炬之歌》可以视为六七十年代启蒙主义主题诗歌以及当代先锋诗歌运动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文本，一个发轫之作，第一声春雷。在另外一些诗作中，这一雷声继续滚动。在《我看见一场战争》（1969）…这样的诗，这样的对时代的正面的勇敢批判，不能不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民族的最高理性，精神的制高点。
黄翔的诗具有极为深阔的意境、恢宏的视野，当所有的人都沉沦于宗教崇拜，暴力和流血的野蛮快感与末日的狂热之中的时候，黄翔是一个冷眼忧患，独居高台的呐喊者、歌哭者；他纵横上下，追索古今，放眼人类，表达了思想者高迈的情怀，标树起一个光焰四射的启蒙思想者的形象——当然也是与鲁迅笔下的“狂人”相似的形象。……黄翔的诗应视为一个时代为我们留下来的重要的理性与思想财富。他的诗言辞激烈，但思想却沉实、精确，充满历史感与人类情怀。”
[②]黄翔：《高原星辰》，2000年2月28日即兴于美国新泽西太阳屋手稿；
[③]参见《诗魂》（《大骚动》第二期101页）；《黄翔 狂饮不醉的兽形》天下华人出版社1998年8月版448页。
[④]王强：《一路流浪·狂纵生活的诗歌》；
[⑤] 参见哑默：《文脉潜行·伍开翔·零点》；
[⑥]见张嘉谚、吴若海对谈录：《惊天动地的“抽屉文学”》；
[⑦] 给笔者的信——
[⑧]见张嘉谚、吴若海对谈录：《惊天动地的“抽屉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