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流文学中突起的峰头
1、 先行者悲歌
共和国圣朝开国伊始的中国隐态写作，现有据可查的，似乎是旧王朝没落子弟的日记体，贵州地域的伍汶宪日记体诗歌，是一个至今犹然依稀可辩的悲剧性存在。诗人黄翔在《民主墙与当代政治和文化》一文中回顾时写道——
就我所认识的伍汶宪（我的朋友、诗人哑默的哥哥），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诗歌写作，以宣泄意识形态专制下精神的压抑和苦闷，诅咒黑暗，追求光明。后来他冒险偷越国境，被狼狗咬住他的一条腿拖了回来，结果被丢进黑牢，一泡十多年，黑发泡成了白发，被迫放弃了文学，一生什么也没留下。
哑默在他的《迢遥的呼唤》、《贵州地下诗歌简介》等文中，对我们详尽地介绍了这段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隐态诗人及其写作情况——
伍汶宪（1935— ）, 贵州省普定县人,童年时代进贵阳志道小学,初中赴广州就学。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夕，回返贵阳，高中就读于贵阳一中，后考入西南俄专。伍在青年时代，热衷于西方文学、音乐、绘画及中国古典诗词，特别对英语独有所好。五十年代中期，其从西南俄专辍学，转而自修专攻英语。远在高中时代，其一伙同学……经常在伍家大宅聚会，或奏小提琴、大提琴，或朗诵诗词、放声高歌，或品赏绘画……而更多的时候则是高谈阔论，自谓文化精英，并宣称必获诺贝尔文学奖云云！
由于对英、俄两语种的学习，伍汶宪很早就深受惠特曼、普希金两大诗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一种反叛情绪、强烈的对自由精神的向往、不羁灵魂的渴仰……再加上其倔傲不驯的天性，把对现实压抑的不满与反抗大量倾泻在诗作中。
伍汶宪曾写下大量诗作，其中含有自由体诗数十首、古典诗词长短句近百首。这些诗作均在亲友间（地下沙龙）朗诵流传。其诗作具强烈的反叛、抗争意识、浓郁的怀故情绪，当时只要有一首或一两句落入当局手中，必是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无疑！他曾将自由体诗作工整地抄在一个大十六开浅绿色硬封的本子上，古体诗词记在一硬封纪事薄上，收存于家中。
伍汶宪急于“与世界接轨”，被多次拘留，送农场劳动，最后在广州被抓捕，被秘密押回贵阳。在秘密关押三年后，才正式判决，送贵州省平坝农场劳改服刑十年，刑满后又被留场几年。直到八十年代初始得平反改正放归贵阳市。
在关监服刑的十几年间，伍汶宪一直坚持学英语、秘密写诗。
诗人黄翔在时隔几十年后，远隔重洋，仍对伍汶宪的悲剧念念不忘——
他们那一代人中有无数出类拔萃的英才，却是被整体湮灭的一代。这种悲剧早已被人置于遗忘，而他们的后来者也只是重复他们被世界遗忘的悲剧。[1]
黄翔说到“他们的后来者”，更多是指自身与前辈命运的吻合性——
对于前辈人来说，我只是个后来者。我是五十年代初开始学习写作、五十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五九年因为追求自由，欲求摆脱精神桎梏，第一次被投入监狱，一去四年。
我们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脱离体制的黄翔追逐诗的梦想被无情蹂躏，从中国西部的青海戈壁开始浪迹这个国土大江南北，在狱中在痛苦的流浪途中，自由和反叛意识抬起了头，流浪汉黄翔从此开始了他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一九六三年，黄翔流落到贵州偏僻山区中的一个茶场，这是黄翔参与中国最早的隐态文学圈子活动的情形与遭遇——
那儿有许多从遵义、贵阳来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一些是文学迷，我们经常接触，形成小圈子，大做文学梦。这就是我们最早的自发性的文学沙龙，他们中的佼佼者，熊庆棠、朱炎、梁泰彬、苏小乙（女）等，几乎都是出身不好而被发配的饱读诗书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运动中，大家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2]
2、 野鸭沙龙
在中国边远省城贵阳市一所废弃的天主堂里，常有一群文革主潮之外的社会弃儿聚会，他们对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的探求已相当自觉。置身其中的黄翔和哑默，是比食指（郭路生）更早地出现在中国荒凉诗场的先行者与苦行者。黄翔在《民主墙与当代政治和文化》一文中回忆道——
回到贵阳后，认识了诗人哑默，他受他哥哥影响执于文学，六十年代就开始写诗并自印民刊，在小圈子内流传。他家是全省最大的资本家，保留有一座深宅大院。他家有一个沙龙，每周定期聚会，来的都是省城青年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有诗人、画家、演员、音乐工作者，这个沙龙被我取名为“野鸭沙龙”，重点在一个“野”字，不仅在野，也带野性的涵义，而其主人在乡下教书的地方也叫“野鸭塘”。
我们在一起谈论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和《人权宣言》，以及贯穿人权宣言精神的美国的《独立宣言》，包括美国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特感兴趣。我后来向美国总统卡特提出共产主义铁幕后的中国人权问题的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酝酿成熟的。
这种秘密聚会我们持续了十年。
对于贵阳市公园南路53号的“野鸭沙龙”，笔者对比“白洋淀诗群”曾作过一番比较——
在中国历史上，“野鸭沙龙”与明末东林党、五四新月社等文化人社团，应该说其自由之血质是类同的。……这里不妨将后来蜚声学界的“白洋淀诗群”与之略作比较，其南北之别、城乡之别就不多说了。但在地域性意义上，“白群”虽处乡村，但靠近最大的政治中心北京，“野室”虽处城市，却在天高皇帝远的统治边缘；“白群”以诗歌活动为主，其成员多与新圣朝同步出生，且多为京都的高干子弟，“野室”则始终保持诗歌、艺术及思想政治的杂汇交流，成员多为旧王朝遗后，为新朝主流社会摒弃，却不放弃文化艺术的“残渣余孽”；“白群”是因文革初期上山下乡游离出主流意识的，初尝“偷食禁果”之乐，其抗争与反叛的文化观念与社会思考还有待成熟；“野室”对主流社会思潮的叛离多早在“反右”政治运动之后，其最早或主要成员的自由意识甚至在建国之初即已萌发，与独裁体制专制意识形态的思想早已自觉分道扬镳；“白群”的诗歌文学活动，虽然频繁却相当松散；“野室”的艺术文化活动，却相当稳定集中而且定时举行。应该说，这两个团体，都在后来的岁月为中国大陆的文艺复兴作出了杰出贡献。“野鸭沙龙”推出诗人黄翔，以惊世骇俗的“火神交响诗”点燃了焚烧铁幕的第一把猛火，并树起中国大陆第一个独立性民间社团《启蒙》旗帜，直接撞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与新诗潮的闸门。“白洋淀诗群”紧随其后，以《今天》诗刊为阵地，鼓动起中国大陆新诗运动的狂潮。这两个随之解散的团体，其成员结局也截然有别：“白群”诗人及其联系紧密的北岛、江河、多多、芒克、根子、林莽、方含、依群等，先后浮出水面，走向为主流话语容纳的显态写作；《启蒙》社团主脑黄翔及同人虽力主倡扬“百科全书派”的人文精神，因其并不“朦胧”的抗争姿态，则很快被权力结构封禁掩埋。[3]
3、 启蒙火炬
1978年10月11日，黄翔、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四个人，在北京王府井街头贴出了黄翔抄写的大字报民刊诗稿《火神交响诗》，同时散发中国第一份民间自办刊物《启蒙》，以诗的形式揭开了自由、民主、人权运动的序幕。[4]黄翔写道——
1978年10月10日，我带着我的诗，带着我的冲动，带着我的全部痛苦和愤怒，同我的几个朋友一起来到北京。次日，我以《启蒙》为题将我的《火神交响诗》全稿以大字报和油印民刊形式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张贴和散发。之后，我又先后将我的《我的奏鸣曲》（《田园交响诗》）和我的政论文章《致卡特总统》、《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等分别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和西单民主墙上。我和我的诗、我的文论出现在北京。在那里，我取下了毛泽东“神”的牌位，反对对他的偶象崇拜和个人迷信；并彻底暴露了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实质，还它“一场浩劫”的本来面目。在那里，我和我的战友们第一次响亮地提出要求承认人存在的权利——民主和人权！以热血和生命喊出了“打倒新式宗教和现代迷信”、“打倒新式偶像和现代皇权”！在那里，我们以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向封建专制主义、法西斯独裁主义、现代蒙昧主义发起挑战和进攻！
我和我的同伴们、朋友们被黑压压的骚动的人群所包围。狂热的人群自觉地手挽手地围成圆圈，把处于疯狂中的我围在中间，要求我朗诵我的诗。人们开始静静地听着，似乎还不解其意﹔而当朗诵进入高潮的时候，群情沸腾了，我的嗓子也嘶哑了。泪花在我和许多听众眼里闪光，包围着我的听众的心和我的心在胸腔里猛烈地冲撞......
我喊道：“新式偶像该不该砸烂？”
群众齐声回答：“应该！”
“精神长城该不该拆除？”
群众继继响应说：“应该！”
人们开始抄写和传抄我的诗。甚至在夜里，在我张贴《火神交响诗》的地方，还停放着许多自行车，还有一片交叉的手电筒光在那儿晃动，人们仍然还在那儿看着和抄着…… ——黄翔：《并非失败者的自述》
对此，笔者曾作过如下评述——
这是“人类星光灿烂”迸发的伟大瞬间！
一个时代的结束与一个时代的开启似乎只是——“他”——在那一个伟大的时空交汇点上完成的；
黄翔说，有时，一根针也能拨动地球的转动；
那是天（历史时机）、地（首都北京）、人（渴望变革的国人）三者迭合（三），而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个体生命（1）以浩然之气加以贯通的瞬间——那是“王”者辉煌的诞生——“那是诗的王者！”
有如踽踽独行的卢梭被一场自天而降的力量击中，那是变革时代的“火神”向一个单薄的东方“弱人”降临并附体其中，立刻使他变得无比强大伟岸的瞬间……
就在那个瞬间，数千年极权主义大厦突遭地震；数十年专制主义的坚厚冰层在他脚下嘎嘎作响突然迸裂；风雨不透的权力话语就在那一刻开始解体；一个怀疑权威，反叛独裁、质疑现代迷信被后人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主义大潮开始涌动………
黄翔一个人的“10·11”似可与六十年前的“五·四”相媲美！[5]
4、 《崛起的一代》
《崛起的一代》，大学生油印民刊，创办于1980年11月，直到1981年6月犯险出第三期，在当时北京《今天》已被迫停办之时，“崛起”之声在南方高原的呐喊，对于全国诗界，是振聋发聩的冲击。
2002年，笔者曾应诗人杨春光之邀，为《崛起的一代》写过一个辞条，至今未发表，现不妨征引于下——
关于《崛起的一代》
1980年，贵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张嘉谚发现了黄翔、哑默两位诗人及其诗歌文本的本真价值。这之前，他主编《春泥》参与的全国大学生联办文学刊物《这一代》[6]已被迫停办。他与同学吴秋林转而办了另一份诗刊《破土》。10月的一个周日，张、吴两人将刚油印出的大学生诗刊《破土》送到贵阳市瑞金路34号中国自由诗人黄翔处，恰逢哑默，郑思亮等人亦在。大家谈到当前新诗的势头，决定共同来合办一份诗刊。“要办，就搞个像样的。”黄翔说，“刊名就叫《崛起的一代》！强调一代新人的气势。”这么一说，大家兴奋起来，哑默随即提议：采用大开本，十六开，横翻式，这样展开很大气，又别致。大家说好，就这样定了。接着便商谈怎么办的问题，当时大致定了这么一些原则：1．面向全国寄发和征稿，把“崛起的一代”的新诗阵容展示出来；2．向陈旧的诗坛挑战——淡化政治色彩，突出诗歌艺术问题；3．对“朦胧诗”那种吞吞吐吐的含混性、含含糊糊的胆怯性加以“扫荡”——从策略考虑，目前以大局为重，先搞联合。4．展示贵州诗歌的新势头。5、刊物由贵州大学张嘉谚（当时名张嘉彦）、吴秋林二人主编，责任编辑可轮换。
出于“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7]，《崛起的一代》这一新的阵地将分期推出黄翔、哑默的作品。
大家议定的办刊策略为：第一期先稳稳出来，不露声色，不要太张扬。因此先推出的不是黄翔最有爆炸力的《火神交响诗》，而是其爱情组诗15首《我的奏鸣曲》和青春绝唱《青春，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以黄翔的自编诗集《骚乱·野兽的沉思》序言《诗·根·人》一文作了“代前言”。但由于当时主流诗界的骄横与傲慢，《崛起的一代》终于忍不住在第二期向诗坛泰斗艾青，第三期向整个官方诗坛发出了激烈的挑战。
从1980年11月到1981年6月，共出三期的《崛起的一代》，表现了以下特点：
1． 独立性与鲜明性。该刊以一代诗人独立意识崛起的立场，不仅与陈腐诗坛对峙，声言“新诗风的崛起，不是一伙人，一个流派，一个地区，一种风格的现象，而是一代人的抗争和挑战，一代人的远征和呐喊！一代人的开拓和进击！一代人勇猛姿态的亮相。”是“新的价值观念，新的审美要求，新的诗学、美学和哲学”的崛起；并且鲜明地指出：“所谓‘朦胧’体只是‘崛起’的一支，并不代表新诗风的全部。”这在当代诗歌史上首先揭破了“朦胧诗”造成的误读：“用所谓‘朦胧’的尺子来丈量这一代诗人，如果不是肤浅和近视，便是故意把水搅浑，掩盖‘新的崛起’即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新的时代思潮的崛起亦即人的崛起的实质，这自然不能正确估价这一代诗人思索和表现的深度与幅度。”由此，该刊对“人在哪里？”与 “人是什么？”提出询问，特别强调诗性精神对“人”的发现并力主探索“人的本质”。
2． 挑战性与抗争性。80年12月第二期特出专辑“无名诗人谈艾青”笔谈，此举是因艾青批评北岛《生活：网》一诗而引起，在《崛起》编前会上，我们对艾青此说深感失望，遂决定大家批艾青，其中以黄翔的《致中国诗坛泰斗——艾青》一文最具爆炸力；1981年初，在中央明令下达禁止“自发刊物”之文件后，为反击势利诗人周良沛在《文艺报》上对新诗风的“崛起”特别是指名《崛起的一代》的笨拙攻击，1981年6月犯险出第三期，并将黄翔的《致中国当代诗坛的公开信——从艾青、周良沛的文章谈起》一文以传单形式夹在刊中发往全国。再次斗胆向全国诗坛挑战。（详情可参见笔者《中国当代隐态写作》一文）
3． 新锐性和兼容性。该刊所发诗歌作品及文论，其撰稿人为三个块面：一、贵州大学作者：张嘉谚、吴秋林、龙超云、黄建勇、瞿巍、张时荣、彭纯基、王尺修、周旺等；二、校外在野诗人：黄翔、哑默、方华、田心（郑思亮）、莫刚、梁福庆等；三、省外新锐诗人：有全国大学生新锐诗人孙昌建、张德强（强弓）、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兰亚明、游小苏、杨甘霖等；有全国的新锐诗人顾城、舒婷、杨牧、陈所巨、徐晓鹤等人；此外，还有友情诗人李发模、罗迎贤与港台诗人夏菁、郑愁予、覃子豪、余光中等人的作品。该刊所发诗歌，“朦胧”与“明朗”兼具；除诗以外，诗论文章除上面提到的黄翔两篇檄文外，还有《有张嘉彦的《新诗的崛起——兼谈舒婷诗歌的民族特色与我国新诗的现代化等问题》（第一期）、《“朦胧”的一瞥》（第三期）黄翔的《留在星球上的札记》（第二期）。
《崛起的一代》主要寄发国内主要高校中文系，其最具影响的是1980年11月出刊的第二期的专栏“无名诗人谈艾青”和第三期向中国诗坛的公开挑战。
刚跨入80年代中国文学新时期有历史门槛，《崛起的一代》适逢其时地集合了一代诗人的反叛情绪，它以鲜明的主张和激进的姿态，引动了当时全国诗界的目光，唤起一代诗人热烈的呼声；它呼应了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同时以强力的推波助澜，推动了显态诗坛关于“崛起”的论战。孙绍振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还没发表前，已和《崛起》编者通气，将有“重磅炸弹”投向诗坛；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其初稿为大学生学年论文，此文最早的标题定名，即为《崛起的一代》。《崛起的一代》这份大学生民刊也强烈地触动了诗坛圣灵。艾青在《从“朦胧诗”谈起》一文中，不失公允又无可奈何地写道：“这是被抛弃了的一代受伤的一代”——
他们在无人指引下，无选择地读了一些书，他们爱思考，他们探索人生……
他们对四周持敌对态度，他们否定一切，目空一切，只有肯定自己。
他们为抗议而选择语言。
他们因破除迷信而反对传统；他们因蒙受苦难而蔑视权威。这是惹不起的一代。他们寻找发泄仇恨的对象。
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很骄傲。
“崛起论者”选上了他们。
他们被认为是“崛起的一代”。（见1981年5月12日《文汇报》）
1981年5月，第10期《文艺报》刊登了周良沛的文章《有感“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早在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出现之前，“崛起”之说就在诗歌界闹腾一年了。去年十一月，有个大学中文系出版的刊物《崛起的一代》就以“崛起”的姿态，对六十年来的新诗，不仅是虚无主义否定，而且搞人身攻击，指名道姓地骂街，对以不少好诗丰富了新诗宝库的艾青同志，也说：“你在我们当中挤来挤去干什么？我们要送你上火化场，再开进我们浩浩荡荡的诗歌新军，去拆你们的庙！“与此同时，又有这个刊物当中的人向艾青同志写了唱赞歌的信，对着刊物上杀气腾腾的语言，这信就未免写得太肉麻了。
周文并以“没有引人注目的作品而空称自己为‘崛起的一代’的‘诗人’”，对被迫沉默的“崛起诗人”加以指斥。
《崛起的一代》这样被官方主要报刊公开点名，编者决定将避免追查暂时封存的第三期冒险寄发出去，以反击周良沛信口开河的诬蔑。同时，张嘉谚又到黄翔处约稿，对此写一篇文章加以反击。这就是黄翔《致中国当代诗坛的公开信》一文的由来。
此文虽说由周良沛文章引起，然而周良沛这种“诗人”在黄翔看来不值一提，只轻蔑地对“说话人”周良沛的“胡乱引用”加以拍击；嘲讽其人“说话不诚实、姿态不高”，其文是“因为别人的错觉而产生的幻觉”。黄翔对周良沛这类“依附于某种外部的力量”的诗人的蔑视是如此有力，说其是“一巴掌就能被打哑的。”在黄翔的目光中，始终是盯住的对手是重量级的“中国诗坛泰斗”，他的“尊师”艾青——
如果我有机会向世界说话，我将宣布：请把我的骨架竖在艾青面前向‘艾青’挑战！
我将从死亡中发出我的声音：在诗的竞选中，我是他的当然的竞争者和必然的战胜者！
这里，有谁有这样的胆量敢把我的全部作品和艾青的全部作品陈放在全世界面前？！
中国，我看不见你有这样的勇气！
在你的脚下抖抖索索地匍匐着一群诗的侏儒！他们不敢正视你！不敢正视人！
他们害怕淹死在我的咆哮的灵魂中！
在今天看来，由于《崛起的一代》被封杀，造成“新的崛起”中明朗诗风的重大缺席，而以犬儒主义为特征的“朦胧”体得以长期泛滥中国诗场。大大推迟了对“朦胧诗”隐患的消除，这个任务，当由新的历史时机与新的诗学人物来完成了。
如今人们在谈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诗歌的“崛起”时，通常持“三个崛起”说（即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桭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
其实，中国当代诗歌史不可忽略的，首先是早于北京《今天》，由自由诗人黄翔创办的贵州地下诗学民刊《启蒙》，其次还不应该遗漏另一个重要的“崛起”，即同样发起于贵州地域的大学校园诗学民刊《崛起的一代》。
5、 中国诗歌天体星团
1986年，北京几所高校发生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星体诗人大爆炸！”是中国八十年代最具典型意义的诗歌事件之一。
为参加北京大学举办“首届文学艺术节”，贵州一群在野诗人以“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自我命名，群邀北上。一行人带着数百份大型铅印诗报和一幅黄布横标，上面是黄翔书写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星体诗人大爆炸！”一行大字。12月3日，星体诗人首先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宣传栏前拉开横幅、散发传单、出售诗报、即兴演讲。接着是去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几所高校和《诗刊》社进行“自爆”和“引爆”，历时三天——狂烈的文学演讲和诗歌朗诵，出售自费的对开铅印大报《中国 诗歌天体星团》。此“诗人大爆炸”在北京的直接参与者有黄翔、黄相荣、赵云虎、王强、王付、秋潇雨兰和浪迹北京的贵州诗人马贼（薛德云），时在北大进修的张嘉谚随行参与，作目击现场的近距离观察。
赴京之前，贵州地下诗人“一种生命内部压抑已久的阴霾”早已如“星云凝聚旋转成团”，“星体诗人”们似乎早有预谋，要对当时的中国朦胧诗场“以行动艺术的方式来一次骚扰和彻底的刺激!”要到北京来一个“生命的原欲爆炸!” [8]
这是一些从高原山区闯荡出来的“野蛮牛和野豪猪”，野气十足，黄翔等“星体诗人”以行为主义的“自我生命爆炸”，狂野的即兴演说和诗歌朗诵，轰击得温文尔雅的首都高校学生激动不已：北师大《太阳风》诗社贴出海报，称“天体星团”为 “中国诗坛又一枚重磅炸弹！”“中国文坛继刘晓波之后又一匹黑马！”在中国人大，“星体诗人”的活动遭校警干预，发生激烈冲突，该校大学生当即掩护“星体诗人”撒离校区。贵州诗歌星团在北京几所高校的行为主义诗歌大爆炸，恰逢当时全国学潮勃兴，时局动荡，当局深感震惊；由于领头者是黄翔，此诗人团体即被认定为1978——1979年“启蒙”运动的复活；恼怒之极的权力当局将这批“星体诗人”包括参与随行者逐一追查、传讯、抄没手稿；黄翔被指控为主要肇事者抓捕，以“破坏校园秩序、引发全国学潮”定罪，不由分说判了三年监禁。
贵州80年代崛起后势头颇旺的自由诗歌写作群体由此遭受重创，再度压在地下。
6、 《大骚动》
1991年初，年青的流浪诗人王强因内心的骚乱希求对“粘粘糊糊”、“一团浆糊”的状态进行突破，“《大骚动》这个刊名是由诗人黄翔在送别农夫的聚会中因演说而言中的”，王强回忆说，“我为这个名字感到高兴，激动不已。”
12月，从王强与寡妇手中，一份“昼夜向世界征稿”的《大骚动》终于在北京圆明园触人眼目地呐喊问世。那叫声的粗野横蛮，再度复活了贵州地下诗人的骨气血色。《大骚动》以不驯的野性不羁的格调，一如当年《崛起的一代》，其反叛政统话语向官方诗坛挑战的姿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骚动部分诗人回答诗人帕拉——
·什么是反诗人？
一个嘲笑一切的流浪汉，
甚至嘲笑衰老和死亡
·什么是反诗歌？
一记打在作家协会主席脸上的耳光
——见《大骚动》一、二期扉页
“中国被遗忘的诗人” 是《大骚动》所设的最具特色的栏目。意在为中国被长期迫压地下的诗人招魂。第三期《大骚动》专集式地全力凸显了黄翔、哑默两位贵州地下诗人，称其“所走过的独异的人生历程和文学创作道路，历时半个世纪鲜为人知，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实属罕见现象。他们的作品以各自不同的特色参与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从他们的作品，我们鲜明地感受到当代中国文化奇特的历史境遇与民族文学命脉潜行的踪迹。”[9]《大骚动》实际上完成了《崛起的一代》所提出而没能完成的任务。对于全力推举“中国被活埋的诗人”而言，
2004年，《大骚动》改版推出第五期，继续高举自由写作旗帜，体现了厚重的独立精神与非官方意识的倔强信念。
7、 《零 点》
一位出生于高原深山的农家孩子，抛弃当今青年男女求之不得的优裕稳定的工作，毅然外出流浪，只因为心中诗的梦想！ 这个由伍开翔改名为梦亦非的诗人，以他执着坚辛的努力，使一份寓意既是结束也是开始的《零点》油印诗刊，虽然不堪简陋却有了灵魂与生气。直到与四川大凉山自由诗人周发星主办的《独立》联手，合办为《零点·独立》，梦亦非以他对当今诗界诸写作病象的把脉而名噪一时。从1997年5月到2000年6月，不过五期，《零点》逐渐洗心革面，并且对中国九十年代的诗坛施加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
《零点》隐含了贵州隐态写作那一种血性承传，即独立边缘的姿态与自由。
与《大骚动》相同，“《零点》特别关注‘被湮埋的诗人’，成为刊物唯一一个固定的栏目。”（见梦亦非：《无话可说》）如果说，《大骚动》发掘出黄翔与哑默两位贵州地下诗人，那么，《零点》则掘发了贵州隐态诗人吴若海，后来的《零点·独立》又发现了贵州另一个隐态诗人阿飞（冉安定）。
《零点》提出的“泛文类写作”观，呼应了自由先驱诗人黄翔提出的“全人”情绪诗学与“立体诗歌”理念，而更具诗写技术层面的操作性。
《零点·独立》的独特，还在于它为中国诗界贡献了全新的地域诗学理论，这一理论，以根基的明确，疆域的划定和立体的视境，细化了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
8、 “袁红冰现象”
袁红冰，89六四后中国最杰出的法学家，民主活动家之一。生于1952年，出生于内蒙古，他最重要的文学创作却是秘密完成在贵州，这和老家在湖南最主要的文学活动却在贵州的黄翔倒很相似；同样相似的，是这位当今中国文学界颇为陌生的杰出作家独立与自由精神的强烈。袁红冰终身取用不竭的写作背景与文学资源，是雄浑苍茫的大漠草原。
“一部日后使他扬名世界的伟大小说”（川歌），这是指是袁红冰的长篇小说《自由在落日中》（A稿），这部小说袁写了十余年，不幸在1992年被秘密警察截获；“袁以高明的策略与专制当局展开了一系列的周旋，使当局误认为其真的已经放弃了民主自由理念”，监禁九个月后，终于将其释放。随后，或许是中国文学蕴蓄辉煌的年月之一，袁红冰获释后的日子，便“以血迹斑斑的艰辛的写作，来实现对于生命的最高精神追求”——为信仰而写作成了他唯一的生命撑持，他以惊人的生命意志与创造激情，“没有休息，没有假日，没有阳光，只有每天都不间断的、阴影下的奋笔疾书。”袁以这种近乎疯狂的写作，使《自由在落日中》（B稿）重新完成！在严格监控和应付各种事务中，自1994年至2002年，他又秘密写出《金色的圣山》、《文殇》、《回归荒凉》等长篇小说，仅就这四部长篇，总计即近二百万字。八年时间写出如此多且高质的长篇小说，这样的情形在世界文学史上亦属罕见。我们想象在昏黄台灯下一个忍辱负重的的身影，显现出中国当代隐态文学最惊心动魄令人肃然起敬的写作景观。
黄翔的诗歌，袁红冰的小说，是中国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在贵州孕育出来的两树奇葩！他们的文学实绩，皆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愧色。
黄翔和袁红冰因其对独立精神与自由写作的坚守，使贵州地域成为中国自由文学/文化复兴的重要的源头，而黄翔与袁红冰也因其不朽的创作业绩，成为当今中国自由文化复兴运动的响亮旗帜！
[2] ⑦⑧黄翔：《民主墙与当代政治和文化》
[3] ⑨张嘉谚：《焚烧的教堂——〈自由之血〉或“人”的自由解读》；
[4] ⑩参见黄翔自传：《喧嚣与寂寞》：
[5]张嘉谚：《精神生命的颠狂纵欲》
[6]《这一代》，由“文革”后新一代大学生（主要是77、78两级）进行全国性联结创办的综合性铅印文学民刊（参见张桦《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学的未来——写在筹办〈这一代〉的日子里》一文，载大学生油印民刊《珞珈山》）；由武汉大学《珞珈山》文学社、北京大学《初航》文学社、中山大学《红豆》文学社、杭州师院《我们》文学社、吉林大学《红叶》文学社、贵州大学《春泥》文学社及西北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等十四所中国高校的文学社共同参与。各文学社派代表在北大学生宿舍议定：14所高等学校文学社轮流主编。由武汉大学开始，贵州大学排在第五期。该刊第一期刚由武汉大学奋力办出，即为权力当局迫压而告夭折。
[7] 见《崛起的一代》第一期编者按；
[8] 参见黄翔《喧嚣与寂寞》“自我爆炸”一章及自传《半个世纪的烛光》等。
[9] 见《大骚动》第三期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