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我的朋友，四川大凉山的周发星（发星：男、生于60年代，诗人、诗评家、中国民刊收集者、民间诗歌推动者与编撰者，中国地域诗歌与地域写作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打来好几次电话——他正着手一项大工程，编撰一幅中国民间地域诗歌写作全景地图。“贵州地域的地下诗歌是中国民间诗歌写作的两大源头之一，是这部书稿中的一大重头，一定要写一篇介绍，贵州民间诗歌写作这个坂块，不可遗漏喔。”向来对写作疏懒的我，因了发星的一再叮嘱，便不得不认真起来当一回事了。
本文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文学现象，它在主流之外，在官方话语之外，在流行意识之外，在现行体制管束之外，纵贯大陆已五十多年。此文所谈，虽说是特殊地域的自由写作现象，然而却须将其放置在中国大陆的特殊语境中考察。
关于中国当代隐态写作
1、命名与释名
从学理研究的角度，笔者曾把潜流文学、潜在写作、抽屉文学、地下文学等等称谓，统一称之为“隐态写作”——
那种以手稿为主要形式，或锁在抽屉，或仅在友人与相知者之间传抄，或以油印、胶印、铅印，乃至电脑打印等等非正式出版物方式在民间或主流意识之外刊行和流布的写作文本，因其未被正规报刊公开发表或正规出版社出版发行，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统统可视为“隐态写作”。 （参见笔者《中国当代隐态写作》）
用“态”加以描述和概括一种文学现象，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观受到启发，即阴与阳两种状态两极分野，但却隐中有显、显中有隐、隐极而显、显极而隐、显隐之间，往往又是互相转化的。因此，以“隐态”对应“显态”，似乎更便于作学理的探讨。诗人黄翔也曾类似地谈到这两种文学/文化现象——
中国的官方文学与来自民间的地下文学，一个是明流、一个是地下河；一个仰仗于权力意志、一个寻求的是自由表达；一个备受人为推崇、一个遭受高压、充满危险甚至潜伏着杀身之祸。从1949年一直到现在，它与官方文化一隐一显地同时并存。这是两种性质截然相异的文化现象。（黄翔：《自由写作的坚守》）
关于“隐态写作”的渊源，贵州地下作家吴若海已说得相当透彻——
隐态写作早在几千年前就诞生了，它是那些被官方的人文机构排斥在外又极具人文实力的人留下来的斑驳的文化痕迹。先秦诸子的大半著作、东晋陶渊明的诗歌、以及那些世世代代被排斥在官方文化机构之外而又极其杰出的人和作品都属于这个谱系。[1]
类似现象，非体制诗人兼理论家周伦佑还有 “体制外写作”的提法。显然，“体制外写作” 所对应的是“体制内写作”，体制外与体制内，庙堂之上与在野江湖，这两极之别与相互形成的对峙与张力，形成了现阶段中国文学/文化语境的特殊话语场。“体制外写作”与“隐态写作”的共通性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本文在论述中，也将其称之为“非体制写作”，其写作主体亦称之为“在野”诗人。
抽屉文学、地下文学、潜流文学、非体制文学、潜在写作、在野写作、反叛写作等等隐态写作现象，其内在结构，即是是本文着力论述的“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
2、性质与特征
“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的性质，从其特定的意义看，意味着这是一种与主流意识不合作，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对峙甚至往往带有抗争性的独立自由写作现象，它通常不被权力话语容许和接受，常常遭至迫害、摧残与禁锢，由此成为近年学界关注和重点讨论的写作向度。这种“非体制文学”的特征，笔者在《中国当代隐态写作》一文中，曾作过如下概括——
“隐态写作”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内涵。质言之，它的写作立场决然是民间的或个体的，它的写作姿态绝对是独立自主的，它的写作心态无疑是自由无忌的。个体尊严、独立姿态与自由精神，这便是真正的隐态写作所拥有的三大资质或三种基本品格。这使它与任何依附或屈从于权力话语的伪隐态写作廓清了界限。
隐态写作的以上特征，又在根本上对显隐两种文学作了区别——
毫无疑问，“显态写作”把权力意识的允许和主流话语的承认视为自身的写作前提。人们看到，在写作者把自己置于政统语境威慑性的容许、诱导、劫持或诱惑之下时，这种写作状态的思想独立与精神自由都难免要打些折扣。在当代中国大陆的特殊语境中，隐态写作与显态写作之间横亘着一道无形的分水岭；明显的落差则矗立在隐态文界与显态文界之间：由于隐态写作的作品公开发表大受限制，因此，显态写作及其文本的代价是往往将个性尊严、独立思想与自由心态乃至连事象真实也拱手交割！
“毫无疑义，现在保存下来的潜在写作的创作实绩已经显示了它的巨大的文学史价值。”新文学史家陈思和这样评价他所了解的隐态文学——
以其文学性及思想内容而言，愈靠近民间者愈具有文学史的历史及美学价值。在一些特殊的年代，潜在写作具有比公开发表的创作更值得保存的艺术力量。
在谢冕和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里收入黄翔的短诗《野兽》（1968年）和长诗《火神交响诗》片断（1969年），不能不让人震动于诗人对时代拥有的尖锐而深刻的审美感受，从诗的语言到诗的意境都强烈体现了那个疯狂时代的精神特征。 ——陈思和《我们的抽屉》
中国隐态写作现象，引起新一代学者的一致关注是自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新文学史家王晓明说：
现在看来，你和他（指哑默），还有张嘉谚等人，从贵州发出的诗的啸声，是我们这个倍受摧残的社会依然有活力的证明。作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我真是觉得以有你们这样的诗人而骄傲，而安心。你不必为过去那些当代文学史的无知而在意，那些都是不重要的，它们当然会被纠正，但这纠正也并不十分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的诗歌的传播，文学史的评价也仅是因为在这一点上有意义而值得做。 （致黄翔信，电子邮件）；
而今，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中国地下文学的总体格局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主要指有了网络发表的条件，使许多过去只能压在抽屉，没法问世的地下文学、抽屉文学等“隐态”地散落在民间的文学作品，完全可以公开发布在网络上，以某种“显态”的面目出现了。这个情况，也许会有人认为用“潜流”、“潜在”、“抽屉”、“地下”、“隐态”等概念指认这类文学现象已经不太合适。然而，仅仅是能够“相对自由”地在网络发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类文学的性质和境遇。这就是它的非官方性，非奴化性与反洗脑性，它的边缘状态与民间姿态。特别是，这类文学作品中的大多数至今仍然不能够通过国家正常出版渠道公开发行，仍然不被极权意识容忍，至今仍有相当多的诗人作家被权势出版机制彻底排拒，他们的写作亦被绝对地视为异端！中国主流之外的潜流文学、公开出版发行之外被禁锢的地下文学，被圈禁的或与官方话语决然不合作的“在野”写作，至今依然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3、三个要素
考虑到互联网对中国地下文学的相对解放，用“独立边缘的自由文学”来概括这类文学现象，或许更能揭示中国当代隐态写作的本质特征。本文所谓“独立边缘的自由文学”，从宽阔的范围看，不仅包括了全国各地历时性的地下写作，也包括了中国大陆互联网上非体制化的文学写作。以“非官方色彩”始终游离在主流意识之外，是这类写作最基本的特征。在明确非官方这一写作前提之下，“独立边缘的自由文学”必然涉及三个要素：独立、边缘与自由。
“独立、边缘、自由”这三个概念本身包含的“泛化性”，使当今不少文学现象都可以打出这三个语词作自我标榜。因此，有必要明确界定这三要素在本文中的边界和内涵。
“独立、边缘、自由”在本文中，是以非官方化非体制化为前提的。
“独立”。是中国大陆从1949年以来始终坚持与官方化群体写作相对立、对峙而擅自发展的隐态写作路向。伴随着长达半个多世纪起伏不定的历史浪涛，涌现在这条道路上的诗人作家与写作群体，仅从中国大西南看，我们就可以开列出一串令人惊奇的名单：贵州的黄翔、哑默、吴若海、袁红冰、张嘉谚、汉心、梦亦非……；四川的周伦佑、蓝马、骆耕野、廖亦武、李亚伟、欧阳江河、钟鸣、周发星……等等；以黄翔领军的“启蒙作家群”，“崛起的一代”诗群和“天体星团”诗群、“大骚动”诗群；位居四川的蔡楚等人的“野草”诗群；以周伦佑领军的西昌作家群、“非非”诗群、李亚伟、胡冬等人的“莽汉”诗群、周发星掘发并加以整合的大凉山地域“彝风”诗群等等，以上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具有非体制非官方的独立色彩。
独立，意味着对立与对峙，隐含着争取对等的努力，但未必意味着这种努力必然导向对抗。虽然，通过抗争凸现独立意识往往是必要的。
发星从个体写作的角度对“独立”作了三个含义的解说：“独立思考、独立性格，及诗歌语言的独立性。”[2]
“独立”在表现形态上，也还有群体的独立。不论个体还是群体，“独立”最重要的是其内核。在本文看来，它应具备五大内涵：
1、 向官方钦许的权势话语独立；
2、 向钱币侵蚀的商品话语独立；
3、 向媒体炒作的媚俗话语独立；
4、 向大众意识的盲从话语独立；
5、 向知识精英的奴性话语独立。
“边缘”。自由作家梦亦非谈到生活的边缘性与写作的边缘性，认为正是这两种边缘性导致了作品的边缘性。独立边缘使其写作“褪去功利色彩”，直至指向个体心灵趋于灵魂的圣洁。[3]，在对文学精神的坚守中，熔铸出自由之魂的晶体。
对于非体制写作，边缘不仅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更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如果说，前者指的是身处边缘与位处边缘，远离名闻利害的剌激，后者便意味着“心处边缘”，即使处于中心漩涡，亦漠视功利性的操持运作，不为浮名泡利所裹挟。在一般情况下，“边缘”的非中心非主流，确是隐态文学的现实情景。但这种表象并未使隐态写作望而却步，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边缘性更容易导向“独立”。独立边缘，还意味着这种写作容易自扎根基！从而深入生命原态、深入文化传承，深入地域气脉、深入民间民族的巫性、鬼性、野性与灵性。
“自由”。在当今文学艺术为权势、金钱、传媒、大众与犬儒弄得乌烟瘴气，丧魂失魄之时，自由已成为非体制写作的精魄英魂、血质与神气！心灵的大自由首先须将一切私我性的功利杂色排斥在它之外，正如周伦佑所说——
他们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名声以及由此而转换来的现实功利；我追索的则是自由——通过语言和形式变构以期实现的思想自由和艺术自由！[4]
王强，这位出自贵州深山以流浪自我放逐的诗人，将自由形容为“一个巨大的子宫，由它分娩的艺术之子活跃非凡”。他强调的是自由的内在性，“艺术家需要自由，拒绝来自身外的任何指令。”[5]
独立边缘的写作对自由的的操守，使自由的价值品格具有绝对性。对于“独立边缘的自由文学”来说，独立是其骨质，边缘是其状态，自由则是精魂。这便是为什么本文要用“独立边缘的自由文学”来评述贵州非体制写作的原因。
贵州自由文学历史流脉
1978年10月11日，诗人黄翔携大字报诗稿，在北京王府井街头公然张贴并举行诗歌吼诵式的爆炸性发布，从而使贵州地域的隐态文学举世瞩目。这一中国地下文学凸起的惊天狂浪背后，是贵州隐态写作的源远流长。“贵州地下文学现象”可追溯到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甚至更早。追寻贵州这块地域的自由文学流脉，发现它大致表现为五个时段：一、萌动期（1949——1959）；二、潜伏期（1959——1977）；三、喷发期（1978——1989）；四、低谷期（1990——1996）；五、转型期（1997年——早期网络）。
1、 萌动期（1949——1959）五十年代；
这一段时期在贵州从事隐态写作的，是旧王朝个别的没落贵族子弟，在还显得朝气蓬勃的主流话语威势之下，他们只能以日记方式记录心灵的忧伤和压抑，写作的方式是极隐密的；代表人物：伍汶宪。在他之后，主要是梦幻青年黄翔的流浪写作。
2、 潜伏期（1959——1977）六十至七十年代；
这一阶段，随共和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开始通过自我教育弥补主流话语的单调贫乏，参与隐态文学活动的人渐渐增多，一些富于文学色彩和艺术倾向的小群体、小沙龙出现了。少数文学天才与杰出人物正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在贵州地域，尽管由于历史文化土壤的稀薄及境内群山的分割阻隔，既缺乏前辈文化人的承传，也难以从体制教育获得滋养；一批文学艺术幼芽依然崛强地生长起来。这一时期，结群性的文学活动在贵州高原还不多见。本文现在回溯这片地域，进入历史记忆的群体有两个：一是在贵州安顺形成的“民间思想文学村落”，一是在贵阳以“北斗七星”为中心形成的“野鸭沙龙”。安顺民间思想文学群体以钱理群为中心，人员较为稳定，经常聚会与往来的，有罗布龙、杜应国、张嘉彦等十余人；此外，还有几个外地友人（如孙方明与朱伟华等）不时起来参与“群落”活动。除开疏离主流的思想与意识形态探讨，这一群落习作式文学作品有张嘉彦、罗迎贤的诗歌；何锐、刘丹伦的小说；龙超云的剧本等；如果说，后来从安顺思想文学村落走出了在全国较有影响的钱理群式的研究型学者，同时产生了另一类颇具民间精英思想的人物（杜应国、罗布龙、孙方明等）；那么，从贵阳各民间沙龙活动圈子中，则产生了不少后来对中国思想文化艺术等发生多方影响的人物：有去北京率先搞街头画展的贵州青年画家尹光中、旷洋等人，继而贵州画家一次又一次去北京搞个人画展，被称之为“贵州现象”，对新时期的中国画坛产生了旋风般的影响。有后来蜚声中国乐坛的作曲家瞿小松，有通过抗议录取不公最终进北大深造的著名学者朱正琳，有后来出演蒋介石形神兼具的特型演员孙飞虎……而通过诗歌与其超前的民主、开放、人权思想等对中国社会转型冲击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活埋最深，始终坚持地下文学写作与抽屉文学创造的中国自由诗人黄翔！
这期间的贵州地域，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启蒙”诗人作家群:黄翔、哑默、路茫、莫建刚、方家华、梁福庆等；后来者承接其反叛气血的，还有著述颇丰的陈西等人。
从隐态文学成绩看，这一阶段，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已经成熟或趋近成熟，主要表现为诗人黄翔与哑默、路茫等人的诗歌与诗学及其他文学文本。
地下诗人黄翔前期的主要作品，已在这一时期完成：《独唱》、《野兽》、《白骨》、《我》、《尘象》；组诗《火神交响诗》（包括《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长城的自白》、《不，你没有死去》、《火神》、《倒下的偶像》、《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鹅卵石的回忆》（组诗）、《爱情的形象》（组诗）、《从死中觉醒》（组诗）、《诗人的家居》（组诗）、《我的奏鸣曲》（组诗）、《青春 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民主墙颂》等；诗人黄翔这一阶段的自由写作堪称伟大，其中有些诗篇已是公认的传世杰作！
哑默也写出了他的大量隐态文学作品：诗作有《晨曲》（1970）、《我的房间》、《启明星》、《黄昏的云》、《心之歌》、《呐喊》、《哀离》、《给诗人》、《凶讯》、《最后的歌》、《啊，美国！》、《生》、《彼岸的悲呼》、《雷颂》、《琴声，你的朋友在倾听！》、《创与火》、《命运》、《茅屋前的玉兰花》、《绿色的火焰》、《“在智利海岬上”……》、《一束燃烧的花》、《绿色的大星》、《地球》、《家园》、《岁月的足音》、《海边的歌》、《小柏桦》、《你留下来吧，夏天》、《给阿美利加的歌》……等等；
散文诗《苦行者》（1973-1975）、《梦》、《写在野地里》……
短篇《叔叔》（1972）、《喇叭唐》、《大街上的春天》、《良心》……
文学的“苦行者”，不仅集中地概括了哑默的隐态写作形象，同时也是所有非体制文学一个血色迷茫的注脚。
路茫（李家华）是贵州早期非体制写作又一代表人物，思想敏锐、知识驳杂，他对社会政治的穿透性在早期启蒙作家中富于量级。于一九七七年才开始写诗的路茫，至七十年代结束时已完成如下作品：
文论：《新诗学》（1977）、《论人权》、《评〈火神交响诗〉》；诗歌：《啊，我的船》（1977.冬）、《钟》、《问天》、《天鹅之死》、《小夜曲》、《光明交响诗》、《云》、《裂》、《矿工》、《列车》、《荒山的舞》、《小白鸽 快飞呀》、《我的小夜曲》、《思念》、《寻》、《寄给死去的爱情》、《我和你》、《诱惑》、《给晚霞》、《纪念曲》、《我》、《海螺的路》、《开拓者》、《书》、《信》、《星星呀 星星》、《等待》（1979.12.）等。
路茫长于思想，短于感性，如果他把精力投向文化意识形态的研究与论评，当更有不菲的成就。
这一阶段的贵州地下写作，主要突现的是启蒙作家群的的代表人物。这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位诗人何怀清于一九七五年写过一部叙事诗《梦幻巴黎》，可除了哑默文章提及，这位诗人及其写作始终处于隐态之中，外界仍一无所知。
“历史忍耐地等待着被压迫者的胜利”，真正体现诗性精神的声音，终将穿越时空，如黄翔《火炬之歌》的预言——
诗人说：我的诗是属于未来的，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历史教科书的。
3、 喷发期（1978——1989）八十年代；
这是贵州自由文学的汹涌季节，也是贵州现代诗歌的黄金岁月！
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这也是决定中国当代诗歌历史趋势的关节时期。
“生命和诗歌长久受到压抑”的诗人黄翔，忽然直觉地感到“一个历史的瞬间”出现了。
这一个转眼即逝的“瞬间”，它闪现在中国大地上空，所有的人们都对它如聋如盲，诗人却敏锐地感觉了它眩目的光亮！
又一个“黎明的通知”……
久久等候的时机已到——官僚集团正两派僵持，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真空期”，黄翔决定以非常之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形式，大字报和油印本；地点，直插北京！
“没有钱买笔墨纸张、油印机、钢板、刻笔、蜡纸、油墨等，只有到处想方设法，连道士画符的那种黄色草粉纸也用上了！”
蜡纸油印不过三几百份，一直印到字迹几乎看不清……
《火神交响诗》以整开书写了一百多张，卷成炮筒式的大字报诗稿、几百份油印民刊《启蒙》、东拚西凑的上京车费……
黄翔、方家华、莫建刚临出发前夕火线参加的路茫，十月十日傍晚乘火车到了北京，投宿在一位人民代表亲戚处，声称他们明日要张贴一批版画，搅了一大桶浆糊和准备了张贴用的扫帚。
10月11日上午，一行四人来到王府井大街，随着《火神交响诗》的张贴与黄翔生命投掷般的怒吼狂诵，被长久禁锢的沉重闸门轰然洞开，中国大陆全民性思想文化大解放潮流汹涌而出……
为这个“惊天动地”的历史瞬间铭刻标记的，是中国自由诗人气势磅礴的朗诵与生命张狂的肢体语言，中国地下诗歌呐喊问世的手写文本，中国最早最直观也最粗糙的大字报民刊！——这来自偏远地域大山深处的荒野呼唤！
12月，《今天》创刊，“朦胧诗潮”始即泛滥于80年代的中国文场。
威权意识急忙挞伐，严厉声讨，从上到下一阵忙乱之后，发现新思想新诗潮已成扑不灭的野火。最后，权力话语容忍和选择了诗的“朦胧”，黄翔其人与诗（包括由他直接影响的阳性诗风）因过于明朗强烈，富于思想穿透性与叛逆的鼓动性，却被当局重重打入地下，造成80——90年代中国诗坛的重大缺失——
在“朦胧诗”得以公开的年代，倘若黄翔锋芒毕露的诗风受到公正的对待，那么中国诗坛时至今日的境况，将是另外一种景象。[6]
王强的这一说法，迟早会得到证实。
历史时机转瞬即逝。这块远离极权中国的高原地域，似乎注定要成为20世纪下半叶大陆中国隐态写作的重地。独立边缘的自由写作，遂成为相当一批写作精英的宿命。
文革结束后，贵州隐态诗文以民刊形式前赴后继，仅不完全统计，即有下列：
《启蒙》（1978年10月）油印民刊，黄翔主编；此为中国最早的的民刊！
《春泥》（1979.3）,贵州大学春泥文学社主办，社长严为礼，主编张嘉彦，主要刊登本校大学生的小说、诗歌及文论等。
《烛光》（约1979.夏），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穆培贤等主办。
《艺术小辞典》（1979.8.），配合《贵州五青年上京画展》发布，旷洋执笔。
《酸浆草》（1980.3.），张嘉彦与吴秋林编，刊发贵州大学中文系学生诗歌作品；
《破土》（1980.10.），张嘉彦与吴秋林编；刊发贵州大学中文系学生诗歌作品；
《崛起的一代》张嘉彦、吴秋林主编（1980.11创刊；至1981.3因中央文件下达严禁学生自办刊物，第三期欲出时被迫暂时封存；1981.6. 第三期冒险发出，内收编者新约黄翔文章《致中国诗坛的公开信》为传单发出，遂引发喧然大波；
《地铁》（1982.2.）贵州大学学生作品选；
《地平线》（1983.4.）贵州大学一月诗社所办，内收朱一鸣、张时荣、王力农、王国付、杜一夫、汪红、杨云贵、赵宇飞、黄晓众、胡郁芬等同仁作品；
《诗魂》（1983.4——83.8.共出二期）王刚、罗奕主办；
“《三叶草》，民间油印本纪念集（1983.6.），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七九级出。编者及主要撰稿人为赵云虎、何怀德等；
《新大陆导报》贵州大学赵宇飞1984年创办，毕业离校后由刘大泯接手主编；
《大乌蒙》（1985.10—12）,大乌蒙文学艺术社主办，主编吕晋德，共出两期；同仁有王刚、刘强、王强、杨展华、石中华、野马、任中苏、马均、韦世龙、邱俊等；
《现代诗》（1986.9.8.）,黄相荣主编，同仁有哑默、王强、唐亚平、吴若海、陈绍陟等；
《流岛诗刊》（1986年10月）贵州大学流岛诗社主办，季风主编：同仁有谢以佐、李勇等；
《木叶诗刊》（1987年10月）贵州民族学院木叶诗社主办，罗平主编；
《金字塔》，黄相荣主编；
《中国诗歌天体星团》（1986.11.），以铅印大报十二个版面一次性大规模推出黄翔、哑默、黄相荣、王强、赵云虎、王付的诗作。该刊以高原“野蛮牛与野豪猪”的喧嚣及行为主义造型，表现了高原诗人强烈的生命原欲与世纪末的精神骚动；
《荒魂》1988年。共出五期，综合油印民刊，贵阳师范学院艺术系学生汉心主编，发往四川等地；
以下是属于那个黄金岁月所编的个人手抄本、油印本、复印本、打印本、铅印本诗集以及个人自费诗集等等的不完全列举：
黄 翔：《骚乱——野兽的沉思》（自编手抄诗集，1980年）；《魇——活着的墓碑》（心理叙事长诗打印稿，1981年，未印行，后被抄没）；《狂饮不醉的兽形》（雷桢孝资助打印诗集，三卷本100部，1985年）；
哑 默：《心，在跳动》（油印诗选集）、《飘散的土地》（长诗打印本），《湮灭》（非模式长篇打印本），《乡野的礼物》（贵州民族出版社自费出版诗集）等；
路 茫：《新诗学》1979.6.油印本；《寄给死去的爱情》、《人生研究》、《挪亚方舟》等：1978.11.《启蒙》第二期《评<火神交响诗>》，以及随后的《论人权》是路茫在那时代全面轰击专制、建设民主、阐释人权的重要文本之一。
吴秋林、瞿巍、黄建勇：《三签名》（1982.春）三人自编诗合集（油印本）。
何怀德（德戈）：《风景与沉思》
王 强：《一路流浪》（精装打印诗集）；
王 刚：《黑洞》；
龙 俊：《太阳河》（1986年，打印本诗集）；
唐亚平：《黑色沙漠》；（铅印诗报）；
黄相荣：《金字塔》（诗报）；《旗》（铅印本自费诗集）；
杨展华：《哑河》
阿 黄：《生命》
张 凯：《抒情短诗选》
罗利群：《独自吟唱》（油印本）
空 夏：《傲视苍茫》
季 风：《本色》（手抄本诗集，直至2002年始以自费彩印，无书号出版）；
……
龙俊主编《现代诗选》（铅印民间诗集），1989年四月在贵阳自费出版；此书出现于89年六四前夕；内收贵州新生代青年诗人吴若海、李泽华、黄相荣、王强、唐亚平、陈绍陟、赵云虎、西篱、姚辉、周琪、秋潇雨兰、张凯、农夫、王刚、谢以佐、王建平、沈在龙、龙英、陈村、王惠勇、热夫、龙俊等22家。这是“贵州诗坛的另一景观”，已故著名学者诗评家黄邦君在该书序言中，称其为 “一些倔强的诗的种子”，他们“从那些悬岩边的石缝中发出芽来”，最终会成为“一株株奇崛的风景”。
继《中国诗歌天体星团》之后，《现代诗选》民刊在1989年那个特殊时期，以壮大的诗歌阵容策略地印出并散发传播，成为贵州自由诗歌又一次群体亮相，它昭示了贵州隐态诗人的顽强足迹，具有特殊的年代意义，是80年代贵州现代诗歌群星咆哮的最后绝响，成为贵州自由诗人不甘泯灭的诗歌活动的历史佐证。
这一阶段的贵州隐态文学，以诗歌最为出彩。其表现有以下方面：
1、新人时起，群星璀灿：
这期间，出现了这么一些诗群：
“崛起诗群”：除贵州大学学生张嘉谚、吴秋林、瞿巍、黄健勇、张时荣、陈元林、王尺修、魏明伟、刘果林等人外；亦有黄翔、哑默、方华（方家华）、田心（郑思亮）、莫刚（莫建刚）、梁福庆等社会型的非体制写作者；
“贵阳诗群”： 黄翔、哑默、吴若海、黄相荣、赵云虎、王付、农夫、唐亚平、陈绍陟、南鸥等；
“罗甸诗群”：王强、王刚、龙俊、张凯、罗丽群、李泽华、王惠勇等；
这些诗群落之外，80年代自由诗歌零散写作在省会贵阳市之外达到相当水准的，还有张景（张久运）、空空（赵翔）、吴秋林、黄健勇、姚辉等；
校园诗群：这一阶段的贵州大学、贵州师院、贵州民院、贵州农学院等各高校及遵义师专等等，具民间色彩的诗人层出不穷，除“崛起”中的吴秋林、黄健勇、瞿巍、张时荣、王力农等外，还有继起的张景、吴若海、王刚、王强、赵翔、李泽华、季风、龙俊、谢以佐、陈元林、周西篱、陈明媚、胡郁芬、程天、罗平、姚辉……等等，其中不少诗人后来或冲出地域，或成为贵州诗界的中坚力量。
校园诗人与前几个诗群互相渗透，相互激荡，组成这时期贵州第二诗界热气蒸腾的景观！
2、力作爆发，佳作出彩：
除黄翔、哑默、路茫等老一代诗人写出的力作之外，贵州80年代崛起的自由诗人也相继写出自己的代表性诗作：像吴若海的长诗《梦幻交响曲》（1983）、散文长诗《灵悟》（1984）、散文诗集《在痛苦的园中》（1984）、寓言集《门与墙》（1986）、宗教哲学宣喻体《自由的神性与人性》（1987）、格言札记体《从人类到星空》；《黑风暴》（1989）等；黄相荣的《旗》、《枪》、《墙》、《圆》、《姿态》、《白色抽屉》、《四方盒子》及 “黄昏系列”（《死去的黄昏》、《一日的黄昏》等）与“房间”组诗（《黄房间》、《红房间》、《白房间》等）；王强的长诗《南方的河是流向天空的》、组诗《一路流浪》；龙俊的《太阳河》长诗、《高原属于雄性》、《女人与海》、《南部高原牛》、《沦丧》；王付的《绕棺》、《一滴水》、《白蝴蝶》；赵云虎的百首组诗《断章》；张景（张久运）的《厌恶》与若干抒情短章；唐亚平的《顶礼高原》、《黑色沙漠》等等，都独具特色。
2、诗人与诗歌活动显隐交错：
这一时期的文学社团，主要在高校，如贵州大学：《春泥》文学社，1979年；《流岛诗社》1986年；贵州师范学院：《烛光》文学社；贵州民族学院：《木叶诗社》1987年等等；都曾活跃一时。
1988年，由大学生自发组织、刘大泯主编的贵州大学《新大陆导报》主办了一次 “首届贵州省大学生诗歌大奖赛”，邀请当时贵州知名的专家、学者、诗人钱荫榆、黄邦君、程显模、叶笛、沈在龙担任评委，对贵州各高校学生诗歌创作进行盘点，最后评出了：一等奖：季风、龙俊；二等奖：谢以佐、程天；三等奖：罗平等人。此次评奖活动，颇有一点显隐交错色彩，举办完全是非官方性质，却也邀显态人士助威；但确给贵州大学生的民间诗歌活动注入了一剂兴奋剂。这样的活动也表明了那个年代贵州地域自由文学的持续涨势。
体制内的官方诗会与体制外的诗人聚会都在这一阶段浮到水面，两者之间时有诗人溢出互动；唐亚平、陈绍陟以及稍后的姚辉，则穿行于显隐诗界之间，在获得体制认同后，很快以独特的诗风名噪全国。
80年代的贵州，黄翔、哑默是民间诗坛的中心与灵魂，贵州自由诗人及写作风气，文学社团的活动与诗歌民刊的面貌，都有直接的影响。
4、 低谷期（1990——1996）九十年代：
1986年，贵州地下诗人集群奔赴北京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星体诗人大爆炸！”行动，为当局迫压后，黄翔蒙受冤狱，哑默、张嘉谚被迫沉寂，其他星体诗人或落魄、或转向生存与生活的挣扎，或流浪、流亡、飘泊他乡；紧接着的八九64又使另一批诗人入狱流亡，贵州民间诗界连续受创，地下文学活动亦随之陷入低谷。
“九十年代初始，贵州诗坛几近荒寂”（黑黑语），这一时期出现的贵州民刊，似乎仅有下列：
《状态》（1991.1.）诗歌同仁油印民刊，赵征、农夫等编，同仁诗人有吴若海、赵征、农夫、王付、吴奈；
《大骚动》（开放式铅印民刊），1991.12创刊，王强主编，迄今已出五期；地点：北京圆明园艺术村诗歌厅。
《野草》（1993——1995）黑黑主编，共出4期；
文学社团：有贵州民族学院的“野草散文诗研究会”，“木叶诗社”；贵州大学的“繁星诗画社”等。
从四川分配来贵州农院的第三代诗人代表之一郑单衣，在这段时间写出了《夏天的翅膀》等诗作，可视为这一时期贵州隐态写作的重要篇章之一；还有一位隐匿民间的诗人阿飞（冉安定）则在这个时期写出了颇具探索性的彩虹体诗论文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4发配来贵州的袁红冰，就在这一时期开始了他隐密状态的长篇小说创作，《自由在落日中》、《金色的圣山》、《文殇》与《回归荒凉》等旷世性杰作终于在2002年完成，为贵州地域产生的自由文学添了浓墨重彩！
5、 转型期（1997—— ）网络时代
所谓“转型期”，是指80年代“崛起诗群”与“星体诗群”已经隐匿或远逝；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贵州地域民间诗人几近全部大换血。随着社会兴奋点转向市场经济，官方意识形态似乎也相对宽松，新一代民间诗人的立场与姿态亦不再激进。以那时创办的民刊而言，除贵州诗人在北京所办的《大骚动》继续坚持不妥协不合作的办刊风格而外，像《零点》、《高原诗报》、《大十字》、《大开发》、《诗歌杂志》、《新石器》、《诗文化》等具有全国知名度的民刊与网站，均对体制内外诗歌写作兼容并包。贵州民间诗界的实力诗人或新锐诗人，如姚辉、罗莲、王家洋、空空、贺建飞、刘馨泉；赵卫峰、西楚、黑黑、罗树；梦亦非、黄漠沙、熊盛荣、青红、钟硕、白沙、管彦博、马也、王玫玫、切换、汤成伟、伤痕、空夏、闵云霄、袁伟、南鸥、梅边吹笛……等等。其写作亦多为体制容纳，其作品亦能不时在官方主流刊物发表。
转型期的贵州民刊，大致有如下一些：
《零点》（电脑打印，/铅印开放式民刊，主编梦亦非， 1997.5—2000年；共出五期）；以后与大凉山发星的《独立》合办为《独立·零点》；
《高原诗报》（1997——1999），开放式铅印诗报，共出5期，主编田峰（西楚）、张原；
《大十字》1998年12月，郭思思创办《大成》铅印诗报，后改版为面向全国的开放式民刊《大十字》，任主编；该刊以“兼容多元话语”为基本特色，无论体制内外、官方与民间、本土与外省、名家与新锐、传统与前卫、诗人或评论家，俱提供一席；既有体制内名家的文论诗稿，也刊登体制外哑默、杨春光、狂虻等人的诗文。
《大开发》：2000年至2004年，王家洋主编，开放式铅印民刊，共出10期。其首办网络诗刊可谓得风气之先；
《过程》2000年秋，电脑打印本，赵卫峰、黑黑主编；
《寄生虫》2001年在深圳创办，农夫主编，已出五期：在《农夫与蛇》专辑中宣称“献给至今依然战斗在艺术前线捍卫精神阵地的宁死不屈的勇士们与蛇们”，另一专辑推出“贵州五条虫”即诗人姚辉、王强、吴若海、农夫，张洪波；其他专辑除贵州隐态诗人外，亦刊登山鬼、黎明鹏、李明月、魏克、尹丽川等各地诗人作品；其专辑“2002年首届中国民间诗歌发展研讨会暨民间诗歌报刊年会”的综述报道与发言汇编，颇具资料性。
《伊人文学》，主编伤痕；
《天象》诗刊，2005年创刊，主编隐石；开放式铅印民刊；同仁有隐石、静烟云窗、浅一、如风、叶叶梧桐、简岩等，
《哎呀》诗刊，2004年创刊；尹家雄主编，开放式铅印民刊；发表诗歌同仁及省外诗人作品；
《诗歌杂志》，2005年创刊，赵卫峰主编，开放式铅印民刊，目前已出5期。刊物同仁与撰稿人既出自本土，亦来自全国；该民刊着力于“个人性自由写作”，主编赵卫峰以及时的评论文章使该刊有较为自觉的艺术导向与引人关注的品质。
《低诗歌运动》2005年3月创刊号，龙俊、花枪主编；
民间网站及其他
《态度·诗与思》论坛：2000创办，主持：黑黑；主要同仁：赵卫峰、黑黑、西楚、罗树、翦翦、闵云霄、季节、史雨昕等；
新石器网站：主要写作者：赵卫峰、西楚、罗树、熊盛荣、汤成伟、刘脏、宋东游、张野等； 影响一时；该网站后与其他由贵州诗人建立的网站如《门》、《幻像》、《黔地》等合为《贵州诗歌杂志》，亦即后来的《诗歌杂志》。2006年后，《诗歌杂志》撤弃原ＢＢＳ网页独立建站，主要人员为：曾居一、赵卫峰、冰木草、朵孩等；
之后，贵州民间诗人以分散化姿态进入网络。开始发挥各自不同的影响。这似乎是个人写作的某种新的走向，显隐界限继续消弥——
刘馨泉；创办并主持《诗文化》民刊及网站，；
闵云霄：创办《瀑布》论坛；
熊盛荣：主持《八十年代》、《门》等八零后诗人论坛；期间，曾与田荞等创办民刊《八十年代》。
伤 痕：主持“伊人文学”网站；
袁 伟：《新诗代》论坛主持；
白 沙：在中国诗歌学会网站任副主编。《常青藤》诗刊副主编；
袁 伟：《新诗代》论坛主持；
白 沙：在中国诗歌学会网站任副主编。《常青藤》诗刊副主编；
钟 硕：为大型网站《诗生活》作栏目主持；
水化石：《大之道》论坛主持；
龙 俊：2004年3月29日创办《低诗歌运动》论坛，任版主；后又创办《低诗歌》网站。现为《低诗歌》论坛主持。
梅边吹笛：任过“顶点诗歌”网站站长、太阳石文学论坛” 总版主，“中国 北方文学网”站长，《顶点诗刊》副主编，《太阳石网刊》主编，《中国北方文学网刊》责任主编。
谯达摩：发起“第三条道路”，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外另举大旗，另开一流；以文本示范和理论建设成为该写作倾向之旗手；
随着80年代非体制写作诗人的陷于沉寂或安于隐忍。填充90年代直到新世纪初，这一时期，贵州民间诗坛出现的，是呈分散化、圈子化与零散化的如下诗人的活跃——
贵阳诗群：
1、以“贵阳三剑客” （赵卫峰、黑黑、西楚）为中心的省会诗人圈；；
2、以王家洋、闵云霄等“大开发”诗歌同仁形成诗人圈；
3、白沙、钟硕、青红、宋冬游、丁香木，天空，清缁、季节、青石小城等女诗人群
黔南诗群：“黔南三雄”（发星语，指梦亦非、黄漠沙、媚子）开始凸现，加上从黔南外出求学的熊盛荣等，后与四川大凉山的发星等联盟为引人注目的地域写作诗群；
黔北诗群：以姚辉、郭思思为中心聚集的《大十字》诗歌同仁，黔北在贵州人文地气最为深厚，民间写作人数也最是庞大；
黔东诗群；有末未、隐石、冉光跃、淋寒、尹嘉雄等十多人；
黔西北诗群：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地域诗歌群落现象，从黔西北走出，活跃在省内外的诗人有人；即使留守本土，也还有空空（赵翔）、禄琴、刘馨泉、彭澎、管彦博、张永光、冰木草等十多人。
转型期的贵州文坛，虽然官方意志与民间意识有了更多的和解，体制内外写作界限逐渐消弥。但纯粹坚守边缘自由写作的贵州隐态文学依然存在。即便处于低谷期，贵州非体制文学成绩依然相当突出：民刊《大骚动》与《零点》仍然跻身全国诗界引人注目；诗人黄翔写出了他的百万言长篇《逃》（后在美国出版时改为《自由之血——天空下的一个人或一个人的天空》）、随笔《梦巢启示录》（后由台湾唐山出版社于2001年5月出版，改名为《梦巢随笔》）；和组诗《大动脉》、《中国诗歌摇滚》等力作；哑默亦有随笔《疯狂百年》、《百年春秋文化泪》、《等待命名》、《火炬与苦难的旗帜》等力作；其他在野诗人如吴若海、梦亦非等亦出手不凡。
进入转型期，贵州独立自由写作也开始进入网络。 通过网络获得自由写作的贵州诗人，已不可胜数。网络提供了民间诗人多元取向的自由度。最值得关注的，是具有先锋色彩的探索。但始终坚持在主流话语之外不为官方意识接受和容纳的网络写作，与贵州有关的还不多见。除流亡海外不时有新作出现的黄翔与袁红冰，最为凸出的，是一位现居黔西北的独立自由作家汉心，以其文化批评名噪海内外！《启蒙》作家群的莫建刚、方家华、福庆与陈西也偶有文章在海外发表，但已不是文学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现居北海的贵州诗人龙俊，先是参与“垃圾”先锋诗歌运动，后又创办《低诗歌运动》论坛与《低诗歌》网站，试图创立“低诗歌流派”；他致力于《低诗歌网刊》的编辑并与海南诗人花枪主编了大型民刊《低诗歌运动》，因其对中国当下先锋诗歌——低诗歌运动的推动，成为“中国低诗潮”的弄潮儿，较为引人注目。
进入转型期，诗歌评论家张嘉谚以“复活”的姿态焕发出独立自由写作的活力。自1997年北大访学归来，他对黄翔、吴若海等自由作家的评论，以掘发其“活化石”价值引起海内外瞩目；04年初他“涉网”之后，写作更为活跃。其标举诗人与批评家的“独立、自由、责任”的精神品格，或点击网络诗病象，或评点当下先锋诗写作——垃圾写作现象，努力将非体制性的独立自由品格外化为先锋写作精神。在发现“低诗歌”现象并提出“低诗歌运动”之后，他进一步倡导“诗性正治”与“个体先锋”写作；成为中国网络低诗潮的重要评论家与实力推动者。
黄翔、哑默、吴若海、王强……等等贵州隐态诗人对自由写作精神骨质的坚守，使独立边缘的自由文学始终血脉尤存。
以“潜流”的视角看，独立边缘的贵州隐态文学的确是一脉源头久远至今未断之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