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自由圣火》拜读过曾节明的新作《邓小平的流毒和对中国的贻害比毛泽东更深远》（以下简称“曾文”），感到该文的观点太反动，即只看到当今中国社会的阴暗面而忽视其积极发展的趋势，给予其全面否定。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个方面，只看中其一并无限扩大化，必然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其发展规律；这就是“曾文”观点过于偏激的根本原因，以下就其明显有失公允的段落分别批之。
甲、“……同样面对老百姓的大规模聚集抗议事件，毛泽东再残暴，1976年四月，尚且不敢开枪，只敢出动民兵用棍棒驱散；而邓小平则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采取比当年北洋军阀凶恶万倍的手法，调集几十万野战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屠城，这是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加凶狠的地方。”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邓小平还“出动民兵用棍棒驱散”市民和学生，那么落荒而逃将是“民兵”；事实上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在不“动真格的”（开枪）的情况下也难以在指定时间内到达“天安门”，可见市民和学生的抗暴能力有多么强大！“六四事件”是中共执政以来遇到的空前抗暴斗争，所以镇压也只能“升级”；如果有更平和的解决方式，难道邓小平愿意向世界证明自己是独夫民贼？毛泽东比邓小平更能蹂躏生命；“毛”在“夺权”的路上腥风血雨，对此不必多言；而“‘大跃进’导致四千万人饿死，”（摘自“曾文”）“毛”对自身的惩罚仅是不吃猪肉，真够“仁慈”的！
乙、“……毛泽东的疯狂倒行逆施，倒是一度完全改变了中国人只注重经济实惠而不关心政治的习性。毛泽东通过一系列狂热的政治运动，使得全民成了‘政治人’，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由两千年来的‘经济动物’一跃而变为‘政治动物’，这造成了两个后果：
一是在毛泽东的巨大权威和意识形态狂热的鼓舞下，中国民众即使缺衣少食也能默默忍受，不会联系到政治层面。‘大跃进’导致四千万人饿死，却没有出现大的骚乱，就是例证。
二是毛泽东所激发的政治热情和理想激情，能够成为一股强大地追求政治进步的动力，在毛泽东死后，很容易汇聚成摧垮中共专制统治的历史潮流。从陈泱潮的《特权论》、李一哲的大字报、任畹町的《人权宣言》、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大字报标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毛泽东泛政治化无意当中从反面促成的中国民众政治觉悟的大觉醒；从民主墙运动的历史记忆里人们可以清楚地回味那个年代中国人追求巨大热情：清苦简朴的中山装、土得掉渣的布鞋和凉鞋、热情洋溢的演讲者和如潮的读者和观众全神贯注的倾听，无论是讲演者，还是听众、读者，眼中都闪烁着理想的激情光芒和真诚的渴望，脸上都不见如今中国人脸上的那种惯常的冷漠和玩世不恭的神情.....当年中国，这样的渴求政治进步的巨大的群众力量和真诚的社会环境，如今去那里找？”
“文革”中毛泽东搞的狂热政治运动是把大众调教成到处吠咬的一群群疯狗，使其成为自己重新夺权的工具；可怜的中国大众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一表明毛泽东把大众“玩”傻了，饿死也不知道造反（“文革”前）；实在是高！二说明毛泽东的“玩”法却也产生了意外的少数精英；可是他们只敢在“毛”驾崩之后发表言论，引导中国民众政治的大觉醒……而“曾文”对今人的指责是没有依据的，十八年前的“六四”就是邓小平统治集团不再搞愚弄民众的政治运动而人民日益觉悟和勇气可嘉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言，那是一场中共执政以来面对的空前抗暴风潮。曾节明应该想一想，“六四”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人民处于更为水深火热的“文革”之中？在群体不被饿死也可能被“整”毙的“毛时代”远比今日的“腐败”、非民主更让人怵目惊心，难道不是毛泽东的“整人术”扼杀了人民的反抗？所以今日中共不再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是其顺应时代、改革的进步，值得肯定！
丙、“其实，比六四屠杀危害更深远的，是邓小平麻痹人民斗志软刀子杀人功夫。从镇压民主墙运动开始，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就千方百计地诱使中国人去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实惠和一切无关根本的细枝末节问题，去做一个不问政治、漠视政治自由的‘经济动物’。这是一条比毛泽东统治术更为阴险狡诈的毒计……”
此段话表明了事实，但是总结出错误的动机。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针政策就是要把中国大众变成“经济动物”而不问政治，这样中共就可随心所欲了……中共表面上指责某些人的堕落——吃喝嫖赌；可是如果人们积极向上而要求民主，当局岂不更加心惊胆战？毛泽东使中国大众既贫困又被当作猴子耍弄，邓小平则让中国人作没有政治头脑的“经济动物”；二者大相径庭。毋庸置疑，邓小平“利诱”人们忽视政治的方式当然应该受到抨击；但是同样曾节明也应该明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的道理，就是说“邓”的“利诱”政策远比毛泽东的“贫困＋政治运动”对人民大众造成的危害更轻微……难道曾节明是贱骨头，不被人“整”就更难受吗？
丁、“毛泽东依靠在极权下（全封闭的社会和洗脑灌输）煽动意识形态狂热和个人崇拜维系统治，既容易‘物极必反’，也难以长久维持，因为‘大救星’一死，统治的支柱就很可能倒塌。如果毛泽东死后，华国锋、邓小平夺权失败，江青等人接班成功，中共政权很可能会在八十年代垮台，绝不可能维持至今。”
以上的事实自然不错；但是曾节明由此论证，那是一个中国走向民主的好时机，其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华国锋、江青等人的“按既定方针办”是自欺欺人的梦话；一旦毛泽东驾崩任何人也不可能长久地维持那个烂摊子……如果邓小平不“上台”，中国可能在几年之内发生内乱。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满清”覆亡之后我们的民主先驱者们无力在中华大地实现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由此才有“军阀混战”、中共“占山为王”；而这一切又为日寇侵略中国提供了“良机”；此后的“国共”决战而中共取得全面的胜利，则无情地说明中国人38年间（1911-1949）的民主探索彻底失败了，中国统一的政权还要在血腥的战争中产生；而十年“文革”使毛泽东的专制统治走向登峰造极、空前绝后（以后是否还会出现类似的民族疯狂？）的境地，“毛”把绝大多数中国人“玩”到癫狂的状态……如此一个缺知识、乏理性的民族一路走来，在毛泽东驾崩之后曾节明凭什么相信中国能够实现政治民主化？
戊、“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毛泽东的暴政基本上是人亡政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保专制路线，在其死后却继续祸害中国，维持中共专制的苟延残喘，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流毒和对中国的贻害比毛泽东更深远。”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并未因其人亡而政息，是“邓”的精明之处，其还要维护子孙后代的利益和中共的权力；而毛泽东是不计后果的暴君，正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所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现今的许多政治弊端是毛泽东暴政的遗产及邓小平、其继任者不肯进行“政改”的结果；因此不应该全部记到“邓”的“账”上，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总而言之，邓小平倡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脱胎于毛泽东的遗产——一个政治、经济烂摊子，经过二十多年国人的努力，中国的经济、文化等等领域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是进步而不是倒退，而“进步”又必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政治体制难有突破性的进展，“政改”谈不上日程；然而当初为适应“经改”政治体制的调整在所难免，否则“经改”也无法起步。“经改”后的“六四事件”是迄今为止最大一次人民革命对中共专治制度的冲击，它的失败也不足为奇。今人绝不会比“文革”、“六四”时的人们更无识和胆怯，如今是下一次类似“六四事件”的潜伏期。它更可能产生于中共的经济、政治重大举措失误时而引发民怨冲天；或者说从量变到质变，民怨日积月累，由一点小事“引爆”不可收拾的结局……从清末的“戊戌变法”（经济改革）到成功的“辛亥革命”（1911年）历时整五十年，“辛亥革命”之前人们可能看不透“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人们就该明白“变法”正是“革命”（物质、思想）的基础！同理今日“经改”的重大意义绝不容否定！
曾节明对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全盘否定，正在于没有看透“经改”的本质和其后继的积极意义——“经改”是“政改”的导火索；因而是不合适而反动的。
2007-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