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乌有之乡”论坛讲座上遇到了一位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先生。
起初，他的被人注意是在一次讲座的末尾。这次讲座的内容是关于外资企业如何在中国境内合法或用灰色的手段流失中国财富的。主题是沉重的，大家的心情亦很沉重。最后，主持人号召大家向主讲人提问题。这位”共产主义”者毫不犹豫的举起了手。主持人把话筒给他，他气宇轩昂的大声喊出来：“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你是站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或考虑问题吗？我告诉你，现在的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重新回归到毛主席的方针路线上来，才是正确的！事实证明，中国这些年所谓的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背离了社会主义人民，背离了毛主席!”
他的讲话引起了人们的惊奇，他的表情和态度引起了人们的哄笑。此人身材瘦小，头带一顶军帽，衣着破旧，身上，手上、脸上似乎还带着建筑工地上的那种泥灰。
主讲人是一位很文静的中年女士。面向他微微一笑说：“这位先生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因为…….”
“不要叫我先生，要称呼同志！”他迫切纠正道。
“这位同志，不管怎么说，改革开放的成绩还是有的，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是…..”
“什么成绩很大，我告诉你，我已经来北京上访十年了，北京的官老爷很厉害啊，这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的国家!”
“这位同志我理解你的遭遇和心情……”主讲的女士想继续说下去。
“不用说了，毛主席已经给我们指明了道路，中国人民早晚要重新回到真正的马列主义路线，回到毛主席所开创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他的自问自答结束了。又引来了一阵哄笑。
在下一次的讲座之前，我遇到了他，招呼了一下，就坐在一起聊天了.
我问他:“你是共产党员吗？”
他说：“难道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是共产主义者吗？现在的党员都是什么玩意儿！我不是党员，但我绝对是共产主义者！”
我又问他：“难道你认为只有回归毛泽东时代中国才有希望吗？你不认为完善的法律，和适当的民主选举和公开的舆论监都机制中国更需要吗？”
他似乎觉察到我在把他往“右”的道路上引。慷慨激昂的说道：“你说的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毛主席，列宁、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都已经批判过了，资本主义是腐朽没落的！”
“难道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法律和民主，人民不需要言论自由吗？”我问他。
“红卫兵可以上街游行，人民群众可以自由的张贴大字报，这不是人民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吗？”
“红卫兵的游行和大字报对社会秩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破坏的只是那些官老爷和资产阶级分子！在那个年代，那个氛围下，当官的敢向现在这样贪污腐败吗？”
我感觉一时半会儿还不能说服他。就聊到了他的经历。他是辽宁丹东人，将近五十岁了。工人阶级出身，读过初中但没毕业。以前在一家国企工作时，因事故头部受伤，他对领导的处理不满，遂进京上访。辗转十年间，国企效益日益下滑。他的不满也就越来越多。有一个儿子在老家工作。为了不牵连家人，他很少和孩子家人联系。谈及未来，他愿意在上访的这条道路上永远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结束。在他的周围，颇有一群工友在追随崇拜他。
我问他：“如果一件事情看起来是很没希望成功的，有必要坚持到底吗？”
他说：“现在的意义已经不是我的问题政府能不能给解决了，我知道我的问题是解决不了了，我就是看不惯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要向社会讨公道，为了人民，为了中国的未来！”
我又问他：“难道你认为中国只有在走毛主席时代的路线才是唯一的出路吗？”
他说：“毛主席的时代少有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没有现在这么大！”接着这位“同志”引经据典的说了一大通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患寡而患不均”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官员见到普通百姓很温和，现在的“公务员”架子大，脾气大等等。不可否认，他说的话我认为有些是事实。但是我很讨厌他那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绪。我对他讲“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很多人，连刘少奇都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接下来他的回答就很不友善了。他说：“很多人以这个问题反驳我，企图抹黑毛主席，我就会反问他们：你们的父母或祖辈饿死了吗？如果没有，就证明你们不是受害者，就不要乱说！”
“什么逻辑！”我心里暗骂。他的回答让我很气愤。
我对他讲我是右派，我认为中国只有走民主、法治和适当开放言论自由才是唯一出路。他叹气惋惜道：“现在的年青人，太迷惑了！”
因为他目前以泥瓦工做小装修工程谋生，我想到我家里有些事情需要他做。就对他
讲：“希望您能到我家里来，做些活计，顺便也可以和您交流些思想！”
“你是右派，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同志，话不能这么说啊，我父母都是农民，我目前也是打工的，属于工人阶级，如果您认为您是共产主义者，那么我们应该是同一个阶级啊，都属于无产者!”
“那好吧，活可以做，不过你不要试图说服我接受你的思想主张！”
“好的，您可以尽管对我宣传您的看法和认识，我不忌讳！”
到了我家中，或许出自阶级友爱，他对我的父母很亲热。要他所做的工作并不多，所以晚上我下班之后可以和他闲聊一些时候。我很想教他学会打字和上网。他也表现出很迫切的愿望。让我帮他找一些“毛泽东旗帜网”或南街村、华西村、韩村河等一些网站和消息。他对于南街村非常向往，曾经亲自去考察过。他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未来的模式。对于能在网上能找到如此之多的“同志”和如此深刻的理论，他很高兴。认真的向我寻问装一台能上网的电脑要多少钱？我耐心回答他，并表示我随时可以帮忙。其实我们之间的谈话还是有些共同点的，尽管我很厌恶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但是能感觉到他希望中国富强，人民幸福的那种迫切愿望。我试图向他说明一些历史问题，如抗日战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理念，但是总被他粗暴的打断，总之，凡是一切不利于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的言论他一概听不进去。晚上他和我全家一起吃饭，他仔细认真的把碗中的每一粒米用菜汤吃干净，不肯浪费一点。
我们谈论国际问题的时候，他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深恶痛绝！认为北韩国家的贫困是美国一手造成的。因为他家在丹东，靠近中朝边境，见过一些朝鲜难民，说到难民的悲惨境遇，他充满了同情。对于金日成敢于对抗美国的“霸权主义”又满怀敬佩之心。
过了一两天，工作做完了。我算工钱给他，他很认真，盘算着吃饭应该折扣多少，住宿又该怎么算。我没有计较，按照他说的数目付给他。他要求在我家中多耽搁一天，我同意了。第二天早晨，我问他去哪里了，他回答又去上访了。而且很不顺利，他和很多上访的人被警察冲击遣散了，似乎还有人被打、被抓。他很生气，不断念叨着：“这个国家必须改变了，不能这样下去了，在不能这样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帮他做什么。就这样，他背起自己的行囊，离开了。
后来，在北京大学的乌有之乡讲堂，这个被称为中国左派基地的地方，又似乎听有人提起过他。
他会一直到老永远流落北京的街头吗？出路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