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代暴君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的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他发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治国模式就让所有国人吃尽了苦头。“后毛泽东时代”的今天虽然“拨乱反正”了“政治运动”的恶剧，但离真正意义上“依法治国”模式仍然相去甚远。
在中国大陆，凡大小会议上领导人的“讲话”，不论有意无意，在下属眼中一律都是“重要”的，而且也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深入领会和认真学习”的。就像“稳定压倒一切”的最高指示一样，“重要讲话”不但可以成为压倒现行 “宪法”的尚方宝剑，而且可以成为压倒一切的行为准则。
这便是今天中国一成不变的政治现实。
一、“领导讲话”取代“依法治国”
众所周知，从中央到地方领导的所谓讲话通常都是由秘书班子起草的，所以听起来就像著名作家沙叶新讥笑的“绝对的教条，绝对的乏味”。举凡领导的讲话往往是居高临下的指示，而无法做到与底层真诚平等的交心。
我想，对中国政情没有多少了解的西方学者如果初次踏上这片习惯于封建专制的土地，就会很容易发现充斥于主流新闻媒体有一种官方制造的语言暴力：“认真学习……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会议的重要精神”。这类提法在西方民主宪政国家自然是匪夷所思的。
在中国，以领导意志取代“法治”大行“人治”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有了中央领导讲话的精神作指导，就可以成为一切法律之父。无论任何法律都不能和领导意志处于同等的地位，更不能超越“领导指示”之上。领导的重要讲话或会议精神或决策历来高于一切。而纸面上的宪法在领导随心所欲的意志下往往变得可有可无。
早在“文革”时期，以“政治运动”方式随意开展的政治斗争就开了执政党可以不受宪法法律约束的先例。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中制造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如“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便堂而皇之取代了正常的法律手段和法律形式。那个时期的法律虚无主义就是从政法界的“反右”运动开始直到“文革”时期统治了整个国体。而且在以后的“文革”之中被广泛滥用。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即便“领导指示”与法律对某一问题的规定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时候，服从的也不是领导而是法律；法律在彼时倒变成了贯彻领导指示的重要工具。诸如中央文革的“指示”、“两报一刊” 的社论以及评论员文章均可取代宪法。法律在那个时期被彻底埋葬了。
从“领导的决定高于一切”的荒谬逻辑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宪法只是摆设，而且看到的是大多数国人对权势的畏惧盲从、毕恭毕敬、畸形崇拜、人格匍匐和公义不存。
二、中美开会的差异
在美国或其它西方民主国家，正因为是领导人的讲话，才应该也可以由大家自由提出质疑而无须承受“学习”、“领会”之压。
美国人开会，听众参与程度很高。美国人开大会时，大多不设主席台，充分体现了民主参政议政的自由精神。谁讲话谁就可以走到话筒前。主讲人讲完了，提问的人在下面或到另外一个话筒前发问，主讲人再逐一回答。听众的参与使会议更加生动，活跃了气氛，提高了针对性，使听众可以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美国人在会上发言，通常都有时间限制。会议组织者在通知发言者时，一般都会提前告诉入会者可以讲多长时间。作主旨发言的，一般也只有15至20分钟左右；其他发言者，通常不会超过10分钟。当然，美国新闻媒体也会报道大大小小的会议，但不像中国这样只能由人民日报评论员报道会议本身，而是通过会议报道有一定深度的相 关新闻及社会动态，并提出人们直接关注的问题。所以，观众得到的信息量很大。
同样是开会，在中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如北京“两会”实行的是一种政府报告、代表倾听模式。会议内容乏善可陈。普通代表只有在分组讨论中，才能获得有限的发言机会。而且如政府工作报告，领导一读就是两三个小时。报告的套路、模式年年一个样，听起来足以让代表们昏昏欲睡。
曾经有北京的一位摄影记者，在人民大会堂一个隆重的会议上捕捉到江泽民歪着脖子大打呵欠的镜头。我后来也看到了那种丑态百出的照片。江的这张照片公诸于世后立马惹起一场风波。而这位记者也因为损害了领导的威信和形象而受到了处分。
为什么中国人开会往往容易出现鼾声此起彼伏的现象呢？这就是因为中国官场的大多数会议只是追求形式主义。这在上一届的两会上就得到了集中体现：枯燥、乏味、程序化的官派表达。会上看不到对国计民生的深层关注，而是大玩空话套话，根本不可能调动入会者的参政热情，所以只能是“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台下听得昏昏欲睡”“年年两会年年睡” ……
在中国做领导的为何都喜欢开会呢？原来其中内有乾坤:
其一，开会可以减轻责任、规避风险。现在有很多事情，都是“一把手工程”。而一把手为了减少风险，于是就开会。只要会开了，文件发了，就算“领导重视”了，将来真的出现闪失，责任则由集体领导负责。
其二，开会可以取悦上司、捞到政绩。领导讲了话，都会希望往下传达。及时传达领导讲话，既是对领导的拍马机会，又是显示自己重视的政绩。一石二鸟，何乐不为？
其三，开会可以张扬自己、获得名利。君不见现在各种媒体，整天都在报道会议。如此一来，开会就成了官员们宣传自己的机会。只要把主要领导请到，会议就好报道。打水运柴，莫非妙道。而且开会还可以使一些官员巧立名目游山玩水。于是官儿们就自然要变着法儿开会了。
“以会治国”是中共专制政权有史以来形成的历史习惯。它不仅是对人民参政权的强制性掠夺，而且也是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
三、“文山会海”浪费“地球资源”
在中国，从上到下的“文山会海”浪费数目非常惊人！
据北京某记者报道，某酒店平均每天要开6、7个各种各样的会议。每次开会前，都会在每一张空椅子的前面无一例外的摆放着铅笔、纸，还有一杯满满的矿泉水。会议散场后，几乎所有的座位上都留下喝了一半的矿泉水……记者粗略地计算了一下，这样的一杯水大概有250毫升，一次会议水的浪费就在85升左右，每天就要白白消耗近600升，一年就是21万升。作为全球１３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我党的节水的概念目前还仅仅停留在空泛的理论上。
据报载，前几年，商业部的有识之士曾别开生面地举办过一个“公文展览”，陈列的数据表明，这个部一年中仅印发公文、简报就耗资22万元，用纸4000令，总重达100吨，可装满25辆大卡车。其实，这还远远称不上“文山”，充其量是个“文堆”而已。
另有一项统计显示，我国公务员人均纸张占有量以每年１０％的速度增长，是部分发达国家的１０倍多。目前纸浆需求量的猛增是中国木材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年造纸消耗木材１０００万立方米，进口纸张４００多万吨，纸张的大量消费造成了森林毁坏。因此报载有关人士曾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直接砍伐森林，但木材是造纸的主要原料，浪费纸张就等于加入了砍伐森林的行列”。
据调查，召开一个百人以上的会议，从材料起草、印刷、装帧，后勤人员会场会务准备，参会对象公车来往、吃饭休息，会务成本都在万元以上。有些会议有意开到风景名胜区，在有空调的宾馆饭店和会议室召开，发放纪念品等，其消耗的人力财力、时间精力令人惊叹！据估算，一个地级市每年的大型会议财政经费都在500万元以上。一个县、区每年的会议经费也都至少在两三百万元以上。如此庞大的会议支出既是 “会议腐败”的直接导因，也是 对“地球资源”肆意浪费。
这种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会议浪费可用官方网站新华网中引用的一段妙语来形容：“一根烟二两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坐栋楼”，这段顺口溜不是深刻地揭示了政府行为浪费的严重性吗？
四、“依法治国”还是“以会治国”？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其实至今仍然还是“舶来品”。然而在舶来的过程中，那个时代的思想家还没有认识到，“西方法治是基于对权力专断和腐败的深深不信任而确立起来的用理性 的来约束权力”这一价值系统而建立起来的。而将“法治”看作是国家强大和民族独立的手段，但这样反而使“法治”本身失去了信仰和尊重的价值。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误读”是情有可原的。可是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官方意识中，依然用“人治”或“会议”的形式取代 “法治”，就毫无任何牵强的借口得以解释了。“以会治国”之所以在中国大行其道，乃是因为“依法治国”的难以实施。“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报告贯彻报告，以讲话贯彻讲话”，其中独独缺乏以法律监督公权的余地。“依法治国”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全体公民，同时决定了“依法治国”的客体对象就必然是国家权力。
西方立宪主义历史的权威之一麦克尔文说过，“唯一能够从‘法治而不是人治’的口号中抢救出来的东西就是，良好的法律不应当把权力交到任意的或反复无常的行动的权威的手中这个观念。”可见西方法治的核心一直都是“制约权力，防止权力侵犯公民的利益”。当今的中国只有使法治不从属于任何的口号和运动，不受控于政府意志，宪法的权威才有可能最终得到体现。而且，权力发展的必然的趋势是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是分权而不是集权。
由于中共目前无意于改变其一党专制的立场，党权仍然凌驾一切。故即将开场的中共十七大无庸质疑肯定又是一次在政改上了无新意且经过一番暗中权力较量后的公开展示而已。“依法治国”如果不剔除坚持一党领导这一信条，以“会”治国仍将持续。而“依法治国”之路仍然相当漫长而遥不可及。
当中国人开会时不再习惯于酣睡入梦，“会议”程序不再排斥大多数底层的呼声，而且当领导人的讲话不再高于一切且能真正从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深处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以“会”治国便终于能够走出专制历史的怪圈 。“依法治国”才能使中国真正出现的民主自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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