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语
法兰西文学是人类走向自由之路的重要的文字见证。十九世纪的法兰西文学是世界文学中最璀璨动人的篇章之一。作为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遗产，大革命本身所具备的激情既产生了一大批“理想主义的革命家”，推翻了旧制度，又催生和推动了法兰西自由文学的发展，这是大革命的另一不朽功勋。
如果说大革命更多的只是产生了一些即兴作家，法国自由文学虽从这里真正发轫，但却尚未完善的话。那么，从十九世纪开始，法国文学却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成熟起来，巴尔扎克、雨果、左拉及司汤达等一大批大作家的出现，使法兰西文学作为世界自由文学的重要代表为世人瞩目。它说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自由文学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见证，没有对自由的追寻，文学是苍白的；没有自由之路上的坎坷旅程，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不会真正成熟。
“距离产生美感。”历史如此，文学也是如此。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作为大革命的思想产物，既吸收了其自由传统，是对大革命在文学上的一次反省，同时，更是以大革命为思想武器，或对当下的社会进行解剖，或抒发对未来社会的期望。批判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十九世纪这些优秀作家的作品里，熠熠生光。作为历史积淀的文学，在政治上的复辟与反复辟之间，走上了自己的“自由心路”。有了自由的表达。
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对今天的中国文学有着相当的借鉴作用。尽管一在欧洲，一在亚洲，历史文化廻别，今天的中国现状也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的法兰西。然而，在大的历史进程中，人们还是可以发现不少共同之处：十九世纪的法国开始从一个农业国家走向工业化，城市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开始出现。工业化带来的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使社会的和阶级的矛盾愈益激烈。大革命之后的法兰西走上了政局短期稳定，政治长期波动的历史时期。
文学现象作为社会现实的产物（也是现实的提升物），法兰西文学对今天中国文学的借鉴作用在于，文学不仅只是“象牙之塔”的思想，更是走出了“象牙之塔”的一种参与；作家不仅只是个人的表达，更可能是一种社会的表达。尽管这种“参与”或“表达”可能是因人而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和色彩。
巴尔扎克的作品和及其命运
今天中国读者对法国文学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以我们过去文学批评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参照的。这不是中国读者的错，而是源于中国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传统。这个传统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作家个人的创作个性。然而这一批评方法作为一种对文学现象的解剖（部分的对作品的解剖），作为一种方法论仍有可拾取之处。对巴尔扎克也是如此。
被冠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头衔的巴尔扎克是法国十九世纪文学的杰出代表。尽管对这个“批判”的理解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得如此不同和抽象——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作品本身赋予的，而不是其它。“批判”的意义是读者赋予它的，而不是作家本身的初衷。如果是后者，作家（特别是象巴尔扎克的作家）便没有了表达的自由。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
在法兰西文学中，第一次（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解剖从巴尔扎克开始。在后来被归之于《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的系列作品中，他试图全面解读法国的过去和现在：在解读现在的时候他比较成功，在他试图解读过去的时候，他并不是那么成功（这里他不同于之前的那个具有深厚历史修养的大作家夏多布里昂）。
巴尔扎克对法国现实的解读和表达（从作家的角度则是创作），根源于他早期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他不是一个书斋型的作家，他的作品是从对现实的努力开始，到最后对现实的失望而告终。他总是试图参与现实，试图改变现状，然而最后却总是被现实改变。资本主义的铁血法则打破了他单纯的癔想。现实中他失败了，在作品里他成功了。
由此，《人间喜剧》的最大的价值是，作家给后来的人们提供了详细了解十九世纪法国和巴黎的全景图，特别是巴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场景图。至少也是后来人们直观了解过去巴黎生活的资料之一。虽然不一定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巴尔扎克提供的东西比法国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还多。
《人间喜剧》只是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远不是全部。作家所处的当时的巴黎，实在而言只是一个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中心”的法国，还不能代表那个当时这个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农业国家（尽管它正在走向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巴尔扎克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新闻和事件的记录者，他只是从自己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法国或巴黎。最重要的是，《人间喜剧》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了。
与《人间喜剧》的成功略有不同的是，巴尔扎克的现实生活和他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他的复合人格。他现实生活命运呈现出的另一面也同样值得人们玩味。
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曾写过一部《巴尔扎克传》，在众多的巴尔扎克的传记中，这是笔者喜欢读的一本。史蒂芬·茨威格的传记充满了激情。在那个对英雄和权威迷信的时代，在一个真实缺失的社会，茨威格的传记所叙述的那些伟人以及伟人背后的故事，在理想主义的色彩中凸现出的逼人的真实，使人震撼和反省。
巴尔扎克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经历了拿破仑之后的法兰西，英雄们早己死完，即使有漏网的，也难逃进圈的厄运。这是一个平庸而又残酷的时代。巴尔扎克生活也不比这更好。笔头上的幻想铸就了不朽，与此相应却反衬托出其生活命运的坎坷，即使在他的《朱安党》给他带来初步的成功后也是如此。
早期的巴尔扎克有着他的爱情和婚姻的美梦，从幻想到幻灭，债台高筑又使他凭添更多的幻想和幻灭。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讨一位有钱的贵妇或者贵小姐为妻。但由于他的外貌并不象他的思想和作品那样充满魅力，更由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钱，所以他最多只能去追求贵妇，即使她已经结婚甚至可以当他的母亲。这样的要求不是很高，巴尔扎克的要成为在以笔征服巴黎的名作家的同时将二者兼顾，然而这种两全其美的事发生在作家身上的机会很少。
他在巴黎的社交圈子寻找自己的猎物，对于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巴尔扎克开始寻找机会张开他的大嘴，瞄准有钱的贵妇。就此而言，巴尔扎克是在债务和贵妇之间流亡的作家，他不惜为此迁徙和移居。在可以作他母亲的伯尔尼夫人那里，他寻求到了一个庇护人，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巴尔扎克的银行，当债务缠绕不去的时候，巴尔扎克便从那里支出。
在巴尔扎克的追星族中，德·韩斯加夫人是一位有钱的乌克兰贵妇，她和丈夫拥有的资产富可敌国。如果奇迹发生，巴尔扎克不但可以偿还一切旧债，还可实现他作一个投资家的梦想，尽管事实证明正是后者才是他负债的原因。奇迹后来慢慢发生了：韩斯加夫人的丈夫死去，他们的婚姻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巴尔扎克为此耗竭已尽的希望最终实现。尽管这场婚姻差不多是巴尔扎克的坟墓。
《人间喜剧》就是这样完成的。他一边为生活的梦想忙碌，一边为作品里的更大的梦想笔耕不缀。他声誉日著。现在，巴尔扎克已经老了，巴黎的世俗婚礼不久他便躺到了床上爬不起来。“巴尔扎克于一八五四年八月十七夜里十点半钟逝世。他的母亲是惟一在场的人，他的妻子早已退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他的死是很凄凉孤单的”（ 茨威格《巴尔扎克传》）。
然而，即使是命途多桀，爱情和婚姻都成为了幻灭。巴尔扎克还是以他《人间喜剧》见证了他的自由心路。正如雨果在巴尔扎克的掉词所言，“从此之后人们的眼睛不会朝着统治者的脸孔望去，而要朝着思想家的脸孔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