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955年开始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
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杂志发行人、文学翻译家，湖北蕲春人。早年在日本曾加入共产党，三、四十年代是上海的左翼作家，与鲁迅先生私交甚好。
中共高层中对胡风了解最多的是周恩来。1941年周曾派人送路费让胡风到香港隐蔽；日军侵占香港时又指示将胡风等人救出回到重庆，以文艺为武器与国民党作合法斗争。
毛泽东执政后，由于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和某些执掌文艺大权的官员有不同的看法而遭到他们组织的批判。胡风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据理反驳，并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因而受到政治迫害。毛泽东及周杨等人把胡风及与他有联系的人，以至向胡风投寄过稿件、支持胡风的人打成“反革命集团”，“国民党特务”，有近万人被投入监狱，胡风本人遭受了三十年牢狱之灾，并曾一度被判死刑（只是未执行而已）。仅因为不同的文艺思想就以言定罪，毛泽东甚至认为胡风有“可杀之罪”。这是典型的文字狱，是千古的奇冤。
与“反胡风运动”的同时，毛又在全国开展“肃反运动”。两者的结果，在全国造成了政治上的大恐怖。
“肃反”与“镇反”不同。“镇反”的对象是原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肃反”则是“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象是在革命队伍内部。
借“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名义清除有碍其独裁专制的人早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毛泽东就搞过，早是轻车熟路了。
在运动中，毛泽东主观的定下了目标，“估计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均占百分之五左右”。“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
这是多么荒唐的“指标”。在毛思想的指导下，各地各单位都成立“肃反领导小组”，全国的“肃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全国大约有30万人被非法抓捕、关押、数百万人受到非法斗争，像潘汉年（上海市副市长）、杨帆（上海市公安局长）这样的中共高干都不能幸免，这是毛泽东再次在全国制造大批冤案。
经过“反胡风”和“肃反”，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再也不敢发表意见了，中国的知识界已经死气沉沉。用作家巴金的一句话说是“不敢做声”了。
5、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毛泽东执政后，一边倒的学习苏联，从列宁、斯大林那里学到了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验，在1952年就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这个改造包括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对整个社会制度和人的改造。
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先是把农民组成互助组，1955年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对个体手工业则先组织手工业供销小组或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先是采取委托加工、计划定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再到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
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要共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把全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轨道。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破坏中国的经济建设、危害国人的荒唐之举。
6、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
经过思想改造、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之后，知识分子都被整肃得抬不起头，人人谨小慎为，不敢作声了。
1956年苏共22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独裁残暴的罪行，其后又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斯大林死后，面对国际共运的危机，毛泽东一方面想当上国际共运新的领袖，一方面要解除中国发生波、匈事件的危险，他决定用整风和鸣放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
从1957年的春天开始，毛泽东以“助党整风”的名义，反复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鸣放”。在毛泽东和各级党委层层的动员下，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大学生以及一些有良知的党政干部果然站出来鸣放了。可以说当时所有的鸣放，全都是好心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提意见，为了中国的前途希望毛泽东们改正错误，绝对是善意的忠言。
然而好心得不到好报，毛泽东自称他是在搞“阳谋”、是“诱敌深入”，林彪更形象的称之为“引蛇出洞”。鸣放者们做梦也不曾想到，鸣放之后紧接着是全国的反右运动，把上百万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部分党政干部打成右派，使他们遭到了残酷的斗争和打击，有的被关，有的被送劳教，有的被逼自杀，家破人亡。可以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字冤狱，是“以言治罪”的最典型案例。
鸣放和反右运动是毛泽东欺骗知识分子，操纵党和国家机器，践踏宪法和法律，是绝对错误的一场运动。
7、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经过镇反、土改、肃反、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建成了。此时他的头脑发昏，乌托邦的思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要把神州大地作为共产社会的试验场，把中国人民作为试验品进行共产社会的试验。为了早日在中国实现他所称的共产社会，他号召人们“十五年内赶上美国、超过英国”，要人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由此，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荒诞闹剧出现了。
几乎在一夜之间，由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社变成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全国农村普遍成立了人民公社。当时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公社里实行军事化的组织，男女老少齐出动，成立水利兵团、钢铁兵团、后勤兵团，农民都成了新式农奴。
公社里成立集体食堂，农民吃饭不要钱，劳动记工分还分得报酬。
各兵团按分工，修水利，上山砍树烧炭、挖矿、砸锅来炼铁炼钢，大刮共产风，大放“卫星”，狂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亩产数万斤，以至广西环江县竟有亩产十三万斤的怪事出现，党的报纸发表社论祝捷。真是什么样的人世间荒唐之事此时都上演了。
毛泽东的此举真乃遗臭万年，给世人留下了千古的笑谈。
8、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
毛泽东在1958年的共产狂热，不但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更是使中国人民从思想到心身都有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毛的这一切倒行逆施必然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
首先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批中共高干站出来反对。彭德怀通过调查研究，发现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许多错误，通过正常渠道给毛泽东写信，批评1958年的各种错误。这本是善意的忠言，却为毛所不能容忍。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和权威，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公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彭德怀等人，把他们非法的打成“反党集团”，诬称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使一大批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被整。毛的独栽专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9、1960年至1962年的全国大饥荒：
由于1958年的胡作非为和各种荒唐闹剧的上演，1959年的反右倾又使错误不能得到改正，浮夸风、共产风、不按科学办事，使全国的粮食严重减产，倒置种田地的农民缺少粮食吃，有的根本就无粮可吃。从1959年的下半年开始特别是1960年和1961年，有学者估算全国有三千多万农民非正常死亡。
这一数字是否真实可靠，当然值得研究探讨，长期以来官方也没有公布过一个准确的数字，但这期间的饿死人却全国的普遍现象。
仅据广西几个县官方统计的数字，就足以看出当时饿死人的惨况。
合浦县：1960年春、夏间全县的浮肿病人有8600人死亡；
昭平县：1960年因饥饿患病人数达10多万人，年末死亡8146人；
苍梧县：1960年因缺粮造成6万多人得浮肿病，死亡26057人；
德保县：农民因缺粮，从1959年至1961年间有6328人饿死；
临桂县：1960年春、夏间，农村中因缺粮发生浮肿病，当年出现死亡人数1.58万人（含灵川县）。
广西其他的许多县情况也大致如此。
另据河南信阳地委1960年12月份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列举了两个县的材料：一个是正阳县，最初报告死亡一万八千人，后经揭发是八万人；另一个是新蔡县，最初报告死亡三万人，后经复查揭发出来的数字接近十万人。报告还列举了嵖岈山人民公社（闻名全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数字，最初报告死亡六百人，复查后证实是四千人。信阳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
前中共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说：“老家上杭县南阳公社副书记刘在春路过上海时，向我介绍了家乡的巨大变化，说到家乡亩产粮食跨《纲要》，达到亩产八百斤以上，群众不愁吃不愁穿”。“据我小时候的记忆，粮食亩产一般只有二百来斤，多者也不过三四百斤，如今一下达到八百斤，莫非真的出现了什么奇迹？”“我的大哥在家里务农，他来信说，最近家乡缺粮严重，许多人已断粮，靠吃野菜充饥。”
“1960年4月我回到福建老家，群众异口同声的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我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菜色，有的叫苦连天……。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
“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激动的对我说：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跨《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吃不饱，靠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水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打红旗争先进，不管群众的死活”。
陈丕显当年在他的家乡闹共产革命的年代，虽然那是一个贫困的地区，但并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如今“革命成功”了，他的家乡地区却饿死了八千人。陈丕显在这里是说了实话。
全国各地都处于饥饿之中，真乃悲鸣一片，哀鸿遍野。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大饥荒。这个大饥荒主要不是因为天灾和苏联逼债，而是因为人祸、由毛泽东的胡作非为而引起的。
10、1964年的“四清运动”：
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及由此引发的大饥荒，中共高层的有识之士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1960年起在经济上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特别是在农村中实行“三自一包”，允许农民有自留地，允许开放一定程度的自由市场，此举虽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措施，但实行的结果却使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改善，挽救了许多农民兄弟的生命。正当从1963年开始，经济有所好转的时候，毛泽东又要搞政治运动了。
毛泽东是个一天也离不开“阶级斗争”和搞“运动”的人。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求人们警惕被推翻了的阶级敌人搞翻案复辟。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全国开始了“四清运动”，其后不久在城市同时开展“五反运动”，统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所谓的“四清”，即指“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当时农村中确有“四不清”的问题，这些东西正常情况下都是应该清理的，并非要搞什么运动。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要“抓阶级斗争”，是要“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他认为这是“一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从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了。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这样的一场运动，不但使自土改以来历次运动已被戴帽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再次被斗、被整；对农村中的广大干部也要人人检讨，人人过关，许多人被整、被斗；就是普遍的社员（农民）也少不了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也要被批判甚至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农村经济再次遭到破坏。
笔者在1964年曾参加了桂林市委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到郊区农村进行过“四清运动”，亲眼目睹了整干部、也整群众的全过程，完全是一场整人的运动，对生产的发展毫无帮助。
为期半年的所谓“四清运动”，干部和社员（也包括工作队员），都被搞得筋疲力尽，怨声载道，“四清“，实在也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荒唐的运动。
11、1966年开始的“文革运动”：
从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下达到1976年9月毛泽东的去世，10月江青等“四人帮”倒台，为期十年的所谓“文革”运动，是一场全社会的大动乱，是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的荒唐而残暴的运动。
这场运动不但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统文化受到摧残，国家经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更是使宪法和法治荡然无存，无数的人惨遭迫害和残杀。明为“反修、防修”，实为祸国殃民，是前所未的、空前的民族大浩劫、大灾难，是毛泽东封建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恶果，是毛一生中最大的罪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的开国元勋彭德怀、贺龙等一批高干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其他的干部和群众在运动中被整、被杀就可想而知了。仅广西地区在文革中就有近十万人惨遭杀害，且杀人手段之残忍令人难以想象。全国被非法杀害和迫害至死者至少在百万以上，而被斗、被关押、受迫害的人至少在千万人以上，实乃人世间少有的大灾难（在此就不再重述了）。
纵观上述一系列的所谓运动，人们足可以看清毛泽东是何等样的人，足可以看清他的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什么货色。这一切说明，他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的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在是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
任何一个政党和他的领袖人物和普通人一样不可能不犯错误的。犯了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但毛泽东的一系列所为，恐怕用犯错误是难以解析的了，他不但从不认识他的错误，而且越来越严重，以至到死都不能认识。他不是一般的犯错误，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是历史的罪人。
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毛泽东执政后所鼓吹和所从事的一切，从中国、越南、蒙古、朝鲜、古巴、阿尔巴尼亚，从世界上一切想要推行共产制度的国家（如柬埔寨等）的实践变化和现实，人们足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绝对是不可行的。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拿自己都不再相信的理论来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这样的“主义”是绝无实际意义，也是绝无实现可能的。
当年与毛泽东一道搞共产革命，取得政权后又与毛泽东一道鼓吹和实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邓小平，在毛死后他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连社会主义都说不清楚，那么共产主义为何物就更无从谈起。既然鼓吹和实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都不知道，还要在鼓动别人往这条路上跑，岂不是害人害己的么。
也许当年在闹共产革命的时候，一些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不论是苏联、中国还是其它国家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了共产革命的宣传鼓动，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以致抛头颅、洒热血仍然始终不动摇。如果他们当年的举动尚有值得人们同情一面的话，那么经过实践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东西，还在继续幻想，还在继续鼓吹，那就令人不解了。
其实这些当年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他们当时也并没有弄清楚“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并没有看清楚这个“主义”是否真的可行，只是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就一味的盲从、蛮干，以致丢掉了自己的生命，这些人实在也是可怜而又可悲的。直到今天，所谓的“红色记忆”中，还在把这些当年的牺牲者（许多大概还是文盲）称之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不知“伟大”在什么地方，这是莫大的嘲弄。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又哪来的什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呢？就是今天仍在大喊大叫“共产主义”的人，他们自己今天是否还在相信“共产主义”是令人怀疑的。恐怕当今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再相信共产主义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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