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冰心 李玮静：根性释放——全球化语境下的独异发声

写作毫无疑问是有根性的，这也是我们多年研究文学得出的结论。纵观世界文学创作的规律性，作家首先是属于他/她成长、栖息、启蒙的地域，那或许是硕大城市的某条街道，或许是一个小城，或许是一个小镇，甚至就是一个村落，一条沟壑、一条山谷、一处树林，总之，是直抵作者根性深处的，在那种文本里，我们是可以通达作者身份来处和感受意境纯美的。有时，作家对根性批判和讨嫌都是可爱和怜惜的，但绝对有力，根性释放似乎是所有作家发轫的原点，这对东西方作家来说，概莫能外。我们看到，写出传世名著《包法利夫人》的19世纪伟大作家福楼拜是从法国偏僻的西北部小城鲁昂出发，他一生都在抵抗、远离巴黎，他的小说大多以他根性所属的西北小城镇作为背景，《包法利夫人》更是如此。而那个被称为“20世纪百佳英文小说第17位”作者的卡森·麦卡勒斯属性就专心写她的美国南方小镇，她的传世著作《心是孤独的猎手》写的就是那个偏僻的佐治亚州哥伦布小镇上一个中性女孩的忧郁生活。根性阐释是如此的让人着迷，以至于许多作家一生最出色之作就是描述根性的作品。

在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根性不仅仅代表着地标和地域，更多的展现了写作者内心对家乡摆脱不掉的精神回拽，作者即使早已远离家乡以外营构叙事语境，却总是自觉的将叙事场境放置在家乡山山水水和街道里弄演绎传奇，至于对家乡褒贬则已不显重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茅盾、沈从文、巴金、张爱玲、凌叔华、贾平凹、莫言、阎连科、余华等概莫能外，有趣的是，替这些作家赚下“象征资本”的文学作品都是描写根性语境的，以至于他（她）们稍稍僭越，流落下来的总是他（她）们写作生涯中泾渭分明的败笔，这在当代文学史上犹为明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写作进入了后现代“消费社会”，根性写作的恒定性受到冲击，新一代写作者通过直接经验和伪经验的复制、拟真、仿真、合成，已能随意的全球化想象，而令人感动的东西越来越少，作为根性的家乡叙事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本文欲以研究南阳作家群为例子，抛砖引玉，对根性写作作一个规律性解读，冀以能促动文学根性和原乡写作的勃兴。本论文所论及的南阳作家群是指新时期以来以强大的群体优势和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在当代文坛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一批南阳籍作家。一般是指在南阳本土生活和创作的作家群体（如乔典运、二月河、周同宾等），同时也包括一批发轫于南阳、以故乡生活为素材创作出厚重之作，而在全国文坛享有盛誉的南阳籍作家（如田中禾、周大新等）。就本土作家而言，他们中，有以乔典运、袁清岑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有二月河、周熠、周同宾、廖华歌、马本德、秦俊、李克定、殷德杰、行者等中青年作家。这支队伍以整齐的优势、独特的思维优势和多种文艺样式，凭借多年的辛勤努力和所取得的丰厚创作实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崛起于当代文坛，成为河南乃至全国文坛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评论家认为“南阳作家群”具有人数多、品位高、成绩大三个显著特点。具体说来,首先是产生了一批厚重之作。领军人物乔典运，始终关注农民，笔触深入国民灵魂之中的“病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村魂》、《满票》、《笑语满场》等在全国获得大奖的短篇小说和《美人泪》、《问天》等中、短篇小说集，形成轰动全国的“乔典运现象”。国内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人物二月河，继承了经院派历史小说以史实为根据的传统，结合自己独特的历史观与文学观，以文笔立史，以史笔著文，创作出〈〈康熙大帝〉〉、〈〈雍正皇帝〉〉、 〈〈乾隆皇帝〉〉史诗般的鸿篇巨制。周大新的盆地小说向读者提供了“一种带有盆地色彩的独特审美享受”，在1993年的文坛上，他发表了“百年南阳系列长篇”第—部《有梦不觉夜长》，根据其小说改编的多部电影都获得很大成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著名散文家周同宾的〈〈皇天后土〉〉获得鲁迅文学奖，是称为当代农民的一部心灵史，其间乡景、乡思、乡情、乡韵，组合成一种历史的咏叹凋、社会的吟唱和人生的风景。其他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也都观照现实、与时代同步，从而获得大面积的丰收。二是创作多元化。小说、散文、诗歌齐头并进，百花齐放。三是影响广泛。不少作品被译为多国文字，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如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周大新的〈〈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左朱雀右白》、《步出密林》，柳建伟的〈〈突出重围〉〉等。

在豫西南盆地里集中产生了如此影响广泛的文学群体，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究其成因，除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对南阳作家的哺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传统的生存方式对南阳作家性格的形成外，新时期以来南阳良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为作家的生长和文学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小气候”，是促进群体生成最直接的现实条件。南阳丰厚的文化积淀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既对当今南阳作家成长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对当代南阳的文心世风浸淫滋润，从而造就南阳作家现实生存环境的良好文化氛围。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内容的多彩多姿呼唤着作家，南阳丰厚的文化积淀滋养了南阳人重礼仪、讲文明的优良世风。

根性怀乡

“南阳作家群”卓然伫立于90年代文坛，不是以其“先锋”意识，而是因其乡土性、地域根性的文化特色创作出世的。 “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能不是一个民族文化沃土的产物。它的产生(构想、创作)与发展(接受、传播)，无论如何脱离不开一定民族的文化背景，并最终反转过来，汇入民族文化的巨川，去冲积新的平原，去浇灌新的良田， 去孕育新的生命”。[1]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此，一个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南阳作家群体的创作亦然。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乔典运声称要“写我们这个地方与众不同的生活”，并“决心努力写好我的小井”。[2]南阳作家大都是土生土长的盆地人，与盆地兴衰紧密相连，凭着对盆地山山水水的熟悉、对父老乡亲欢乐忧愁的了解、对民情风俗质朴醇厚的体察，他们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构筑了各自不同的生活“小井”，形成了南阳作家文学创作的“乡土性”和地域性特点。

“新乡土小说”是宛派小说的主体，它是指以资深作家乔典运为代表，以李克定、殷德杰、马本德、周熠等为主力的一批南阳作家作品，也包括田中禾、周大新和后起之秀韩向阳的一部分作品。“新乡土小说”是基于自新文学诞生以来我国乡土小说的发展过程而言的，与20、30年代勃兴的“乡土小说”相比较是其时代性与乡土流脉的变迁。本世纪20年代初，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作家，以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者的姿态，在一系列反映农村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以极其细致的笔墨为我们展示了广大农村的落后贫穷和农民思想上愚昧和精神上的麻木。自此，乡土小说作为一种小说创作观念和存在形式，在新文学的发展中一直占据着突出的重要地位。追本溯源， 乡土小说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相关，有些作品内容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一部分。以创作手法新颖、变化便捷著称的作家田中禾，在80年代中期发表了短篇小说《五月》，作品展现了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富裕起来的农民卖粮难的困扰，并且展现了改娃等一批新型农民的精神风貌，在真实反映农民生活的基础上，吸纳了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为人生”的品质和传统，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由新文学以来展现农村落后贫穷、农民精神麻木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小说以反映农村阶级斗争为主，向关注当代农村社会变革、展现当代农民原生态的精神状况，以及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渊源等方面的“新乡土小说”转化。乔典运在生活的深井里打水，剖析国民灵魂，成为宛派小说的精神领袖。他的《村魂》、〈〈满票〉〉、《无字碑》、《问天》等就是这个大千世界的缩影，他笔下的一系列老农形象如张老七、王老五、三爷等便是乔典运艺术哲学的外化。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老一代农民的勤劳、善良、本份，主要的是他们在传统文化心理长期影响下心灵深处的烙印和创伤：没有自我意识，没有与传统陋习作斗争的勇气，唯一的生活原则就是“上级叫咋着就咋着”。乔典运真实的记录了老农的生活和心灵的经历，为国民性问题在当代农村的表征做了最直接的阐释。

    “新乡土小说”不仅体现在当代农村社会风景的新变化，它的质的规定性应该是作者应以当代意识从精神内涵上去洞见中国农业文明中根深蒂固的具有传统影响力、穿透力的农民意识、小农思想和心态，揭示其对现代化进程、现代文明发展的制约与消解，展现其因农村社会变革(政治、经济等方面)而带来的精神情感上的变化与震撼。这不是20、30年代“乡土小说”所表现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眷恋与忧愤， “它是从中国文化精神广阔的层面上反映现代文明建设进程中农业文明对于社会现代化的阻碍与制约”。[3]周熠把艺术聚焦点牢固的聚焦在盆地子民的“生活相”的展示上， “小说是扎根在故乡小城了”，他的乡土题材的小说鲜明的表现了“新乡土小说”的艺术内涵和追求。《菊花石》中黑狗这一典型形象，显现出变革时期乡土子民身上旧文化阴影的滞重。在经济大潮中，昔日贫困潦倒的黑狗秉承传统农业文明孕育而生的吃苦、耐劳精神而发家致富，然而物质的富有并不能取代精神的贫瘠，他人生方式的实现以及人生价值的理想追求都没有超越小农意识的狭隘性与功利性的羁绊，在受制于他人的局面下，他不可能把个人与社会责任和历史承诺联系起来。周熠追求“为人生”的艺术准则，走进乡土，在透视乡土蜕变时期中乡民生活、生存相中洞见乡土子民的精神世界，辨析其良莠善恶，已达到文化意义的批判。

 　 众多南阳作家秉承现实主义传统， 以宗教的虔诚执著于文学创作，吟咏故土大地，把创作的根须深深的扎入故乡的泥土之中，吟唱一曲曲或明快或低哑的乡土恋歌。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个人少儿时期积淀的认识基础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对他终生的经验都起着不可摆脱的“同化”或“顺化”作用。“南阳作家群”大都出身农村，与农民、与乡土有着天然的血缘关联。孙荪先生在对南阳的文学星空作散点透视时，称南阳作家为“故乡的痴儿”。而在诸多的故乡痴儿中，周同宾是最为痴情的一个。他“自打学会舞文弄墨，作的都是土文章，一往情深地吟土地之歌”，[4]从〈〈乡村的小路〉〉、〈〈葫芦引〉〉到〈〈情歌、挽歌〉〉、〈〈皇天后土〉〉，其散文创作几近偏执地把情感指向牢固地投射在“生于斯， 长于斯”的故乡热土 。《皇天后土——99个农民说人生》是周同宾把乡土之歌的情歌、挽歌主题话语的再延伸和再放大，更是他对土地、对农民一腔情谊的耀眼喷放，无疑是其农民情结最有力的佐证。其中实录式的语言是地道的豫西南农民语言，显示出生活原生态的美。带着为农民立言、代言的紧迫感与使命感，作为一个文学家对文学、社会、历史负责的历史责任与职业责任的体现，周同宾用心灵贴近农民、感知农民，以挚情走进“悠悠岁月”，再现农民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步入芸芸众生之列，去再现不同生活经历的农民的生存努力，更承载着对土地、对农民的深深思索。《皇天后土》超越了文学本身的意义，而是有某种史的意味。99个农民，99个鲜活的生命实体，从每一个生命个体中，社会的历史风云、兴衰演变，转型中农业文明的精华与糟粕，传统与现代的交锋、冲突以及现代农民的生活哲学与艺术、悲剧与喜剧，无不于生活的原汁原味中透射出来，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周同宾说，农村生活复杂纷纭，农村人物形形色色，一切都在不断演变之中，很有必要为这个特殊的时代留下较为准确的记录，为后人留一份历史资料。这可说是他的创作动机之一种，也决定了《皇天后土》成功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必然性。

怀乡，是人与生俱来的普遍情感现象，千百年来，始终是作家魂牵梦饶的心理情结。“根性怀乡”，成为文学的一个永恒话题，成为一代代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作家不竭的诗情源泉。新时期以来，作家都在寻找“文学的根”，南阳作家群的出现以及其地域题材创作，是对这一“根性文学”的呼应。南阳诗坛诸诗人中，无论是周熠诗集中的“往事非如烟”，廖华歌的〈〈故乡行〉〉、〈〈乡村情感〉〉，窦跃生的“青铜月”，张克锋的“家园的呼唤”、“大地的影子”等，无不昭示出南阳作家群落共同的取材意向、共同的情绪体验和共同的文化根源——乡土文化的渊源。 南阳作家群挣不脱的乡土情缘，使身居闹市的他们总把审美的眼光投向自己生命之根的山野村庄，用五彩的文学之笔描绘乡愁情绪，从而汇成南阳作家群“根性/文化怀乡”的大合唱。

军旅作家周大新，出身于农民家庭，后当兵离乡，却对故乡南阳有割舍不断的情缘。他由军旅题材起步并由此崭露头角，但强烈的“恋乡情结”和自觉的文学追求，最终把他引向守望盆地的艺术天地， 以“豫西南有个小盆地”系列小说构筑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向读者提供了“一种特有盆地色彩的独特审美享受”[5]。他的创作转折，是其“文化怀乡”精神跋涉的开始，寄情盆地、拥抱热土。寄情之初，周大新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对盆地文化的强烈认同倾向，颂扬盆地人身上蕴涵的传统美德，但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旧有的秩序、规范已经无力约束如洪水般激荡、碰撞的现实。他由单向度理想色彩的宣扬转向更富理性多向度的思考，从伦理、道德视角作文化层次的探讨，表现盆地人的道德裂变和善恶分化。从颂扬到批判，这是一种深化。周大新在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描写“当代盆地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和传达他们的生命热情时，特别注意对盆地文化的展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成为其小说的艺术个性之一，这种艺术个性使他的“文化怀乡”具有了自己的独特意义。南阳文化是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相互交融、相互碰撞的产物。楚文化天马行空般浪漫想象和炽热深沉的忧国忧民的现实情感，再加上中原文化经世致用的理性内涵的注入，在滋养周大新小说创作理性精神的同时，也催发出小说瑰丽、奇异、怪诞、幽冥的神秘色彩。《香魂塘畔的香油坊》中香魂塘神奇的水以及名字的由来，带有鲜明盆地文化色彩和时代特点的香油坊香二嫂等女性形象的塑造，还有作品中不时出现的淤积的寨河、坍塌的寨墙、石板铺就的古老街道、瓦房与茅屋杂落的村落以及枝叶茂盛的洋槐树所形成的浓郁的盆地风俗民情，周大新对南阳文化作了全方位的展现。他更能代表南阳作家“根性/文化怀乡”精神历程的合理与必然，更能显示他们“根性怀乡”的痴迷与执著。

卧龙文化

文学是人的审美精神家园，作家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南阳作家不约而同的走上“文化怀乡”的精神历程，使其文学创作的地域色彩更加鲜明，有利于作品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同时也蕴涵着他们对世界独特的理解方式和介入方式，显示了可贵的文化品格。而这样的文化品格，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人文精神，又支持其文学创作的地域性走向更加宽广的领域。于是当人们为社会转型时期文坛上诸多不尽人意的现象忧虑感叹的时候，当有识之士惊呼“人文精神”的失落的时候，队伍整齐的宛军将士正驾驭着南阳的文学之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乘风破浪，向着精神文明的彼岸驶去，这不能不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曾躬耕于南阳、后为蜀相的诸葛亮，世人称之为“卧龙先生”，这位烛照古今的历史人物是南阳独有的“文化意象”，他的许多精神在南阳作家身上以当代方式得到了弘扬，成为南阳作家群独特的文化品格，陈继会先生将其概括为“卧龙精神”，[6] 即“卧”的精神、  “飞”的意识和坚守“自我”、守变有度的行为方式。具体说来，南阳作家大都比较清苦，但是“穷且益坚”，始终钟情于文学。处此商品大潮的夹裹之下，他们耐得住寂寞与清贫，不曾“下海”，也不曾为“金钱”相忘文学，二月河蛰居一隅，〈〈雍正皇帝〉〉一卷下来竟然黑发脱落，令人感慨。此乃“卧”的精神。是“卧龙”就必然要“腾飞”，南阳作家热情关注现实，自觉以文学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效力于民族现代文化重建的精神指向，高扬儒家理想主义精神积极入世。再者，新时期的文坛虽然有着开放与繁荣的事实，但也有喧哗与纷扰的骚动。南阳作家群一方面积极呼吸文坛开放变革的新风，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态势，一方面又不会去追星赶潮。他们醒目文坛，审视自己。晋人袁准有言：“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则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南阳作家群亦是深得个中味。

   从80年代对知识分子精神现象的探索开始，到90年代才以“人文精神讨论”的方式展开的大规模的文化反省和文学批判，文艺界对人文精神的阐释具有不同的向度。“人文精神讨论”的发起者给予文学的定位是人从直觉上把握生存境遇的基本方式，是每个人达精神的自由状态的基本途径。而80年代到90年代文学变化的事实，表明文学正在从这样的立足点上不由自主的后退。依照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世纪末人文精神的失落现象十分严重，人类面临实实在在的精神困顿。从今天的文学危机开始，那些放弃了“自由精神”和批判立场的文学创作，是暗合了知识界从追求生存价值的理想主义目标后撤的思想潮流，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他们已经对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这样的一种文学关注，表现出知识分子在精英立场上重建价值理性和文化精神的渴求，是对知识分子在消费浪潮中保持独立精神的呼叫。而此间南阳作家的成长以及“卧龙文化”的形成，不仅是他们苦苦求索而来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同时具有对当代文坛有某种告诫、指向的意义。

究其人文精神背后的深刻根源，离不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南阳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是由地域性所决定的。南阳盆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铸就了南阳作家群坚韧、务实、守恒、守距和重情义、守信誉的良好性格品质，也成为构筑其作品独特风貌的内在骨架。南阳地域文化现实与浪漫并重、凝重与飘逸兼容，人文历史景观不胜枚举，对作家无疑是一种潜在的精神感召力。从作家本身来说，人文精神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紧密相关。乔典运更加关注儒家文化，对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契诃夫情有独钟。二月河与周同宾对佛教有所研究，前者深谙二十四史，扎实的清史素养为其清帝系列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者熟知古典诗词给散文以灵动的韵味。田中禾、周大新倾向于欧美文化，前者执著于西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骨子里仍然是中国释道文化，后者吸收了欧洲和拉美的现代小说营养，追求一种新的时空观和诗意的表现。总体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南阳作家群身上留下了刻骨的烙印，定位着其人文精神的基本走向，并且具体外化为他们的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乡关何处

历史学家指出，世纪末是有规律的现象，在这种时候，或是追挽旧世或是怀想新时代的来临，每个民族那种以求更生的反省本能在世纪末会尤其活跃。一个国家、民族会发生较重要的社会变革，社会、文化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会呈现多元状态，文艺、民风会发生较大演变。南阳作家群正是成长于这样一个多元共生、文学退居边缘、失却主流、全球化语境到来的世纪末，成熟于中国产生“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中，这种对“根性文化”的坚守就更为弥足珍贵。毫无疑问 ，南阳作家群文学——文化价值突出的表现在其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特色上。南阳悠久而丰厚的历史文化和独具风情的现实生活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因此，致力于描绘盆地农耕文化的质朴、厚重，盆地人生存的酸甜苦辣以及人性人情的斑驳复杂，自然成为20世纪末期南阳文学的主体内容。这是文化积淀使然，也是作家所操持的人文精神使然。丰厚的传统当然可以为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参照，但也会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一种障碍，并继而消解传统的内涵，这是摆在南阳作家群面前的一个融合课题。

一般认为，国内对现代派小说的探索主要表现在艺术形式上，中国的现代派小说只是对西方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了借鉴，并没有真正吸纳西方现代派艺术的真正内涵。不过 ，中国毕竟不是西方，中国现代派艺术的发生、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不断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价值观念不断加速变化，金钱在交往中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悲观、失望、空虚、寂寞等种种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理感受在中国找到了知音，中国的现代派艺术从而与西方达成共识。在这大一统经济与文化氛围中，以田中禾为代表的南阳艺术探索小说家，不再固守传统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认为小说必须讲究语言，讲究结构和叙述。他们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在叙事方法和作品结构上大胆借鉴使用现代派手法。比较而言，行者在对文体的刻意追求和艺术观念的变革方面显得更加野蛮而具有较强的叛逆性，他把小说定义为“思想的观念的智慧的容器”，作品中的人物和背景也下降为或者说升华为表达作者“思想的观念的智慧的”心理符号而不再具有实在的意义[7]，执著地进行着小说文体的实验。

 后现代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极为相似，都有一种反抗精神，但现代主义仍属于崇高的美学，而后现代主义却走向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和距离感消失。后现代包含五花八门的文化现象，广泛涉及哲学、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娱乐艺术等诸多领域，而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把焦点对准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这个概念，准确地讲是来源于“Ｍass Culture”这个词，是指工业化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领域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诸如通俗文学、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广播杂志和广告等。后现代主义研究者杰姆逊认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品，自然是消费的，缺乏省思批判，绝大多数欠缺艺术自觉性；但这种文化商品有时也深藏着某些理想成分，反映读者内心无意识的渴求，间接满足群众潜藏的、期望美好的欲求。[8]于是，80年代后期，随着知识分子启蒙地位的丧失，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挣脱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而成为纯粹消费性的文化，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资本与文学出现了历史性的合谋。

在后现代主义下，中心性和秩序性被置换为边缘性和无序性，雅俗合流使雅与俗的对立不断消解，通俗文学大显身手，它关注社会热点，抛开了纯文学主题厚重、题旨幽远的深度模式，以灵活轻捷的题材和意趣开拓了广阔的“读物市场”。 以秦俊为代表的南阳通俗小说家们应运而生，大多以“历史”为支点，以通俗的形式反映历史的悠远和苍凉。他们循着提供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健康活泼的精神食粮的创作原则，立足于地方历史和民俗风俗创作出一批有较高艺术水准，又不失民族化、大众化、地域化特色的长篇通俗小说，实现了小说领域的新拓展。

面对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合谋，90年代出现的文学与影视的谋和现象尤为热闹，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批评因素。自然，影视的商业性会遏制作家精神自由的选择，图象的直观性也会限制作家和观众的想象力，然而，倘若影视与文学合谋成功，它对这世界这人类的生存和价值的表现，则会更富于色彩、更摇曳多姿、更具激动人心的魅力。南阳作家群中的二月河、周大新、柳建伟等，他们借助于影视这个炙手可热的文化传播方式，将其鲜明的地域特色由狭隘的一方水土扩展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从而上升到一种普遍的人性的美，引发了强烈的共鸣。由〈〈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编的电影〈〈香魂女〉〉获1993年度柏林国际电影大奖——金熊奖，《雍正皇帝》、《康熙人帝》更是家喻户晓， 《突出重围》被称之为“世纪末绽放的战争文学奇葩”，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学与影视的艺术合谋，在变传统的间接性交流为直接性交流中是一种促进，这是文学在90年代文化市场中选择位置的一种叙说方式。

散文创作与其他文体如小说、诗歌等相比较，其艺术创新比较迟缓。在社会由政治型向经济商业转轨的当代语境下，面对街头报刊风行的散文小品、随笔、美文、语录等，散文时代表面的繁华实在难以隐匿经济杠杆撬动下商业动机的嘴脸和迎合大众消费的媚态，以至文坛上钟情于散文的人士发出忧心忡忡的喟叹。南阳作家群中周同宾、廖华歌以平常心迎对纷繁的尘世，执著于散文艺术体式，为散文艺术的创新、超越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有力的保证。他们起步于乡土，以乡土、地域特色而成名，然而他们并没有满足眼前的成就，而是摆脱世俗的羁绊奋然前行，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情怀，在一个精神贫血的时代为贫血的散文注入营养。

世纪末，直面文学的边缘分化与景观斑驳，不仅是南阳作家群，整个当代文坛都在探索中选择前进的方向。南阳作家群带着他们独有的卧龙人文精神与盆地承古创新的神话，成就了一种“群落性”文学创作特征。

作为根性与传统、现代并重的文学写作现象，南阳作家群已经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自身不存在危机，尤其在这个充斥消解与重构的时代，群体的青黄不接已经稍见端倪。在中国文化多元杂生、趋于落寞、新旧交融的混乱时代，墨守陈规或盲目移植都是不行的，南阳作家群要继续发展，必须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道路。’

南阳作家群的执著于“根性”式创作怀想，可以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面临文学与消费合流的趋势，文学创作的地域根性并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显得珍贵，这是一种文学写作上的不可替代的情感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人文精神上有所操持、守变有度、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不断探索，又将文学的地域根性上升到新的层面上，从而获得新的平台和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                                          

2007年7月14日于北京

[1] 陈继会：〈〈拯救与重建——20世纪中国小说文化精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

[2] 乔典运：〈〈问天。代序——我的小井〉〉，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

[3] 王毕胜：〈〈周熠小说集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

[4] 周同宾：〈〈唱给文学的 恋歌〉〉，文心出版社，1996年3月。

[5] 周大新：〈〈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昆仑〉〉，1988年第5期。

[6] 陈继会：〈〈文学的星群——代序〉〉，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7] 陈继会：〈〈文学的星群〉〉，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61页。

[8] 朱水涌：〈〈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