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合作化后，社员们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政治挂帅，思想先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打出“先治坡，后治窝”的口号……开山凿坡，将寸草不生的石头山改造成层层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介绍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1964年3月，毛泽东对大寨经验进行了充分的肯定；1966年8月12日，毛泽东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登上神坛的“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农业学大寨”运动遂在全国狂风暴雨般地展开……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年，报刊上介绍的农业“先进事例”非常多，“典型”不少，毛泽东为什么独独选中“大寨”呢？
一般认为，陈永贵这个普通农民，一个小小的基层党支部书记，后来飞黄腾达，当上国务院副总理——文盲副宰相，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是毛泽东奖掖、提携的结果。陈永贵“八字好”、“运气佳”，生前享受殊荣，死后名垂党史……
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疯狂地推行“三面红旗”，人为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承平时期最大的饥荒，饿死4000多万农民。闯下弥天大祸之后，他“退居二线”，去“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让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人替他“刮屁股”，收拾烂摊子……刘、邓、周、陈实施“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在“政策上退够”，挽回了经济崩溃的局面……但为了保住暴君的面子，他们议定，文件和报刊杂志上“三面红旗不倒”。
“三面红旗”表面上“不倒”，实质上倒了。以“人民公社”为例，解散食堂，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核算”，允许社员保有自留地……实际上退到了1954年“初级合作社”阶段，剩下一块空招牌的“人民公社”，面临着巨大危机……
死不认错的毛泽东自然不会甘心，名义上“退居二线”，实际上仍然大权在握，暗中窥测动向，策划阴谋。
他心知肚明，“人民公社”这块牌子已经臭了，但怎样起死回生，保住自己的颜面呢？
这时，陈永贵的出现恰似“一根救命稻草”，大寨的经验强调“政治挂帅，思想先行”，“精神变物质”……“人民公社”不是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吗？
于是，陷入一片反对之声汪洋大海的毛泽东，一把死死抱住这根“救命稻草”，于是，陈永贵便飞黄腾达了……
因此，历史学家认为：当年“农业学大寨”，与其说是毛泽东奖掖、提携了陈永贵，不如说是陈永贵挽救了毛泽东的面子。
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是：“农业学大寨”给全国农民带来了什么？
在当年极“左”政治思潮和中共极权专制官僚体制下，任何一场人造的“运动”，无论说得多么好听，多么冠冕堂皇，最终不可避免地走样，变形，直至演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农业学大寨”运动也逃脱不了这一历史规律，从受害范围之广、受害程度之深、受害年载之久来说，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回忆，70年代初，他的老家湖北浠水县农村流传一首民谣：
（中国）农村两大害：
人民公社、学大寨。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系列做法，在各种宣传机器的鼓噪下 ，不是学大寨所谓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而是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基层领导为了“政绩”的需要，生吞活剥，生搬硬套，胡乱指挥，胡作非为。
例如，不切实际地在江南山上大搞“大寨式梯田”，山上无水浇灌，梯田建成后根本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反而把原来的青山绿水破坏了。
“农业学大寨”对植被的巨大破坏，是继1958年大炼钢铁滥伐森林之后，中华大地又一次最严重的生态危机。
基层干部下命令“战天斗地”，迫使农民陷入无休止的苦役之中，而肚皮仍然吃不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折。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湖南、湖北一些农村中，出现了几起18、9岁的少女因不堪重负而集体自杀的恶性事件……
以陈永贵采用“家长式”霸道作风强行上马的“西水东调”工程为例，他一时头脑发热，妄想从昔阳县境西部截住流入黄河水系的漾河水，通过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从地下引向东流，经过昔阳县5个公社，改入海河水系……
这项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500万个，耗资数千万元，每年占用山西省水利经费的十分之一……估计工程全部完成后，每亩田浇水成本高达1000多元……毛泽东死后，197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报道。这项不惜工本、不惜民力，劳民伤财的长官意志工程，终于下马了。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遍及全国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各地官僚胡吹乱侃，胡乱指挥，什么“修梯田”、“造平原”、“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拦河打坝”……使祖国山河遭受的巨大破坏，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农业学大寨”不是经过专家论证、符合科学规律的发展规划，而是满足领袖私欲的一个十分糟糕的农业模式。这个运动不仅没有为中国农业找到出路，反而强化了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病，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生产队搞空了，搞穷了，使农民负担加重，收入下降，陷入了普遍的困境，走入了穷途末路。根据大大缩小数字的官方文件透露：从1957到1977年，20年间农民收入几乎没有提高；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降低4斤，人均年收入在60元人民币以下的产生队占38%，全国1.4亿农村人口处于半饥饿状态……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发[1980]83号）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极“左”路线，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搞生搬硬套，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哄而起，形式主义。这样的错误绝对不能再犯了。
喧嚣了十五、六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终于人亡事废、寿终正寝了。
毛泽东制造的又一场人为灾难过去这么多年了，但灾难何以发生以及如何杜绝人为灾难的重演，值得中国人民深思啊！
2002年春节，亲友接我下乡过年。一天，沐浴着暖醺醺的冬阳，与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农闲聊了不少关于“农业学大寨”的笑柄，当时吟诵了一首纪事诗：
昏君无道尚浮夸，稻草权当救命槎。
曝背农翁谈往事，文盲宰相祸中华。
2006-9-15 于加拿大 蒙特利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