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黑煤窑的斑斑血迹冲击着我们的视听，殴打、残疾、活埋这些字眼清楚无疑地表明，奥斯威辛离我们相去并不遥远。但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交通、通讯高度发达、政府办公大楼越盖越高、公务员队伍急剧膨胀，在这样的时代，绿林草莽聚啸山林、杀人越货的勾当，按说是没有存活空间的。
洪洞、万荣、永济、运城、晋城······黑窑遍地开花，人命被视为草芥。当奴工问题再也无法掩盖，人们发现，黑窑问题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山西，在河北临西的黑窑里，甚至有少女性奴的存在，而未经证实的消息披露，当代奴工也并不局限于黑窑之内：“其实网上那些算不错的了，很多更惨的人是只要被放下了井，就再也不让上来了。后面的日子都得在暗无天日的井下呆着干活，吃住都在下面，从此和阳光无缘了。实在受不了死了，就随便把你一埋，继续叫别人下来。”披露这一可怕现状的网友赌咒发誓：“如有半句假话，叫我天打雷劈。”鉴于政府查找谣言的爱好和能力，如无官方消息对此一网络指控加以有效“辟谣”，我倾向于相信其真实性，毕竟，山西黑窑奴工问题的揭露，也是从网上开始的，对揭示黑暗中的真相，互联网的可信度并不亚于权威媒体。
21世纪奥斯威辛的存在，当然不同于纳粹时期以政府为组织主体的种族灭绝，这一非法绑架和使用奴工的犯罪主体是黑窑主，而不是国家政府统一的行动，但面对遍地开花的严重侵害奴工事件，中央和地方政府又有什么理由推卸责任呢？
人类历史上，政府的最初建立是与国家起源同步的，而早期国家的起源问题，东西方都需要一些基本的假设。洛克、卢梭和霍布斯认为，政府的建立是一种和平契约的结果，通过契约，人们向政府交出部分手中的权利，以维护共同的利益与安全；曼瑟·奥尔森的“常住匪帮说”则认为，人类初期，四处流窜的匪帮到达一处就抢劫百姓财物，但当他们常住下来之后，就发现如果把全部财务都抢光的话，百姓就没有动力，也没有资源继续从事生产，抢劫无法继续，于是他们被迫只抢其中一部分财物，形成一个比例，经过较长过程的试错，这一比例被固定下来，于是便产生了税赋和国家政权；黄宗羲《原君》一文则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这都足以证明，国家和政府的存在是一种理性产物，官民相安可以使天下除其害而受其利，以达财物生产和分配的目的，而为了使生产和分配可以正常进行，哪怕是以暴力起家的匪帮也要克制暴力，保护百姓的基本生命和财产安全，即使在漫长的皇权统治时期，“爱社稷、护百姓”也是历代君权的道德基础，就连崇祯那样的亡国之君，自杀前还念念不忘：“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政府向百姓收税，并向百姓提供最基本的保护，这是任何时期，任何朝代中天经地义的道理，而生命权当然是政府对百姓提供的首要保护之内容。
“包身工”问题的存在，至少从2001年起，新闻媒体就偶有报道，但成千上万孩子的失踪没有引起政府的注意，不仅如此，当奴工的家属亲自前去解救他们的时候，当地派出所竟然只允许他们带走自己的孩子，“不是你们的人不要管”，更令人发指的是，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发现，在解救过程中，他们面对的最大阻力是，当地执法部门不配合，甚至还执法犯法。他讲述了在山西永济市解救平顶山少年朱广辉的个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朱广辉是从一个窑厂解救后，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的，并且一个姓冯的劳动监察队员还把朱广辉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如此大规模的绑架和限制奴工事件，如果说当地政府不了解情况，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当派出所工作人员必须通过协商才能从黑窑主手中带走奴工的时候，我敢肯定：一定有比派出所长更大的官员在为黑窑做“保护伞”。可怕的是，当官员站到桊养打手和狼狗的黑窑主身后，试图解救孩子的人们面对的就不仅仅是“黑窑主”、“黑社会”了。我们不会忘记，曾经广受关注的《新京报》举报人陈忠明失踪一事最终不了了之，这一事件背后，河北定州市有关政府部门所起的作用，是大可质疑的。社会正义的缺失，实在已经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程度。任何文明社会中，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强迫劳动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更何况其中还存在凌辱打骂乃至活埋的恶性犯罪问题，可是，当罪恶日复一日上演时，政府在哪里，党又在哪里？难道，垄断了主要社会资源的政府获取信息的能力还不如徒步寻亲的奴工父母？难道，对小商小贩动辄拳脚相加的执法者，面对没有人性的黑窑奴隶主，会毫无原由地心慈手软起来？
事实上，，当抽象的“政府”和“党”象陈忠明一样失踪了的时候，具体的“政府”和“党”却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黑窑主的身后。这绝不是什么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我敢说，这些非法使用奴工的黑窑背后，个顶个都和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否则，黑窑绝对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长期存在，触目惊心的当代奥斯威辛绝不可能成为独立王国。
抽象“政府”的失踪并不表明它可以置身事外，没错，它没有以国家的意志建筑当代奥斯威辛，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可以推到地方政府、官员和黑窑主头上，但在任何一个统一国家中，政府的存在“天无二日”，如果“抽象政府”不肯为“具体政府”承担责任，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广西博白民众将县委书记苏建中赶跑的时候，“抽象政府”为什么又用武警把“具体政府”送了回来？他们难道并不正是这“具体政府”的保护伞吗？
在血淋淋的当代奥斯威辛面前，最高国家政权，请不要再冷漠地躲在某些无良官员身后做无辜状！在这样严重的群体犯罪面前，最高国家政权，请不要说你从来不知道！
今天，山西“奥斯维辛”的奴工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愤怒。长期以来，无知和沉默是我们每个人无法洗刷的耻辱，感谢网络让我们终于知道了这可怕的事实，感谢良知和正义的媒体记者对事实的披露。问题的严重性已不容回避，以侵犯人权为基本特征的非法使用包身工黑幕逐渐被撕开，人们首先要问：国家政权是否有足够的愿望和能力对形同奴隶社会再现的包身工问题彻底予以解决？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鸣起为首的工作组已来到山西洪洞，洪洞的奴工应该有望回家了，但洪洞并不是包身工问题的全部，恰恰相反，那只是冰山一角。而奴工问题的实质也不是劳动纠纷，由全国总工会领导牵头处理此事似乎有将此事大事化小的嫌疑。这一点已经引起网络民意的反感和抗议。民众当然有权要求彻查此事并给全社会一个满意的交代，中央政府应该开诚布公地还原事实真相，并向全社会道歉。如果政府仍然高高居于社会之上，以傲慢和强压的态度对待民众的要求，那么，对奴工问题的真正解决，我们没有理由感到乐观。如果国家最高政权的权力不接受民间监督，它的每一个部件也不会受到制约，在利益驱动之下，那些丧尽天良的官员仍然会为各种各样的黑窑主，黑矿主充当保护伞，而其充当保护伞的能力，仍然来自“政府”这一概念的权威。
在无政府状态的社会里，由于没有法治可言，面对黑窑主的暴行，人们可以运用暴力进行报复，对于无法无天的黑窑主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有效的威胁和制约，但我们既生活在一种法治的憧憬之下，便需要政府承担起最基本的保境安民之责。这是人们信赖和建立政府的动机。如果政府不愿或无力承担这一责任，甚至继续袒护地方官员，将打击犯罪的鞭子高举轻放，那么，当权力溃烂到一定程度，人们一定是会要求更换政府的，最高当局实在不可对此漠然置之。
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文既已被写入宪法，政府没有理由不采取切实行动维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如果继续口是心非，只任由权贵经济不受约束地发展下去，那么，为了血腥的利润，为了GDP的增加，地方官员和无良企业主一定有能力制造出更多的当代奴工，因为，单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没有其它劳动力比奴工更有效地加速权贵们的资本原始积累。一个不尊重人权的政府统治之下，必然会有无数侵犯人权的企业存在，最终，“常住的匪帮”便有可能退化为“流窜的匪帮”，社会的失序和混乱将不可避免。
让政府回到人民的手里，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堕落为恶人作恶的保护伞，这是当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