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老乡亲：
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中华同胞：
我知道，当我在此呼吁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面临的现实处境的时候，大家不可避免在会闪出一种念头：我思考了，认清了，又有什么用？我能改变这一切恶行的存在吗？
是的，一个人的能力无法改变拥有强大武力支持着的反动政府的反动统治。但大家都意识到要为“自己”，要为“我”而争取民主权利的话，那这个“自己”就成了“大家”，这个“我”就成了“我们”。而“大家”与“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
每一个健在的曾经追随中共“闹革命”的前辈都会记得当时的中共号召：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每一个年龄超过七十岁的父老乡亲都会记得中共在篡夺大陆政权初期的口号：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共产主义的天堂；每一个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学的同胞都会记得中共的一个承诺：八零年实现农业现代化；尔后是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是的，只要中共还在统治，它还会有更多，更“美好”的社会蓝图呈现给中国的百姓，并继续对人们说：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可以说，现在亲身经历那段“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事件的人已经很少了；活着的历史见证人在自然的减少，在中共的刻意操作之下，对那一段历史的记忆也淡忘了，但历史并不会因为你的刻意淡化而不存在！毛泽东是一个深被年青一代人所崇拜的政治人物，这种崇拜的程度与崇拜者的历史涉及力是成反比的。如果这个人对中国，对中共的历史有各个角度的涉及，那么这种崇拜就会减少直至没有崇拜且具有批判能力。其实，无论中共如何评述其这段历史，但这段历史的实质是：中共在其“革命初期”，为了诱骗更多的贫困人口追随他们，他们采用了到一地，杀一地：暴力劫杀当地的土地所有者，把他们冠以“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而抄斩，把这些人的财物，土地分给追随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育状况下，农村普遍缺乏文化，农民信息闭塞，只要有田地分，有谷米分，有房子分，那就是好事，他们不会想更多的问题，不会想这一作为的合法性与人道。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因为，单纯的农民，普遍是文盲的农民，更容易被“激起革命的热情”。而今天，我们抛开当时的作为的合法性问题不说，中国的农民，拥有属于他们的田地了吗？
没有！
在五十年代已经有点懂事的人们，都会清楚地记得中共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怎么回事，而不用去翻阅中共现存的允许人们阅读的这段史料。
中共利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机保存了自己，壮大自己，为打赢旨在颠覆中华民国的内战奠定了人力与物力基础。在“解放战争”中，中共每占据一地，都会以最快的动作把土地分给农民，让追随他们打仗的士兵家里都有“自己的田地”。让这些士兵感觉到在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流血奋战。
战争结束，中共知道自己必须“转换角色”了，要从一个“争天下者”转换为一个“治天下者”。而要达到“天下大治”就必须要百姓唯他命是从。如何控制众多的农村人口呢？如何不再让这些农民再“自由流动”呢？中共推行了“两手”：一是把个体单干进行生产的 农民，组织成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就是“生产大队”，而“生产大队”的上级领导就是“公社”，这也是中共最为基层的政权机构。这个过程中共称之为“农村合作化运动”。这场运动，把刚刚发给农民的“土地证”又不容商量地收回来了。农民们必须“自愿”地加入到合作社中，如果不“入社”的“单干户”，那就是成了“阶级敌人了”，而成为中共的阶级敌人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与之配套的行政措施就是中共的户籍制度：二元户籍：农民户口与居民户口。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成为真正的农奴，中共的农奴。他们没有了任何自由，当然，中共会给这些实质性的农奴一个非常悦耳的名称：社员，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也称为“公社社员”。农村“社员”的人生待遇是什么呢？男劳动力一个月必须参加三十天劳动；女劳动力必须参加二十八天劳动；如果年轻的同胞已经无法亲眼见到“社员”的生活状况，那么，现在到中共的监狱去，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监狱，可以看到与当年农村“社员”一样的生活情景。
中共如此压迫农民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是农村人口众多，如果让他们自由流动，他们必然要向经济发达的城市流动，冲击着城市居民的就业市场。把农村人口用这种“集体化”的方式控制着，就从最“易控制”的程度上，控制了农民，因为毛泽东是一个深谙中国历史的人，他明白，中国的“改朝换代”的动力，都是源自于农村。控制了农民等控制了中国。而极权独裁统治与民主法制政府的本质区别也在于此：独裁者对民众生活的安排首先考虑的是：是否利于他们的统治；而民主政府则要首先考虑公民的自由与人格尊严。
所有年长的同胞都应该冷静回顾自己的经历，在中共统治下的生活经历，无论你是农民还是工人。因为，这种回顾可以让你认清现在，认清将来。
那为什么现在看不到“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存在了呢？因为，那种生产方式无法持久维持，因为是集体行动，没有休息的权利，农民的体力无法支持，为了“出工”达标：每月三十天，二十八天，人们不可能“出力”：因为人的生理体力是有限的，更何况是在食物都无法保证果腹的情况下。这就不可避免在造成了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食物越差，体力恢复也越差，劳动效率也自然越低。最后是农民无法生存！这种状况的发展结果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当然，这绝对不是中共宣称的“党领导下的农村改革”，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实在无法生存了，以死相博的一次冒险，大家可以查阅中共官方关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资料：
“小岗村，安徽省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庄。１９７８年以前的小岗村，只有２０户人家１００多人，是全县有名的穷困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外出讨饭。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许多农户的茅草屋破烂不堪，家徒四壁，有的穷得全家只有一床棉被。
１９７８年秋，凤阳遭遇特大旱灾，粮食欠收，不少农户又开始准备出门讨饭。１１月底的一个夜晚，队干部召集全村人开会讨论生产问题。最后，他们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包产到户！昏黄的灯光下，１８位农民神情严峻地立下“生死状”，在一张秘密契约上一一按上了鲜红的手印。会议一结束，他们连夜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
从那十八位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农民秘密立下“生死状”的情景，与当年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有什么区别呢？这张“生死状”把中共逼到了非常重视农民的生存状况不可的境地。可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农村事件”，人们极少去体会那十八位农民同胞的心境，而中共也把被逼而不得已的进行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说成是“党的英明决策”。
现在的小岗村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生产方式的进步：哪怕是一点小小的进步，都将带来一种客观的改变。同胞们，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生存机会，自己的人格尊严，都必须由自己去争取！别人不会施舍给你！
中共对农村的改革，是被迫的。因为，中共别无选择！但中共对农村的改革是表面的，因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给农民土地拥有权，农民依然是无产者！而且，控制农民的“二道防线”依然存在：二元户籍制度。中共利用当年的农民把“土豪劣绅”是打倒了，并且让这些“土豪劣绅”子孙后代都没有得翻身，但中国的农民获得土地了吗？耕者有其田了吗？没有！今天不少农村的土地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官员与无良奸商的赢利“肥肉”了。因为土地所有权依然掌控在政府手中，政府可以随意剥夺农民的“使用权”。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年轻的同胞们，你们可曾想过你父辈的梦？
中共总会对年轻的一代说：我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那么，被中共打倒的“国民党反动派”，在过年的五十八年里，做了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