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转型说，现在很时兴。什么是和平转型说？就是，在肯定"民主法制"（邓、赵式）——就像我们在文革里看到的——某某共党（马列）这种方式之前提下，实行转型，不管他是"正义"转型还是"和平"转型，总之，是对于中国和平过渡的乐观主义看法。
二是，这个转型期，现在已经开始；开始的征兆是，网络的出现和普及。据说，维权运动和其他民间运动，因为这个网络，呈现甚至可以说是类似"文艺复兴"那样叹为观止的大运动，已经发生。
三，开放说。就是和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经贸互动，正在产生着一直以来所说的，并且在预期中可以实现的和平演变。
最后，因为暴力革命在历史、现实和理论上的不可能性，所以，反对暴力的暴力，也被自然而然地予以取缔，打入不正确的冷宫。虽然，他们也许不知道，即便是最严厉的皇权主义学者如霍布斯，也是主张：当人民面对暴力的时候，他使用暴力自卫，并无不正确之嫌（见《列维坦》）。
以上说法，是不是一种君子"不暴"，动口、不动手主义的合理解释呢？我们并不苟同。
首先，在民主法制轨道解决问题这个赵紫阳主义，本来就是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民主与法制，就是邓时代元老政治的民主和法制——也就是说，你在定义邓式民主与法制的时候，不可以排除元老政治起决定作用的那种政治结构；如果你一定要说，有一种赵紫阳政治不同于老邓政治，那就是枉顾事实，不是实事求是了。
退言之，赵政治和邓政治，是在那个时代本来就是一面两体的政治。这个政治的决定性效用及其归属，是服从邓政治而非赵政治——历史，已经做出结论。
这两种政治是不是一点都不正确呢？
那要看你如何解释？
邓在文革后发现了很多政治疾患。他甚至想到一些接近西方政治的政治课题，如，施行政治改革等等，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专制主义者的头脑转到民主轨道上去，这样的思维例证，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在评价佛朗哥独裁政治的时候J.GUNTHER就对佛氏的政治思维做过这样的评论。连佛朗哥也批评法西斯主义，说这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是很可笑的；西班牙中产阶级是民族主义者，德国中产阶级才支持法西斯运动。云云。（见《INSIDE EUROPE/欧洲内幕》J.GUNTHER）
这个分析的结论是，哪怕是佛朗哥这样的法西斯主义者，也会偶然思考到一种几乎常理的原则和奥义——甚至可以和他的一贯思维相反。这什么也说明不了。
也就是说，在不改变专制极权统治模式的前提下，谈论政治变动和政治改革，且主张运用所谓的民主法制解决问题——这个设计本身，就是缘木求鱼。六四的枪声证明了这一点。
奇怪的是，在六四十八年以后的今天，枉顾这个政治前提的说法依然是甚嚣尘上。他们的和平与正义转型论，在完全不考查政治前提的思维逻辑中强行抢占一个、据说是民意制高点，并且打压所有反对意见，且称之为唯一正确。任何企图与之进行争执的话题，被其一概封锁——而且，他们以这种方式，强调和谐主义，就像他们刚刚排斥了和谐的同仁以后，大谈和谐（白宫接见事件）。他们以一种博爱的幌子进行不知所云的基督教煽动，却丝毫没有基督的宽容和博大。
共产党是不是会实行哪怕是他们自定之法律和民主轨道——言说这个观点者，自己十分清楚。可是，他们却偏偏要把这个他们自己十分清楚，一些读者和年青人并不十分清楚的事情做一个伪善的遮蔽。他们说，这是促使共党转型之唯一可能性，包括方法策略和方针。这个民主法制究竟是什么东西，一百年来的历史事实已经做出证明——
这个民主，就是民粹。民粹主义掀起的革命大潮，使得中国历史大大倒退到皇权政治的最野蛮最黑暗时期。所有儒家和道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被党文化全数取缔。
这个法制，在枉顾1946年法制和五权宪法的基准上，施行他们本身已经否定的斯大林式宪法——成为宪法之反。
这个民主法制，成为文革时期，他们从暴力杀戮转而进入有一个新体制的起点之说辞（文革时期的民主法制时期；也就是七十年代四届人大时期）——而一些所谓异议人士，还为此鼓吹民主法制时代之到来——殊不知，周恩来和毛，比他们更早地了解了如何运用民主法制于革命策略之中。
文革如是，反右，亦如是——毛借助反对官僚主义实行所谓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结果，这种民主，成为他实行超级官僚主义——独裁、极权主义的最大接口。
难道我们还要悉数这些大民主和假法制，来达到赵氏并不清晰、不作指涉、没有前提（或者是有党文化前提）的"民主和法制"吗？
于是，面对这个文化上互相对立的民主和互相对立的法制——人们好像很不愿意正视这个现实——他们像所有没有经过政治训练的幼稚之人一样，只要看见纸面上的民主法制，官方接纳的"民主法制"，就会变得通体兴奋起来——难道这个兴奋和文革民主，反右民主之兴奋有什么本质区别吗？这种兴奋本身，就是身心桎梏于邓、于毛、于什么人的那种非理智和非良知——他们却要偏偏把戳破这层迷雾的人，说成是大逆不道。
换言之，起码在言论的底线上，臣服于党的民主法制本身，就为他们带来了某种党文化可以接受的和谐和统一。这个战线，站在党文化那边，就是某种统一战线说的现代表达——凡是呵护党的民主与法制者，其政治身份自然和完全的反对派不可同日而语——哪怕她们还是有杀子杀父之仇的——他们可以和在六四以后登台的、那个统治者的举荐者，推心置腹，引为同道，就是一种证明。
在和党文化中人建设私交方面，任何人没有权利指责之；但是，如果涉及到政治含义的时候，这个和党的交心，就成为考量其诉诸民主法制之含意的真正内涵。这个内涵，很像党文化中人的某些说法：如，康生、江青等人是坏人，周恩来等人是好人……云云；更有我们所说，否定毛、肯定党一类说词。（党内有没有好人？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如，57年，林希翎被迫害，吴玉章老人就保护之；甚至在念及右派学生姓名的时候，不念林氏。这个事实不可谓不震动——但是，吴，却是不可能在毛面前实行反反右主义的——这个，也是事实。林氏事迹极其感人，但是，她关于党文化中也有某些优良成份和优良人士、革命先烈之说法，就值得存疑。）
党，什么时候，会以什么形式，什么方式，什么策略达成民主转型？我们根本不得而知；得知其种种迹象的，却是一种反证。我们看到，政客中人大言不惭地告知港人，民主权利（含法制？）是中央的恩赐，港人，并无任何民主、民意之权利可言。
他的说法遭到坚守民主常识之人士的指责。这个事实说明什么？说明，对于香港而言，不是像某些内地异议人士所言，香港是朝向着民主法制（普世意义上的）转型，而是相反，那里正向着香港高度自治的完结之日转型，且呈现一发不可逆转之趋势。
下面是一则有关消息——
"香港民主党及民主发展网络在星期六合办回归十周年研讨会，邀请多位嘉宾就中共接管香港10年来在民主政制、人权自由、法治及公民参与等多方面的变化，进行回顾和探讨。与会讲者指出，在中共政权对香港事务的介入与操控下，香港的新闻言论自由逐步收紧，当初承诺的所谓高度自治日见消逝，政制民主化受到压制。有讲者甚至担忧，中共头目吴邦国近日宣称香港无权的言论，将触发新一轮的中共人大释法，"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定义面临改写。"
这个转型说明，香港的真正转型，是在像非民主、非法制、非自治、非自由之方向，而非转型到民主法制。这个事实，是不是事实呢？
撒切尔夫人最近有观点发表。她说，"'一国两制'制度是为了处理台湾议题而研拟的，'现在看来，不仅不恰当，即便是当年回归前首次提出，我也认为不适当。'
主政期间眼见英国对香港的一百四十五年租借时间即将届满，撒切尔夫人说：'我希望能延续英国对香港的统治，但是当我了解这已经不可能，邓小平准备对香港施行一国两制，我们把握可以保存香港独特性的机会'。"（见台湾中央社报道）
我们补充说明一点。上海公报关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样的判断已经失效；台湾民意调查完全项背这个论调。其间，究竟是中共转型了自由民主价值观，还是西方人士服膺了国家主权高于人权说，交出了香港——坊间自由争论；但是，相关的政治见解悖论已经出现：国家利益和主权诉求，在这个时代，依然冲突于普世价值的规范而使之就范。
也许有人会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香港早早晚晚会实现民主法制、普选自由……关于这一点，我们并不反对；但是，以一句"相信未来"一样的诗句，就解决了香港转型之课题了吗？
如果连香港这样具备民主之一切条件的地区，尚且无法实行有效转型，且问，内地转型之可能性，又是如何！
我们最终也承认中国民主化时代的必然到来——但是，如果只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梦幻曲和朦胧诗的前提下讨论这个转型，是没有办法实行真正含意上的转型的。其中质量和数量的指标，如何估算？政治经济的相生相克，如何解套，民意的指归，如何实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是一句话，一个抽象的未来主义情调可以打发的。
真正含意上的转型是什么？第一，就是正视香港不是在向着自由民主发展，而是相反，正在想着不自由、不民主的反方向发展。第二，既然连香港这样的半自由、半法制的地区，尚且存在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大陆上，完全没有半自由、半法制之政权统治区域，又会朝向何种转型呢？考量的指标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被看重、被正视。这些考量的指标是：转型的前提要有指归。这个指归很简单，要看统治方面转型的意愿和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历史做出了结论——在甘地的印度，在曼德拉的南非，在马丁.路德金的美国，就是他们所在国家的宪政——法制和民主，促使之实现政治诉求——固然，这个民主有待完善和改革——如，取消种族歧视——但是，这个前提显然不是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自由，甚至没有文化，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可以简单类比的（"一切历史类比都是危险的"）；也就是说，不服从运动的所有前提和现状，是"可以"不服从，不是"不可以"不服从——在毛这里，没有任何不服从可能性（遇罗克是不服从，林昭是不服从，但是，他们的不服从不形成"不服从运动"——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枪毙了——世界上没有人员悉数被枪毙的"不服从运动"。翻检所有这类运动，都是政治不严酷性的政治在起作用——枉顾这个政治不严酷性，就是一种东施效颦，很不严素，没有说服力。
于是，在排除了不服从运动之可能性以后，和平转型和正义转型之可能性就所剩无几了。一个更加简单的事实是，类似佛朗哥和希特勒政权，其内部，是不是可以和平转型之课题。这个课题，听起来有些个滑稽兮兮的！希特勒政权如何正义转型乎？
其实，这里仍然可以做出几个假设。
纳粹政权是德国乃至欧洲历史上一个插曲。从大的政治格局，国家均衡态势上说，希特勒颠覆了由俾斯麦制造的欧洲均衡国际格局。就像人们说的，如果希特勒死在童年，就没有战争；如果俾斯麦死在童年，就无欧洲秩序。
于是，德国的崛起等于俾斯麦主义和德国本身的死亡。
但是，希特勒的德国其文化分野，还是属于欧洲的文化和文化的民主形态。这个形态，使得德国的民主宪法和希特勒的崛起，不可以枉顾民主秩序——就像民主不是"最好"那样，即便希特勒利用民主，也无法让世人"证伪"民主。
也就是说，希特勒给民主带来的鸡肋和涂炭，并不能让他切割和绝断民主。然而即便是德国有着民主的脐带，恢复这个脐带的，仍然不可能是纳粹政权的内部改革，可以促成。
中国的课题，其实，比较德国，更形繁复和深刻。中国没有民主，没有上帝，没有文化传统中的这类元素；儒家的民贵，君轻，和民主毫无关系。所以，中国转型向民主，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历史和解构历史的文化之大课题——这个和消除割断民主的纳粹"转型"不同——何况，即便是德国，其实现反希特勒转型，只是依靠内部的力量，同样完全不行。这个思考，是值得严重关注的。
我们考察中国文化，在什么基调上，透过历史和民主接轨，是一个天大的文化问题，且关联到文化民主问题。这里暂且引纳陈寅恪大师的话。他说——
"夫纲纪本抽象之物，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起所以依托为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为最要者。故所以托者不变异，则依托者得以保存。……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急剧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恬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见 《白璧德与中国》）
这句话的意思是，依托，一旦失却依托，就不成其为依托。儒家和所谓儒家"民主"，在失却了国家和体制载体以后，这个文化传统和传统的变化，就会到来。这个到来，就是所谓的"德莫克拉'贼'"——就是"民疯"。这个变化，是无载体——或者毛载体之民主海市蜃楼般的体制空梦和体制戕害——所以，王国维先生为此痞子运动而状绝望之态。
这是民主转型中的文化问题——我们暂且撇开不谈。
那么，凡是依靠外力打击才可以转型、之类似纳粹政权之内部转型说，自然就被取缔了、否定了。
接下来，中共政权，是一种什么政权呢？其转型之可能性，和希特勒政权，是不是有的一比呢？如果我们否定了这个政权是纳粹式的，转型，或许可以实现——如果我们承认之有些个纳粹性质，转型，就会变得十分艰巨和徒俱幻想。换言之，排除此政权纳粹性质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呢？现在人们看见的中国自由说、中国民主说，又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反而言之，当我们具备马丁.路德金那样的美国宪政背景；当我们像甘地一样，朝着英国国旗宣誓法治精神，和被允许在教皇保罗.二世和瓦文萨双面旗帜下，参加示威游行和言论公域之时，我们的转型活动之可能性，才是值得被关注、认可和付诸希望的——否则，就是大无希望——在大无希望的前提下，如何实行希望中事情呢？这个课题，是至关重要的课题。如，我们的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护法"运动；我们万千网民完全没有言论自由的网络运动；我们完全没有宗教自由的民间教会运动——所有这些运动之伟大意义，我们丝毫不会否认和估计不足——只是，我们完全排除了这些运动的"不服从"性质。不！这些运动和甘地，和曼德拉，和任何和平运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中国特色的地下运动；说不上是会服从暴力，还是服从非暴力于不远的将来。现在就急下结论，说，他们肯定不暴力——还是言之为早，是不可靠的，一厢情愿的。中国人说，不是不抱，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抱——是暴力，还是非暴力，不好说！
也就是说，不像人们所说，不要暴力，就没有暴力了。
也不像人们说，要有秩序，秩序，就变成永恒了。
更不是说，人们不愿意看见天下大乱，天下就不大乱了——不管身后洪水滔天者，既得利益者，他们如果不作任何妥协，试问，这个转型，如何到来？世界上所有约规和条约，都是双方或者多方妥协的结果；和谐的政治织体，纠其要素，也是互相让步——试问，在宠幸阶层和党阀利益不做丝毫妥协的政治生态中，政治环保人士、和平主义者如何适应只有一方妥协，主导方不做丝毫让步的和解？世界历史上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先例呢？
现在，中国人喜欢批评民主。说民主不完善，不是最好，数量/矢量，不完备，云云。这是一种说法；跟进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专制，不是不好，只是要转型，在转型中，专制，可以容忍——不容忍，就是不正确——叫做，反对暴力，专制，于是乎，在于专制之否，等等。这些说法，似是而非。因为，民主本身的数量统计和因子考量，都是建立在前提大致如此——这样一个估计上面——并非完备主义、无限（完美）主义，等同于民主；这是一个常识（邱吉尔早有论及）。我们在观察西方学人白璧德主义时候，看到了这个观点。白璧德就是努力排除"民主完善论"的政治哲学家。他的一般性观点，就是批评卢梭式的民主和培根式的科学。他以为，科学主义的功利扩张和民主浪漫的滥情主义，是现代西方走向战端和屠戮的直接原因——他于是到中国儒家和印度佛陀，找出路。他的出路，是孔孟之道一类中庸之论。这个，暂且不去详悉。
白同志的观点，重要之处是，民主，既然不可以求全责备，那么，专制之中，难道就存在出发到民主之路吗？坏的，是比好的还好？抑或，好的，还是比坏的好？——这个简单的对比，成为民主和专制的绝对性质的比较——虽然，他们都排除了"最好"——只有幻觉中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才是"最好"——任何批评民主"不好"者，滑到毛主义理想和纳粹理想，只有半步之遥——那是历史上千百次轮回和证明的结果——给民主以不满意的抗争之例，就像曼德拉和甘地做的一样，他乃是民主故乡的产物，不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国家的产物。
就像白璧德所说，"培根虽然放弃了知识的全知（fullness of knowledge），认为这个对于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却用一种想象的方法将其转化为整个人类的知识选择和行为。"
"人并不是通过经验的数量积累来获得对于整体统一的理解，而是通过对变化多样性当中的生活的统一性或整体性的把握来获得。"（见 《白璧德与中国》）
将民主定义为全知的选择，无论对人对己——还是对待整个社会，都是妄说和幻觉。只有毛才会误会这一点——连墨索里尼也说，改造人性的革命，不存在。这一点，务必说得一清二楚。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