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长期实行了语言禁忌政策，从当年的红色泛滥到今天的特色泛滥，无不阉割着人类生动丰富的语言。作家王朔曾经开了一张语词禁忌表，罗列的是他讨厌的词语，包括民主自由理想道德等等凡几百个。面对网络语言的海洋，共产党依然在它能实施水害工程的渠道筑起禁忌堤坝，总共列在过滤程序中的语词有多少，它自己也说不准，因为它不知道明天将害怕或者忌讳什么。
但是，甚至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也患上了“语言禁忌症”——我看是这样。
如果不否认人们的利益有正当与否、合法与否的问题，不否认人们的利益带来了各种社会冲突，那么，就不能否认善与恶、进步与反动的区分。但是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后期极权政治”（李慎之先生不同意“后极权”的说法）继续颠倒是非善恶；另一方面，在相当一部分所谓的思想界人士那里，却被传染上了“语言禁忌症”。本来人类创造的每一个字词，它们本身的出现就表明都有一定的意思，都可以使用，但是，染上了“语言禁忌症”的这些人士，却杯弓蛇影地对待汉语字词，诸如“左（右）”、“革命（反革命）”、“人民”、“唯物（唯心）”、“二分法”等等等等，都是应当被净化掉的。有的甚至神经质到反对使用“我们”，例如不能使用“我们认为”而只能使用“我认为”，除非有明确的合作者或授权。诸如乌托邦、理想主义、人格榜样、道德楷模，总之，在毛泽东著作或共产党文件中出现过的“大词”，都至多只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只能在被嘲讽或被暗示为荒谬的意义上使用。
这种“语言禁忌症”后面隐藏着的，实际上是精神侏儒症——自由主义当然不是侏儒的。这些人士的典型特征是换一套语言来学舌，要么是古人的、要么是洋人的——当然又是依照洁癖有所趋避的。尽管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能写出漂亮的文章来，但我看多了久了，就只看到了他们的小聪明，此一时彼一时的机会主义。这种病症甚至扩散到了复杂的学术上，例如鲁迅曾经是一支光环，而胡适是黑篐，现在一些人士一定要倒过来才觉痛快过瘾。
这样的现象引起我的思考：假如泛滥的红色大词都隔离于一种似新犹旧的洁癖，那将会泛滥什么呢？此一时彼一时的机会主义究竟会坠落何处呢？
当下中国最现实的反动势力当然是专制暴富集团。这当然是一个新分化出来的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毕竟有了重大区别的统治集团，尽管还有红色的外壳——这外壳当然不是指专制，因为专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中共只是继承了秦始皇和搬用了斯大林而已。这个新集团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是胡锦涛声称过的永远高举毛泽东旗帜吗？不可能，当然更不可能继续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了。邓力群们如果有一点操守的话，一定要批判洋洋三卷本的《江泽民文集》才是；不批呢，除非共产党真能够幸运到说什么都不影响其统治，6000万党员全是大大小小的机会主义者。但是，人们的反抗不会停止，只要反抗在继续，毛泽东的遗产就有被“合法利用”的可能，尽管这种使用也是“实用主义”的。很难设想普京能够回到戈尔巴乔夫之前，胡锦涛如果真想学习朝鲜，那我真要佩服他的胆量了。早在他刚当上总书记的时刻，我的一位朋友就说胡是左撇子，我说不可能，我说他过不了暴富集团这一关。无论何方神圣，只要不准备突破黑箱政治，就只能继续被权痞暴发户阶级裹挟着。
于是，从例如康晓光明确警告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是“自掘坟墓”开始，中国知识界就有一部分能人，（按照例如罗素的说法：历来爱折腾总想压迫民众的人都是能人）卖力地为共产党的新统治集团建构新的统治战略。这个新的战略目前主要是将“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三个代表”、“复兴传统文化”、“让步政策”（所谓“新三民”、“工业反哺农业”、“关怀弱势群体”）、“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一心一意谋增长”等等，用学术语言加以拼凑整合。这个建构新统治战略的工作有哪些学者在做呢？一是经济系的“中国式新古典主义”，连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都不如的“中国式新自由主义”；二是政法系的伪宪政主义（强调秩序至上）与伪自由主义（反对突出公正的国家责任）；三是文化系的王道复古主义。
那些对红色大词染了“语言禁忌症”的人士，不乏权术谋士、学者专家、文章高手、名利之徒，除了一些青年难免有的知识主义糊涂，一些除了写文章有两下子其实思想浅薄骨子里图点名利则罢的，余则成为新暴富集团构筑新战略的生力军。他们的语言特色之一便是：不是去掉大词上的红色，而是直接抛弃作为中性语言的大词本身。
照了他们的意图，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
当下中国最重大的事务当然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千方百计打破权痞暴富集团的“邓小平三步走”美梦。从有理由加以戒备的意义上说：最近披露出来的中央党校周天勇等人捉刀的政改报告，就是这种战略意图的又一次投石问路。（周天勇教授平时发表的很多文章都是好的）此类报告以前有过，（例如潘岳、朱学勤们1999年提出的政改报告——按学勤的说明他只写了报告的前半部分，我阅读时就看到前后的不一致：前面说任何政党都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群的利益，后面却说“三个代表”好了）以后还会有，它们会有这样那样枝节上的不同，但其战略意图都不会改变——真正的例如党内的竞选、县一级的直选这样的民主，一定要拖到2050年！2050年之前则用例如各种各样的廉政花样来佯装改良。平心而论，比起共产党的红头文件来，这些报告多少都有真诚的改良意味，但是，相对于真正的普世宪法“人权自由民主法治”来，没有一项是有诚意的，考虑问题的基要无不在“暴发户们的不法财富就算了、不要计较了”。正由于基要在此，作为捉刀者与作为学者就总免不了很大的落差，平时无关紧要的言论中可以有普世精神，一到紧要处，尤其到了替官方捉刀，种种中国特色的权谋机心甚至可以理解的“良苦用心”，就纷至沓来了。
记得例如对方方面面了解甚多的学者陈小雅女士早些年就说过，中国的一大问题是知识分子缺乏坚定的民间独立操守。他的话似乎特别针对了“幕僚情结”、“入局意识”。我在《资格随想》一文中不无沉痛地流露了我的类似观察。一般善良青年哪里能够真切感受得到这些！想想所谓的百年四人的“新道统”说罢，孤立地看四位我都有太多的敬仰，但面对四点一线的新道统，我总觉得有了特别的回避——中国的事情有些只能靠悟性才能把握住？明显的不对劲也许就是公正的淡薄罢，最明显的不对劲是“告别革命”？我交往少，全拜信息社会之赐，从公开的煌煌言论中嗅出中国的名堂，真正要紧三关上的名堂，意在言外。（难怪一些李敖式人格竟是看起来蛮像样的诗人、作家、学者！）有名堂的人都不在言中见面啊，言在文中，意图与人格却在言外行中啊！难怪鲜明的“共同底线派”少之又少。
一些大词果然能抛弃吗？以为卢梭应当对法国革命中的残忍负责，以为马克思的思想应当对斯大林极权负责，以为新文化运动或者五四风潮应当对毛泽东极权负责，这不是唯心主义是什么呢？这里我当然要强调说：现实共产党作的孽也就是我最近特别引用到的扬帆的研究成果——共产党腐败掉了民众的60万亿财富，当然不能由我前面说到的经济系、政法系、文化系学者们来负责，甚至顾雏军们给学者们的出场费说到底也不能由学者们负责。这一清醒的认识，首先是由共同底线的代表性学者秦晖先生提出的，可见这位没有宗教信仰的学者怀有的心胸境界！
二分法固然不是通则，但很多地方当然是二分的，例如特别中国现在这样的阶级社会，当然是分为压迫与被压迫两方面的，深刻一点看，例如宦官篡政自当别论，否则，正如得宠的太监依然是太监，很多被利用的知识精英其实也是被压迫阶级的，这一点在分析知识分子群体时应当引起特别的注意。所谓教授不如科长，院士不如处长，深刻在谁是权力链条中的基本环节。这样的阶级观一定会导向残酷斗争吗？哲学上的一分为二果然是全面专政的指导思想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革命果然与自由宪政的路径水火不容吗？当年英国的托利党当然是这样看的，但严肃的思想者谁会将托利党认作自由党呢？（有学者指出：面对托利党，自由与平等是一个意思）谁会将斯托雷平的改革新政视为自由宪政呢？何以中国的一些人士总是将私有化，且不问公正与否的私有化，视为宪政民主的前提，不是太让人生疑了吗？在这一点上，倒是中国的托利党党魁邓小平的神经还有些刚性，他甚至滑稽地将增长视为革命哩，当然他同时也基于“特色约束”，意识到如果中国出现两极分化，必然要引起革命。我曾针对中国转轨的“特色约束”提出：人们不可能跨越式致富，否则，必为非法致富。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甚至科学家发明家基本上也没有跨越式致富的，最近看到哲学家罗素也有相同的论述。坦率说，我不相信什么经营神化，即便比尔·盖茨，其致富过程也与共产党鼓吹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式跨越式致富风马牛不相及，我相信人的能力差异在物质财富上不至于造成阶级分化。英国的托利党、美国的洛克菲勒党都是不法之徒，如果这样的财团当政而又没有政治上的和平调整空间，这样的团党势力就只能是革命的对象。
大词很多，兹不一一。总之，需要去除的是染在大词（文学上也叫宏观叙事？）上的红色，而不是大词本身。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语言是人的家园。我看这是海德格尔们的玄思癫痫。我不以为然。我的看法太俗气：只有大自然和人的生命体，才是包括语言在内的人的家园。语言本身是中性的，大词的是是非非是一个语境改造问题。人们不可能因为手可以打人而砍掉手，不可以因为性器官有强奸功能而实行阉党主义。20余年来中国的伪自由主义者们哪怕是自闭性的大词禁忌症，与共产党的文化逻辑一样，都是荒诞的语言阉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