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八九事件不予镇压，中国今天的稳定繁荣就不可能得到维系。"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官方说词。但实际上如果"八九学运"未遭镇压，至少中国现在无处不在的贪腐现象多少就会得到自上而下的有效遏制。"八九学运"之所以能得到万人空巷般的民众支持，最重要的一点，无非是学生发出了各阶层民众郁积于心的同声呐喊——"反官倒反腐败"。然而，自当局不惜用血腥镇压替所有贪官大出这口恶气之后，大小贪官们方才感到解除了贪腐的舆论压力，从此可以放心地"腐败"去了。
八九之前的官员贪腐现象不过只是大多停留在几十万几百万的概念上，而八九之后的贪污数额则如中国现在的股市泡沫一样一路飚升，先是胡长清的四百万，尔后是成克杰的四千万，再后来是陈良宇的涉案上亿万。然而，官员的普遍性贪腐现象时至今日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不再引人震惊。因为官员的贪腐在中国实在是太普遍太常见了！以致于有一次在聊起这个话题时我竟被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如此诘问道："你没坐到那个位置上，就不可能有他那样的感受。如果你一旦坐到那种高位，难道你能保证你到时一点都不想贪吗？"我哑然失语。在中国腐败盛行的"潜规则"下，我的确难以保证自己不会滋生贪渎之心，因为我也许会不自觉地陷入既得利益阶层的游戏规则之中。我能想象，如果你不愿入流，那么，腐败制度的车轮也会随时将你彻底淘汰出局。因为今天中国的腐败现象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制度性的腐败了。出于人性本善的心愿，我宁愿相信前总理朱熔基所说的"希望做一个清官"是源于他内心的真实愿望，但这样相对而言的清官却终究是难以入流的官场另类。朱熔基也只能为了实现他的清官梦而选择趁早走人了事。
难怪有人说，跪着的人民才期待清官！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正由于老百姓都是跪着的，不会自己为自己作主，所以才会成全清官的所谓名声。而我也可以说，正因为老百姓都不能自己为自己作主，所以才会无可奈何地成全更多的贪官放肆一贪的制度性宽松环境。
想起前两年我从一位检察院的熟人口中不经意地了解到，现在地方检察院对五十万元以下的贪污案都已不成文地形成默契：懒得立案了！当然对于贪官来说，区区五十万算什么？太不"与时俱进"了！而殊不知五十万，哪怕就是五万，对于山区失学的儿童，对于城市无数弱势群体的生存，都会成为久旱逢甘霖的福音！
"八九学运"若从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的局限看，它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对当局的执政基础或合法性在客观地提供着帮助。因为学生们一不反对共产党，二不提推翻现行体制。至今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哪一位当年的学生领袖刻意否认过。如果当时当局有雅量采纳学生的建议，而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直到学生绝食七天之久才姗姗来迟"（学生领袖熊炎语）与学生见面，那么，接下来的情形肯定会大不一样。如果说八九学运一朝成功有可能对因制度性保护之下的官员贪腐还多少有所遏制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制度性的腐败大船已在高速驶入一条冲向不归路的悬崖之壁上……
屠城之后，我曾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一位从国务院离休的老干，他和我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语："如果八九学运时周恩来在世，是绝不可能走到这一步（即六四屠杀）的"我问此话怎讲？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不要说让学生等到第七天才出面，按周总理的处事风格，他第一天就会主动去天安门广场面见学生，记住，是天安门广场，而不是七天之后的人民大会堂！那么，你想想看，后来的事还有机会发生吗？"我想，姑且站在他以体制内思考的立场所作的假设前提下，我是很难找出批驳他的这一预设根据的。然而历史毕竟是不能假设的。对当局而言，当初失去的机会是永远失去了，未来希望得到的谅解将永远也不会再次得到。六四终将昭雪，屠夫难逃审判。
现在几近黑色幽默的情形是，当局至今坚称"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然而除北京政府以外，全世界一致公认天安门发生的事件是"大屠杀"。若从当局的角度去思量，我们也能感觉这件天大的事已经成了他们揭不开也绝不愿揭开的政治伤疤。这从当初的定性"反革命暴乱"悄悄改为"政治事件"，继而又不动声色地改为"政治风波"的用词闪烁中就可看出当局刻意掩饰其恶的难堪面目了。
"八九学运"开辟了一个时代。然而它并非仅仅属于学生的范畴。它代表的是八十年代那一批有血性的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许许多多普通中国人的民主之梦。虽然由于它提出的政治口号所代表的时代局限性而为其埋下了失败的伏笔，但它作为一束闪亮的导火索，第一次点燃了中国民众对体制性腐败的公开怒火，首次以面向世界的姿态公开阐发出对融入世界政治文明大潮的强烈渴求和呼吁。这是活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主意识的可贵觉醒。因此，八九的意义不仅在于唤醒了民众对民主及其生活方式的追求意识，而且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理性平和的闪光。自 49年以降，中国人从来没有像八九年那样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 、尊敬和同情。期间产生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五四"运动。虽然在国内现在的政治高压下，民众普遍不敢也不能为此而发声，但只要宇宙间还有日月星辰，还有岁月更替，独裁当局就不敢在这段敏感时期掉以轻心，所有有良知的大众也不会因此而停止不屈不饶地抗争。知名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伟大意义也即在此。
尽管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界瞠目，但其在民主政治等普世文明上却始终无法令世界认同。如果当时八九未遭镇压而成功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其后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不但不会因政治体制的束缚和 垄断而导致腐败这种社会毒瘤任意泛滥，贫富悬殊愈来愈大、发展模式弊端丛生，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有可能像今日台湾那样逐渐实现和平转型。而现在当局在群体性抗议事件频发，社会不公所引致的基尼系数风险逼近临界点的情况下，最好的转型机遇已因独裁者的本性和短视而白白断送，今后若有重大的改变也许很可能不是和平转型，而是天翻地覆彻底动摇统治者根基的暴力转型了。或许正因为强烈地预感到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故而现在不论是身处何种职位的贪官们都事先为自己预留了多种投奔西方的后路，看来他们都还没有笨到把钱只存在国内银行的地步。这也就造成了现今大凡有贪官落马几乎无一例外准能搜出多种护照的原因所在。当前几年副省长胡长清被查出有 5本他国护照的时候，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则早已不甘人后，"与时俱进"地藏有25本护照傍身了。可见在没有法治的中国，连贪官身在体制内也未必能有真正的安全感。
只要社会不能实现相对公平，只要贫富悬殊依然在不断扩大，只要社会公共舆论依旧只能被迫发出规定发出的那种鹦鹉学舌之声……那么，当局试图追求的"社会和谐"就永远不可能真正来到。
其实，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多党制衡的问题。这甚至连体制内的某些正直有识之士如毛泽东前政治秘书李悦等人也十分清醒地明了。没有独立于共产党的其他政党（除共产党领导下的花瓶政党——"民主党派"外）来实行监督，腐败的问题也好，和谐的愿望也罢，就只能是愚人也愚己的空洞臆想。而且，一旦再有大规模的"八九风波"重燃中国大地时，最后被血洗的很可能就不仅仅是学生和老百姓之辈，而是独裁者自己。罗马尼亚的暴君齐奥塞斯库今可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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