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上网读了一些回忆６４的文章，特别读到成都读书会书友谭作人先生（"天安门大屠杀的幸存者）的泣血回忆《１９８９：见证最后的美丽》（连载于"自由圣火"网站），我不得不暂时放下案头工作，赶写下这些不能忘记不应忘记的文字。
不写，似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１
两年多前，杨远宏先生第一次参加成都读书会的交流，当晚打电话给我的第一句话是："钰樵，我以为四川作家都死完了呢！"十八年前，四十岁刚出头的杨远宏是四川作家签名声援学生、省作协上街游行的组织者之一。十八年后，杨远宏在传播普世价值、捍卫记忆、促进中国社会转型、扶掖新人诸多方面，还是像十八年前一样激情不减。
２００５年６４当天，我与王怡、黄维才等十余书友，在成都郊区某处悼念６４。晚上回家时，在宿舍收发室门口遇到一个我的电大学生——他等候我已很久——他冷冷问我："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
我答："没有忘记，我们已经悼念了。"
我向他解释，之所以没有叫上他，是考虑到他现在的处境（国营金融单位，刚刚提升为中干）。他说，我带了十六根蜡烛和纸钱来了。
啊，红烛！
十八年前６４凌晨五时许，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揪醒，正是这个今夜带着十六根红烛的学生，他在电话那一端嚎啕大哭："周老师，他们开枪了！他们杀人了！"
当晚，我和他，还有一些朋友和学生，在郊外某处点蜡烛烧纸钱悼念亡灵，一片哭声中，我大声讲了，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李鹏，谁下令开枪谁就是杀人犯，屠刀永远不可能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从今天起，我们每年都要悼念６４，决不仅止于悼念。我将每年递增一根蜡烛，直到真相弄清，杀人犯受审为止……
我没有食言。我的朋友们没有食言。
去年６４之夜，十几个朋友在一间民宅悼念６４——有祭文、有悼词、有悼诗，其中还有一篇十七年前某书友写后张贴于成都闹市的《通缉李鹏书》。十七根蜡烛静静垂泪，悼文、悼诗飞灰之时，沉重与慰藉一气，悲愤同昂扬共生，十七年的坚守啊，就因为坚信总有沉冤昭雪的那一天。
２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绵延线上，只有１９８９年的６４民主运动当之无 愧算得上真正的全民参与的时代活动。同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相比，它的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大，目标更明确，行动更理智。这不是两个阵营的交锋，而是良知与愚顽的抉择。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精英还是庶民，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都面临着灵魂的拷问。
１９８９年５月初，年轻的评论家张义奇来到《工人文学》编辑部（我时任该刊特邀编辑），见一干编辑还在按部就班地边品茗边看稿，忍不住大声说，北京学生在争民主，北京市民在声援，你们怎么还无动于衷啊？
诗歌编辑龙郁突然把茶杯一摔，大声说，上街声援，不然太窝囊了！
其余编辑把目光转向主编张行可。
张行可，这位在部队长大的南下老干部，毫不犹豫地表示，上街游行，声援学生！
《工人文学》是成都第一家上街的文艺单位。当《工人文学编辑部》的横幅在大街上和人民南路广场沐风浴日的时候，广大市民和学生掌声不辍、夹道欢迎。
张行可也成了市级机关最早被清查的对象。"党籍"也差点耍脱。但他至今无怨无悔。他已经七十七岁。是成都读书会年龄最大的书友。前年还作过《纪念胡耀邦》的专题讲座。
《工人文学》编辑部上街以后，不少杂志社、报社、广播台、电视台亦相继上街。省作协主席、老作家马识途在报上撰文，呼吁继续游行，直到政府"让步"为止……大专院校的老师也上街了，北京的冰心也喊出"学生爱国，我爱学生"的声音。我所供职的《成都工人报》社，记者、编辑上街时把记者证醒目地撇在上装左包上。
我的一个朋友是台商，不便公开出面，就叫人熬稀饭，蒸馒头，给广场的学生送去。
老诗人孙静轩在成都游行后，又带学生赶火车去至北京天安门广场，他要与学生"战斗在一起"。
每天几十万、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居然没有发生什么交通事故，真是奇迹。
成都有份街头广泛流传的"小偷罢偷宣言"，说的是小偷被感动，宣布罢偷多少天。当然，这只是个花絮。
６４学生运动初期，一天晚上，作家贺星寒叫我去他家，在场的有林文询、江沙、段德天等人。去后才知，星寒建议今晚就去人民南路广场声援学生，有人提出，我们就八、九个人，太少了；何况连白布都没有（商店已经关门）。但多数人认为，不足十人也可以去嘛，就算表态也应该。贺星寒说，白布，我这里有。他当着大家的面把被盖撤了，用剪刀把被里剖裁；江沙把几张报纸捏成一团，在墨汁里裹了又裹，在用白被单连成的横幅上写出"四川作家声援爱国学生"字样，不知谁弄来两根横杆，撑上就走。
成都人民南路人山人海，可谓寸步难行。奇怪的是，大老远看见"四川作家声援爱国学生"的横幅，摩肩继踵的人群自动闪出条通道，我们八、九个人，一条横幅居然畅行无阻，掌声使人们热血沸腾，彻夜亢奋。可能不少人同我的感觉一样，中国民主的盛大节日既然已经光临神州大地，让我们把全部的爱献给她吧。
当然，天真如我者，无论怎么设想，都无法想象邓小平会丧尽天良下令开枪杀人。我的依据是如此简单，而且还把它拿来同报社的同仁辩论：毛泽东的屁眼够黑了吧，他在"四五"事件时，也不过叫首都工人用木棍、棒棒打学生市民嘛；邓小平再黑总不会超过毛泽东吧。
我的结论是：邓小平肯定不会下令开枪杀人。
我的誓言是：如果邓小平果真杀人，我将用后半生来清算他和他的基础。
我对邓小平的判断错了。完完全全错了。
我的誓言我正在坚持。我将毕生坚持。
今年６４，我将点燃第十八根红烛。
３
去年底成都读书会一次讲座临结束时，我讲了几句话，大意是，我要谢谢邓小平，是他的凶残使我顿悟……
我是喝着"狼奶"长大的。如果不与所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分道扬镳，我现在还会过着表面光鲜实则傻不兮兮的"幸福"生活。６４大屠杀开始时，我把目光聚焦在邓小平、李鹏这些杀人犯身上，甚至以与邓小平"同为四川人"为耻。随着岁月推移，真相了解越来越多，书也越读越多，愤懑之中逐渐梳理，初步形成一些思路——
从哲学层面看，６４大屠杀是"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交锋。"斗争哲学"获得了暂时的"大获全胜"。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阶级斗争"四个字。由于中国是一个没有真正哲学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缺乏哲学思考的民族，毛泽东才能运用他的所谓哲学思想反复强奸中华民族的心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六亿人民，不斗行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邓小平本人不读书，没有什么"理论"，他一生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是"毛泽东思想"。纵观邓小平一生，哪一次"与天为敌，与地为敌，与人为敌"的活动离开了邓小平：清查AB团、延安整风、镇压反革命、镇压"一贯道"、三反、五反、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四清运动，反修运动……在这些体现斗争哲学的活动中，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信徒和最得力的助手。毛泽东说他是"难得的人才"，决非谬夸。
邓小平一生也否定过一件事：文化大革命。原因很直接：他被"文革"撞了一下腰。但凡他参与或领导的，比如"反右"，他是决不否定也不会"平反"的。这也可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对刘少奇、林彪、陶铸等下狠手，独独对邓小平网开一面。他是否有种预感，邓小平才是"斗争哲学"的衣钵传人。
"斗争哲学"有一个特点是善于制造敌人。６４大屠杀后，"暴乱分子"多如过江之鲫，抓不胜抓。
"假象敌"太多，执行者也拿着实在难办。
６４期间，我在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代课（兼职），听说当时成都教育界最年轻的副教授肖雪慧老师也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我那时还不认识肖雪慧。有一天下课后，一个外地学生满脸悲戚地告诉我："周老师，肖雪慧老师被抓了！"说完他蹲在地上，双手蒙着脸呜呜大哭……
几天后，又是这个学生到报社与我告别，说有关方面正在找他（他是该校学运负责人之一），同学们凑了些钱，劝他"暂避风头"。我身上只有二百多元，全数给他；报社副总编江功举目睹此景，二话没说，把身上仅有的一百五十元给他……
我送他离开时，安慰他："黑暗会过去，我们还会见面的。"
十八年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学生。
噩耗相继传来：四川师范大学高尔泰先生在南京被抓；四川大学冯川老师被抓；四川工人日报编辑傅金元被通缉；改革时报新闻部主任高小勇失踪……
一天上午，已经隐居在青城山普照寺学佛的何洁女士突然到报社，把我叫到一边，悄悄问我："钰樵，有没有人需要躲，如果有，交给我，我来安排。"十八年前的情景今天记得清清楚楚。连与世无争的佛家弟子都不避风险挺身而出，邓小平李鹏之流，你们造的孽实在人神共怒天理难容啊！
又一天临下班时，女作家傅蜀亮突然到报社，交给我一个厚厚的"档案袋"，拜托我"保管"，说这是她６４期间写的文章和传单底 稿，请我"妥为保存"。我问她，你有难了吗？她答，现在还不清楚会不会抓我——我是机车车辆厂（她供职的单位）工人上街声援学生的组织者，也是这些文章和传单的起草人，他们近几天对我盯梢，还来过我家，我把这些东西拜托你保管，我好与他们周旋……
我接过这"档案袋"，像接过四世单传的婴儿……
６４期间，成都同全国一样，稀奇事层出不穷：交警经常不在岗，但交通事故特别少；自行车随便放什么地方，丢失的很少——不知是不是小偷的"暂时罢偷宣言"在起作用？在人民南路广场静坐，总有人（多数是老人）送来茶水，稀饭，决不留下姓名；我在一家小吃店吃饭，店主问，你满头是汗，才游行了吗？我答是。结帐时他只收十元，尾数（二元）免去，理由是"就算尽力吧"。
邓小平大屠杀前，初步体现的"和谐"让人感慨万端。这像"反革命暴乱"吗？这像"暴力夺权"吗？
４
没有准确数字能够概括出究竟有多少城市、多少人次介入和平的、基本有序的游行。有人认为６４是专制制度与民主宪政的一次较量，我以为不是。从学生、市民的口号、传单、行动可以看出，导火线是胡耀邦之死，诉求从"反官倒"、"反腐败"、"反特权"开始，过火一点的仅仅是反对"垂帘听政"，随着民主运动的深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渐渐增多，但提法并不激烈。如果定位为独裁专制扼杀民主诉求，也许更恰当一些。
今天我们回顾，除了哲学思索外，也应从制度层面剖析。邓小平敢于叫嚣"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除了他是毛泽东思想"斗争哲学"的传人外，他更是一党专政制度的强势体现者。
一党专政制度的特点是，由于缺乏执政合法性，统治者总是欺骗与镇压两手交替或同时使用，而根本目的则是维护"金字塔"尖上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
镇压总往往是最后的手段。邓小平退到"二线"后，还可以主宰前后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他比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毫不逊色。他所凭托的正是一党专政制度。一旦社会活动危及与他终生相伴的制度时，他的唯一选择必然是镇压——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从某种角度看，可以说是制度推动了邓小平的抉择。
我手上有一份"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的《惊心动魄的５６天——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至６月９日每日纪实》的官方资料。仅仅以下数据就会让一党专政制度维护者心惊肉跳：在４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后，４月１７日至５月１９日，全国有近８０个城市，５００余所高校的１５３万人次上街游行。"５月１６日，北京。当天，游行参加者累计达１０多万人次。""成都。三、四千名学生上街游行。""郑州。十余所高校的９０００多名学生陆续上街游行。""上海。晚上，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四五千人上街游行。""沈阳。下午，二十所高校二万五千多名学生游行至省政府广场。""哈尔滨。十二所高校的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再从口号看，由"反官倒"、"反腐败"、"反特权"开始，到"反对专制"、反对独裁、还我民主、还我人权"，再到"取消报禁、新闻自由"，"要民主，要自由"，"取消戒严"、"打倒李鹏" "小平下台""反对法西斯"……当民主运动已经触及到制度的改变时，邓小平的狰狞嘴脸必然呈现獠牙。制度的魔手与杀人犯的契合是不言而喻的。
邓小平在６月９日接见戒严部队时说："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二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邓小平毫不掩饰，他下令杀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制度。他避而不谈的是，在普世价值已经深入人心的二十世纪末期，用机枪、坦克残杀手无寸铁和平游行和平请愿的市民学生，是犯了反人类罪还是其它罪？
几十年前，陶行之先生在《中国的人命》一文中写道："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那就是人的生命。"毛泽东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在天安门城墙吼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什么叫"站起来"？
行之先生在上文结尾处写道："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由是观之，迄今为止，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真正"站起来"。１９８９年的６４大屠杀，是邓小平在没有"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口再狠很补上一刀——刺向民族的心脏。
他不是杀人犯谁还是？
５
６４大屠杀前，成都社会相对稳定，治安案件减少，交通事故不多，有点"和谐"的味道了。
６４大屠杀开始后，有的人被抓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被"审查"了。６月５日深夜，"位于闹市区的人民电影院突然起火，第二天下午，有人在四川展览馆放火；还有人哄抢天成金店……""歹徒"据说都被当场抓获。有人怀疑是当代版的"国会纵火案"。
同时，全国"打砸抢"案件增多。
各地都"当场抓获一批打砸抢分子。"
成都一个"分子"叫周国聪，时年十六岁。被抓后死在狱中。他的母亲不断申诉，去年获赔人民币七万元。他显然不是"分子"。
十八个春秋转瞬即逝。
我们每年悼念６４，我们苦苦寻觅６４发生的根源：有哲学的、制度的、文化的（含国民素质），独裁者个人品格和心理的……
邓小平早已死翘翘了。但６４真相还被掩在谎言的云山浓雾中。近期香港一个叫马力的小虾米蹦出来，否认６４屠城说，甚至用"猪"的比喻来侮辱６４的先驱者，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反弹。
官方罕见地保持沉默。
十八年期间，官方对６４定位在缓缓降调：由"反革命暴乱"降为"动乱"，再降为"风波"，再再降为"事件"；后来，干脆闭口不提——但愿全民都患健忘症！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当今报刊使用频率较高的政治术语。理论上我不能反对，但是，行动呢？连邓小平也会装模作样喊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孔夫子也早就说过，"吾始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吾今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６４是一道坎。
６４拷问每个中国人的灵魂。
当我点上第十八根红烛的时候，我会本能地仰望星空。我的灵魂将飞升，同那些点燃蜡烛的灵魂汇合；我将默默祈祷……
成都读书会文友 周钰樵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８—５月２９日急就
